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保留81年的“敌国条款”，但是修宪需要得到三分之二会员国以及五常的一致批准，在日本扩军、涉核问题升温之时，这场文字修改是否能真正消除周边的疑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认为应该尽快地取消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敌人”一词一般是指有共同利益的群体或者个人，但是也有可能成为敌对的一方。9月28日，日本、中国和朝鲜又在答辩环节就相关条文展开交锋。
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的时候，这些一直保存着81年的文字又成为东亚外交争论的焦点。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对旧条款是否过时的法律讨论，但实质上已经涉及到日本防卫政策、核问题以及战后秩序。
相关条款主要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3、77和107条的英文版本仍旧保留着敌国的用语。日本方面认为，1995年联合国大会第50/52号决议、2005年第60/1号成果文件已经表达了删除相关内容的方向。
9月28日，日本驻联合国次席常驻代表梅津茂又引用了上述文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曾经支持删除条款。日方的基本逻辑就是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这些规定过时了，继续保留就不是今天的现实。
但是政治上形成删除的意愿，和法律文本真正完成修改并不是同一件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8条的规定，修宪要经过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会员国通过，并且由三分之二会员国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批准，还必须得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
只有五常之中有一个国家不同意的时候，条款才不能被正式地修改了。也就是说，日本提出的主张并不代表着该条款就会很快消失掉。中国和朝鲜并没有把回应重点放在文字上是否陈旧上，而是在于讨论日本当前的军事政策。
中方代表孙磊在答辩中认为，判断日本是否值得信任，不能看日本人怎么说，而是要看日本人做了什么。中方指出日本扩大军费、推进中远程导弹部署、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充进攻性军事能力等的变化。
朝鲜代表认为，日本仍然是《联合国宪章》所称的“敌国”，把近几年来日本的军事扩张当作地区安全风险。双方争论的时间尺度因此不同。日本强调外部安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认为自身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局面
中国、朝鲜认为，要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日本自身防卫政策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会给周边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安全压力。日方提出的是旧文字是否还适用的问题，而反对者所提出的则是日本的现实行动是否已经能够消除战后所形成的警惕。
两个议题交织之后，条款就不再只是法律文本了，它成了观察日本军事政策走向的一个窗口。9月30日外交争议又因为涉核言论而有了新的变化。对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的“不应该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就核武器、核潜艇进行讨论”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直接称呼高市早苗，没有继续使用“日本首相”的职务称谓。
9月15日同一场合依然使用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个称呼。外交表述的改变本身并不改变任何法律地位，但是释放出明显的政治信号，即中方把涉核言论同日本政府整体路线联系起来，并且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了高市内阁上。
这涉及到日本长期坚持的无核三原则。“1967年，佐藤荣作提出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1971年，该原则成为国会决议。高市早苗今年2月依旧坚持相关立场，日本代表在5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也表示不会改变。
防卫大臣此时公开谈论拥核选项，至少表明了日本国内对于安全政策边界的讨论在不断加深，也使政府之前作出的承诺受到了更大的政治压力。联大交锋之后，在日本国内就是否要退出联合国产生了要求政府考虑退出联合国的舆论，理由就是日本缴纳会费被其他成员国所不公平对待。
此类声音目前更像是右翼势力对外交受挫后的一种政治宣泄，并不等于日本已经做出退出的决定。由于二战之前日方对于国际联盟所施加的约束感到不满，所以导致了历史上的退场情况发生，也使得该问题具有了明显的警示意义。
在日本的社会里，也有反对重蹈覆辙的声音，退出联合国不是容易实现的一个政策选择。日美同盟可以给日本更多的地区安全责任，但是美国并不等于对冲日方的核能力提升。
如果日本一朝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它就会对美国推行的战略威慑构成挑战，同时也会给驻日美军体系的政治根基造成冲击。因此日本防卫政策的改变只能在同盟关系、周边国家反应、国际规则等各方面不断摸索前行。
中国和日本一直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为30亿美元以上，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近二成。外交摩擦最终会以企业、地方以及经贸关系的方式在日方内部体现出来。
这场风波真正暴露的是，不是旧条款能不能立即删除的问题，而是日本希望怎样重新定义自己的战后身份。文字修改必须依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并且外交称呼可以迅速地变化起来，军事政策也可以慢慢调整起来，但是周边国家对于日本行动的判断还会根据现实政策来决定。
只有在删除条款的时候才开始产生对是否能够重新建立起信任的思考，而最后要判断的是它怎样地来处理扩军、核政策和地区的安全之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