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搞强推土地流转，老人种地也能对接现代化
B市M县，地处皖北地理中心，到周边六个市的中心城区距离都在100公里左右。全县耕地约220万亩，是全国产粮大县，也是全国较早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的示范县。
十多年前，和安徽很多地方一样，M县也经历过一轮行政力量主导的大规模土地流转，留下了不少问题和教训。从那以后，当地的土地流转一直处于自生自发的状态，没有再用行政力量强推大规模集中。
目前当地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农业经营体系：老人家庭经营是基本盘，自然村内分布着少量大户、中农、专业大户，还有个别农业企业。不同经营主体共同存在，没有出现单一主体替代小农户的情况。
当地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也十分发达。2015年安徽全省实施农机补贴政策，农机价格最低的时候，大概四折就能买到，这直接推动了农机服务体系的快速发展。现在，中农主要服务周边的老人农业，专业农机合作社则服务种植大户，还能面向全国市场提供配套的耕作社会化服务。不同经营主体，都能找到对应的社会化服务支撑。
这样的结构，可以作为理解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先行样本。它带来的启示是，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一定非要消灭小农和老人农业，家庭经营、适度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之间，可以形成多层次的组合，各自发挥优势。
二、“东店西厂”：制造业悄悄下沉，进村了
近几年当地产业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没有依靠政府大规模招商引资，一批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且进一步下沉到县、乡、村各个层级。
这种现象被概括为“东店西厂”。销售端和部分设计端依然留在东部沿海，生产端则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对这类企业来说，流通成本影响不大，劳动力成本和用地成本才是关键，下沉到乡村刚好能满足需求。整个转移过程以自发为主，并不完全依赖地方政府的招商推动。
这种转移刚好和当地的劳动力回流形成适配。随着家庭生产方式变化，一部分中年女性和低龄老人，需要在家庭附近获得灵活的就业机会。劳动密集型产业下沉到乡村，刚好吸纳了这部分劳动力，也让村庄在人口外流的大背景下，保留了一定的生产活力。
有人把这种现象总结为“从找工作到找工人”。所谓“小村庄里的大中国”，村里的服装加工、箱包加工等家庭作坊，就是全国产业转移和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微观缩影。
调研的乡镇里，大约有30多家这类加工作坊，调研的村子里有八九家，几乎每个村都有服装加工厂。全县的总量暂时没有准确统计，仅从镇村两级的密度就能看出规模。这些加工作坊，主要分为四种经营形态。
第一种是外来企业带来的“东店西厂”模式。东部沿海的服装加工企业，直接在中西部的乡镇和村庄设立加工点。比如男装品牌罗蒙就在调研村里设置了家庭作坊，吸纳20多人就业，把中间的加工环节放到村里，以此节约用工成本和交通成本。有受访者算过账，一件售价250元左右的皮袄，生产成本约170多元，而单件运输成本可以压缩到1元左右。
第二种是本地生长出来的加工作坊。经营者自己在东部地区设置销售窗口或者办公室，在东部对接货源和市场，再把加工环节放在老家本地。
第三种是“县城组装、村庄加工”模式。2008年前后，一批工厂进入当地县城的产业园经营，之后把终端环节里的缝纫、踩机器等工序，分散到全县各个乡村。
第四种是小手工加工模式，比如制作手链这类饰品。这种模式灵活度很高，经过多层分包从东部地区传到村庄里，不需要机器设备，主要吸纳老年群体参与。
劳动密集型产业之所以能下沉并稳定在乡村，本质上是劳动力结构与产业属性相互匹配的结果。
从劳动力结构看，乡村社会沉淀下来的劳动力，主要是中年女性和低龄老人。这些群体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和青年、壮年劳动力竞争时，很难拿到好的务工条件，因此成为乡村内部的闲置或者半闲置劳动力。同时，年轻劳动力的职业偏好已经发生转变，越来越排斥进厂做重复性强、约束性高的工作，更倾向于自由、开放的就业方式。这样一来，中年女性和低龄老人，反而成了乡村加工企业需要的稳定工人。
从企业属性看，家庭作坊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本身经营风格偏稳健。企业盲目扩大规模，很容易面临市场风险，因此它们自身对规模扩张就有约束，经营态度相对保守。这种保守和稳健，让它们更愿意利用乡村里低成本、灵活、分散的劳动力，而不是到城市里集中建设大厂。
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大体经历了两次转移浪潮。
第一次发生在2008年前后，企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不仅进入M县，也进入了周边的F市、T县以及河南Z市等地。推动这次转移的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用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持续上升。
第二次发生在最近两三年，尤其是疫情之后。这类企业很多面向海外订单生产，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同时用工成本持续上升，迫使企业再次调整生产组织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主要做了三方面的调适。
第一，拆分产业链条，降低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十多年前，本地工厂的用工主要是三四十岁甚至二十多岁的女性；现在则更多使用50岁左右乃至60岁的劳动力。企业通过拆分工序，降低了操作门槛，把就业机会送到了劳动力的生活半径之内。
第二，开展平面式产业更新。过去企业可能只生产单一品种，现在则面向不同的销售厂商开展多元化代加工，经营模式也随之调整。
第三，向下兼容劳动力属性。企业开始接纳老年工人，也允许中年女性把缝纫机等设备搬回家里，在家庭空间里完成加工，形成高度灵活的就业方式。
三、产业叠加与中国经济的独特优势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乡村转移，具备三方面的明显优势。
第一，中西部乡村存在较大规模的闲余劳动力，可以有效解决企业的用工难题。
第二，乡村社会关系能够调节市场关系。比如村集体可以介入处理企业用工和生产中的矛盾纠纷，让市场关系嵌入熟人社会关系之中，降低沟通和协调成本。
第三，企业可以嵌入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分配，发掘家庭成员的劳动潜力，让原本难以进入外部市场的劳动力，也能获得收入机会。
这种产业模式，对保持和刺激中部村庄的社会活力有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发展瓶颈。一是缺少技术型人才和相对高端的人才，比如很难在本地找到合适的专业会计；二是地方产业配套不足，很难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三是市场对接能力有限，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较大，企业过去主要做加工，现在不得不自己开拓市场，面临不少挑战。
虽则如此，如果把这一现象放在东亚产业转移和中国发展格局中解读，就会发现其中暗藏的优势所在。日本经济学家提出的“雁行模式”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低端产业会向外转移，中端产业持续升级，高端产业则追赶发达国家。东亚的产业，过去也确实沿着这一路径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梯度转移。
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在发展中端、高端产业之后，低端产业并没有全部转移出去，而是形成了覆盖高中低端各层级的产业链条。中国地域广阔、人口规模大、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而让不同层次的产业，都能找到适合的发展空间，构成中国经济强大的活力来源。
中国有14亿人口，有统一的大市场，早已打破传统的封闭结构。站在中国自身的角度，多层次的产业链和大国市场本身就是发展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