2014年，张定浩出版他的第一本书《既见君子》，作为读者兼朋友的肖海鸥同他一起来到先锋书店五台山店做新书分享活动，主题借用了张文江老师的一句话：好玩的是我们自己。
十二年后，《诗的开端：如何理解<诗经>》同二人回到“诗的开端”，回到五台山店。彼时的读者成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写作者自白经历漫游和“迷失”，再又把自己放入学习时代，多年读与写集成于这本书中，在先锋书店的现场向读者一一道来。
从《既见君子》
到《诗的开端》
肖海鸥：《既见君子》和《诗的开端》都是写中国的古典诗歌精华，《诗的开端》则是一次更系统性、也更有野心的努力。你认为这本新书和十二年前《既见君子》时期的写作有何不同？十几年的岁月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张定浩： ”既见君子”这个词也来自诗经，但当时我的写作更为随性，人到中年如同但丁所说的“迷失在黑暗的森林中”，写作相当于一个迷失的中年人试着找回清晰的方法。因此，《既见君子》带有更强的自我属性，即便它是大量阅读过后的产物，也像是一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作者: 张定浩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4-1
相比之下，《诗的开端》偏向于以学习的态度、逐字逐句地将有关《诗经》的内容讲清楚，它更为朴素，但依旧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与这个时代发生关系。
这本书中主要的篇目是在疫情之后写的。那时，我忽然又觉得自己与《诗经》当中的一些篇目更加亲近，读起来更有感触：同样是处身在混乱时代当中的知识分子，古人如何处理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如何安顿自己。
肖海鸥：你说《既见君子》是一个更性情肆意的写作，然而我们大部分人年轻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成之后开始发挥自己。但我认为你恰恰相反，写出《既见君子》拥有一大批读者之后，你完全可以肆意随性地继续写下去，但你用了很多年时间回到学习的状态去读《诗经》。
张定浩：《既见君子》的开篇写到“迷失”，一个人在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结束之后就会有这样的迷失。离开校园、工作了几年，人仿佛安顿下来了，这时候反而不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后来，张文江老师对我说，这是因为我过早结束了学习时代——不要把从学校毕业当作学习时代的终结，而要尽可能长久处在学习状态当中。
而继续学习时代的方式，借用物理学家惠勒的话说，“要理解一个新的领域，就去写一本这个领域的书。”但是，与过去古典学者输出著书不同，当代人所能接收的信息量太大了，我们不可能将所有东西都学好以后再开始写作，写《诗的开端》也是这样，并不是等我成了一个优秀的研究学者才动笔，而是产生兴趣后尝试去写，在写的过程中大量地阅读和学习。
面对《诗经》，曾经我也有过一种简单的误解：历代那么多人已经写过了无数的注疏，我还有什么可写的？然而，如果你读过足够多、比方说100本历代注疏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反而有更多的话要说。这是非常奇特的事情，也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所在，它的内里依然有无数的缝隙与可能，而且诗歌的美不因为层层剖析而稀释，而是在各种解释当中让你觉得更加精彩。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解释会让它更加丰富？这是因为诗歌有用文字写出来的部分，也有沉默和通过沉默要表达的东西。所有的言辞都是有限的，这源于言辞本身的局限。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把字里行间那些沉默的东西表达出来。
肖海鸥：我们原来想过一个书名叫“诗可以言”，现在是这本书序言的标题。很多诗歌读者、尤其是当代诗的读者，认为诗总是极其炫酷的、读不懂的、晦涩的或者是各种意象的串联。但就像定浩在书里所写的：一首好诗是有力量的言辞和有力量的生命的结合，当它被逐字逐句讲述时，就能帮助我们学会更准确的表达与更深刻的交流。
张定浩：我想补充诗歌本身的一个特点。诗歌不是一种知识，并非我把一个事情灌输给你、你只需要接收——诗歌是一个关系，它邀请你进入到这个关系里面去，需要你自己的参与。好比一个建筑，它有“空”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沉默与不可说，它也有字词这样坚实的结构，解释者可以将“空间”和“实体”同时还原出来，但在还原之后，解释者要后退一步，让读者自己进入诗歌，亲身去感受。对于诗歌来说，更重要的是这种感受力的培育。
文学的传统
也是人生的传统
肖海鸥：下面我们更具体地谈论一首诗，我在这本书当中的受益之一就在于，从定浩挑选和解读的这二十多首诗歌中，学会去欣赏更多的诗，习到读诗的方法。
张定浩：因为今天在南京，我就想聊一聊《风雨》，这首诗也相对比较简单。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国风·郑风·风雨》
我们都知道鸡在早晨会出来打鸣，即便是风雨天，它也会叫，打鸣遵从生命的内在节律，不会因为刮风下雨的外部环境就发生改变。因此，这首诗在汉代的解读并没有什么争议，普遍都认为它谈的是“乱世当中君子不改其度”。
但到了宋代，国家走向更加集权化管理的时代，朱熹把这首诗解读成“风雨夜男女幽会私情”。朱熹的《诗集传》影响很大，后世的明清学者几乎是遵照朱熹的讲法来解读诗经，唯独在《风雨》这首诗上反驳。
为什么他们都反驳朱熹？自古我们讲“经史合一”，中国的经学和史学是一致的。近代学者张尔田有一本著作叫《史微》，其中写“六经皆史”，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学问，最后要归到史学上，而他所谓的历史最终是成就在具体的人身上的。正如《史记》开启的列传传统，史学所记述的，正是人如何在经典义理的指引下实践，塑造完整的生命个体，再以这样的生命感召后世。
回到《风雨》，在魏晋南北朝乱世，这首诗被各种人在生命的危机时刻所吟诵过。在这个意义上，它就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首讲男女私情的诗，而一定有它本身的政治面向与社会象征。南北朝有一个大臣叫袁灿，面对当朝荒淫的君主逼迫大臣当众裸身追逐取乐，他没办法，只能一边被迫奔跑，一边吟诵“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南梁简文帝萧纲，父亲萧衍在侯景之乱中被杀，自己也被侯景囚禁，他在囚禁之中写下一封绝命书贴在墙上，同样也引用《风雨》中的这几句。
如果《风雨》仅仅是讲述男女私情的情诗，它就不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精神力量，不可能支撑人们面对人生的晦暗时段。我们现在有很多说一套做一套的文学人物，他可能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文字，只是把文字当作追名逐利的手段。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字是可以用来指导读书人的言行与生命的。真正好的中国的文学传统并不只是文学的传统，也是人生的传统。
《易经》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也是在我们的古学里反复讲到的，一个人要回到自己身上，不怨天不尤人，用尼采的话说也就是“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些都是阅读古典带给我的一些启发。
“关雎之事”
肖海鸥：在写这本《诗的开端》的过程中，有哪首诗让你推翻了原来作为一个朴素读者所构成的印象？
张定浩：如果不是写作，很多篇目其实读完也就过去了，留不下很深的印象，如果说认知有改变，可能是因为曾经被耳濡目染。比方说《关雎》这样的诗，大家都太熟悉了，一开始我甚至有点抗拒去解读，觉得没有新的阐释空间。但阅读大量相关文献之后，我才发现，这一篇完全可以摆脱“后妃之德”等各种各样的解释，焕发出新的现代意义：看到一个人如何被美一点点引导着上升。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过去很多解读把它理解成求而不得之后的消沉痛苦。但换一个角度看，求而不得之后，“辗转反侧，寤寐思服”恰恰是一种积极的对策，一个精诚投入、反复思索的行动过程。
他的下一步是什么呢？是“琴瑟友之”。他不是用钱或是各种外在的事物去俘获“伊人”的芳心，而是用精神的方式感化说情，先从朋友做起。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想法，和19世纪浪漫主义的态度很相似，即婚姻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到“钟鼓乐之”，“琴瑟”属于室内私人的乐器，而“钟鼓”是广场之上的公共礼乐，这也指向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也是两个家族的联结，它要从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的场域。
我们可以看到，婚姻这个概念在《关雎》中既有民主的“琴瑟友之”，也有社会性的“钟鼓乐之”，甚至于到了最后它也没有将婚姻视作一个终点，而是个体迈向公共生活、成为社会人的新的开端。
《孔子诗论》中评价《关雎》只用了一个字——改，认为这首诗所写的是人在“窈窕淑女”的引导之下，不断改正自我，变得贤良。这个过程就很像歌德所说的“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就会发现《关雎》完全不是一首陈腐的诗，而可以是与现代人情感息息相关的。
在阅读这样的名篇之前，很多人都有着潜意识里的“前理解”，这里的理解可能来自从小的教育，也可能来自媒体大众的耳濡目染，这样的理解其实是脆弱的、流动变化着的。我们只能在阅读和表达的过程中将自我的理解不断打碎重组，建立起一个新自我，因此要随时准备好接受新的东西。需要警惕的一种状态是，我们带着自己的理解，看到别人一致的想法便觉得讲得好，一旦观点不同就认为是对方的错误——就算读得再多，都只是在照镜子，而不是真正的阅读。
本期图书
《诗的开端：如何理解<诗经>》
作者: 张定浩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诗的开端》是张定浩在《既见君子》之后，更为系统的、溯流而上的写作。他以赋的方式，将《诗经》中一些他认为重要的诗篇逐字逐句讲解。目标是讲出前人所未讲之处，不仅疏通文句，更要贯通诗意，讲明这些诗何以成为诗，并从中体味诗味；在这样的理解与体味中，求得某种属于诗的统一，文字、 句法、音韵、气息、意思、感情等多方面的统一。
本书不仅是关于《诗经》的解读，而且也是一部关于“如何读诗”的方法论示范。一首好诗是有力量的言辞和有力量的生命的结合，当它被逐字逐句讲述时，就能帮助我们学会更准确的表达与更深刻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