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8日，美国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与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的AI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 Stanford University）联合发布《2026年美国人才报告：全球人才争夺战背景下美国STEM人才储备的基准评估》（The 2026 US Talent Report: Benchmarking America’s STEM Pipeline Amid the Great Talent Competition）报告。
该报告基于数十年来自联邦调查、国际数据库、研究排名、出版物与专利记录、签证申请以及企业发展史等各类数据，对美国如何培养、吸引、配置及留住支撑其经济与国家安全的STEM人才，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评估。数据显示，美国的优势虽然还在，但脆弱性也已变得不容忽视。
报告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一、美国STEM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报告指出，在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人才已成为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战略薄弱环节。美中之间的竞争往往以硬件——如芯片、舰船、卫星和导弹——来衡量。
然而，AI、生物技术及其他战略领域同样高度依赖一种无法通过囤积、出口管制或按需生产来获取的要素，那就是人才——既包括美国历经数十年培养的本土高中毕业生，也包括逐一招募的海外毕业生；而各大主要经济体都已纷纷加入争夺这些人才的行列。
围绕武器装备和供应链展开的竞争，伴随着另一场更为隐秘的较量，这场较量发生在教室、实验室和移民申请的队伍之中；它对决定谁将主导未来半个世纪的技术发展，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任何军备竞赛。
与此同时，关于STEM人才的许多政策讨论，依然建立在“美国的人才优势持久稳固”这一观念之上，尽管证据表明这种优势正在不断流失。这种认知偏差十分危险，且源于三个基本假设。
假设一：美国能够吸引全球最顶尖、最优秀的人才，因此STEM人才储备体系无需人为干预也能良性运转。
几十年来，全球最具抱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有充分的理由赴美求学或工作，因为这里汇聚了最优秀的大学、同行、实验室、企业和发展机遇。尽管这一优势依然显著，但已不再无可匹敌。
海外高校实力大幅提升，前沿研究在更多国家开展，各国政府也纷纷通过更快捷、更可预期的移民途径争夺技术人才。
DeepSeek AI 基础性论文背后的研究人员中，超过半数从未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求学或工作过。因此，美国面临的挑战早在签证申请环节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美国必须付出更大努力，吸引优秀学生前来，为他们毕业后提供极具吸引力的发展机遇，并开辟切实可行的留美途径。人才吸引不再是水到渠成之事，人才留用也不应是事后才考虑的问题。
假设二：中国只会模仿而非创新，因此中国培养的STEM毕业生数量激增，对前沿技术发展构成的风险微乎其微。
十年前，这种看法基于当时的数据是合理的，因为那时中国的研究成果虽数量庞大，但影响力有限。如今，这一观点已不再准确。
在新兴技术领域，中国产出的全球高被引论文份额已超过美国；其前沿AI实验室推出的模型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研究人员几乎全部来自国内。
如果仍将中国的科学发展视为单纯的模仿或衍生，那便是在针对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中国形象进行辩论。
假设三：美国本土培养了最优秀的STEM人才，而海外人才仅起到锦上添花的辅助作用。
然而，这一假设在两方面都站不住脚。尽管美国的教育体系依然能培养出杰出人才，但从人口比例来看，其他国家涌现出的顶尖学生数量更多。
即便将表现全美最佳的马萨诸塞州单独视为一个国家，其数学水平在全球排名中也仅列第20位。与此同时，美国对国际人才的依赖程度已显著加深。
在与技术竞争关系最密切的几个领域，国际学生目前已占据了研究生学位获得者中的多数席位。海外人才并非本土人才培养体系的简单补充，而是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支撑支柱——且支撑这一支柱的本土根基，远比许多美国人想象的更为薄弱。
这三大假设将政策导向了同一个错误方向：它们暗示美国可以在不付出代价的前提下收紧国际人才的流入，可以无视主要竞争对手的发展速度，并过度依赖一个实际上已跟不上形势的本土人才培养体系。
二、美国STEM人才培养与竞争力现状
报告指出，综合来看，各项证据显示美国的体系正面临多重压力：在本土STEM人才潜力的开发上投入不足；在关键领域高度依赖国际人才；面临来自海外科研体系日益激烈的竞争；同时，对于自身培养的人才，又人为地设置障碍，使其难以留下来。
尽管这些弱点中的单一个都不足以抵消美国的巨大优势，但真正的风险在于这些问题相互叠加所产生的效应：正当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的竞争日趋白热化之际，本土人才储备的不足使得国际人才显得愈发重要。
1.美国的STEM教育体系虽已大幅扩张，但其高阶教育阶段却高度依赖国际学生。国际学生获得了超过半数的STEM硕士学位和超过三分之一的STEM研究型博士学位；在计算机科学、工程和数学领域，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唯有在学士学位层面，大多数学科中的国际学生占比才处于个位数水平。
2025年，美国各高校授予的STEM学位总数略低于80万个，约为1995年总数的2.5倍。该体系不仅规模扩大，重心也向高层次人才培养倾斜：目前，科学与工程类学位占授予的研究型博士学位的79.0%，而1958年这一比例仅为65.6%。
硕士学位的增长是推动这一扩张的主要动力。STEM硕士学位的授予数量从1995年的6.38万个增加到2025年的23万个，增幅高达261%，远超同期博士学位112%的增长率。如今，硕士学位已成为美国STEM领域最主要的高层次学历。
总注册人数掩盖了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巨大依赖。尽管国际学生仅占美国高等教育总注册人数的6.1%，但若按学位层次和专业领域细分，这一比例便会显著上升。事实上，国际学生构成了美国STEM高层次毕业生的主力军。
这种对国际人才的依赖主要集中在研究生阶段。国际学生获得的学士学位仅占总数的4.11%，但在硕士学位和研究型博士学位中，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在STEM领域，这种差异更为明显：虽然国际学生获得的学士学位占比依然很低，但他们获得了51.3%的硕士学位和36.4%的研究型博士学位。
美国的本土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了绝大多数本科生，但在高层次学位获得者中的占比则要低得多。在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对国际人才的依赖程度最高。
2025年，国际学生获得了计算机与信息科学领域64.9%的硕士学位、数学与统计学领域54.6%的硕士学位以及工程学领域49.3%的硕士学位；在这三个领域中，国际学生获得的博士学位占比也都超过了50%。如果剔除这些学生，美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密码学领域的研究生人才产出将减少一半以上。
中国和印度在STEM领域博士人才的培养数量上，正朝着远超美国的方向发展。从绝对数量来看，中国每年的STEM博士培养量已超过美国，而印度预计将在2033年左右超过美国。
按照目前的趋势，这一差距将持续扩大，预计到2050年，中国每年的STEM博士培养量将达到约11.8万人，印度约为14.3万人，而美国约为7.2万人。这些预测并不意味着美国在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将会丧失，而是表明，那些为美国输送大量国际人才的国家，自身也将拥有日益庞大的人才储备。
2.美国的国际人才输送渠道在生源国和学科分布上日益集中。印度和中国目前合计提供了61%的国际研究生，而第三大生源国韩国仅占3%。这种集中态势既带来了智力与经济上的益处，也使美国容易受到少数几个国家局势变化及自身签证政策调整的影响。目前，赴美留学的印度学生人数已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亚洲在美国国际学生总数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54.4%升至2025年的71.6%；与此同时，其他所有地区的占比均出现下降或停滞：欧洲从17.6%降至7.93%，拉美从12.2%降至7.47%，北美从4.57%降至2.54%。与其说其他地区出现了生源“崩塌”，不如说是在亚洲生源激增的背景下，这些地区未能实现增长。
在亚洲内部，印度已超越中国，成为最大的国际研究生生源国。2025年，印度籍学生占国际研究生总数的36.4%，而中国籍学生占24.6%；印度的这一占比在过去十年间翻了一番，相比之下，生源规模排名第三的韩国仅占3.0%。这种差距预计将进一步拉大，因为印度人口中位数年龄约为30岁，处于大学适龄人口高峰期，而中国同类人群规模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萎缩。
中国生源的减少部分源于政策因素。针对美国研究生项目准入的收紧措施——包括缩短敏感STEM领域的签证有效期，以及禁止与中国“军民融合”项目有关联的人员申请——对中国的影响远超其他任何国家。
国际学生的入学分布高度集中于计算机相关领域。2025年，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共招收了30.5万名国际学生，且这种向上述领域集中的趋势并不局限于特定国家。
目前，超过五分之二的印度学生和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学生攻读STEM学位；在29个最大的生源国中，所有国家都提高了本国学生修读STEM专业的比例。
随着入学趋势的转移，招生工作也正逐渐远离中国。中国曾在2015年被65.8%的受访院校列为首要招生目标，如今在本科生生源方面已跌至第六位，排在越南、印度、巴西、韩国和加拿大之后。当被问及导致国际学生总入学人数下降的原因时，96%的受访院校将矛头指向了签证申请流程。
美国对国际学生的依赖既体现在智力层面，也体现在经济层面。2025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559.8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以学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硕士项目——这些项目已成为高校的重要创收渠道。因此，一旦国际学生入学受阻，不仅会影响高端STEM人才的供给，也会波及负责培养这些人才的高校。
3.国际人才在毕业后成为推动美国科研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多个STEM领域，国际毕业生构成了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主体；与同等学历的美国本土毕业生相比，他们从事STEM相关工作的比例更高，并且创立或联合创立了美国大量顶尖的AI企业。
选择性实习训练（OPT）已成为连接美国校园与职场的重要桥梁。2025年，共有29.4万名国际毕业生（占国际学生总数的25%）通过OPT项目工作，这一比例较2008年的9.10%显著上升。然而，这座桥梁并不长久：它开启了通往美国就业市场的第一扇门，却无法提供长期留美的途径。
STEM领域的国际毕业生承担了美国实验室（包括联邦资助的实验室）内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持有临时签证的人员占工程学博士后总数的68.0%，占科学类博士后总数的57.3%，占联邦资助研发中心博士后总数的55.4%。这种现象并非像研究生招生结构变化那样属于近期趋势；事实上，几十年来，博士后研究人员中一直以国际人才为主。
与研究生招生情况类似，国际人才高度集中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领域。持有临时签证的人员占据了计算机与数学科学领域13.7%的职位，而在非科学类职位中，这一比例仅为3.27%。
仅仅培养更多的本土STEM毕业生，并不会自动带来相应比例的STEM从业者增长。以2023年为例，在美国高校获得STEM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含本土与国际学生）中，仅有44.0%最终从事了STEM相关工作。这种转化率在更高学位层次上依然存在，但因生源地不同而呈现出巨大差异：在博士学位持有者中，出生于海外的人员有75.9%从事STEM工作，而出生于美国的人员这一比例为56.7%。
H-1B签证体系正在不断扩展，并呈现出向美国本土产品型企业倾斜的趋势。在专业与技术服务领域，获批申请中由十大雇主占据的份额从2012年的72.3%降至2025年的51.5%。这一份额分散化趋势的背后，是顶尖雇主构成的变化：2017年至2025年间，Cognizant等外包服务商的获批份额平均下降了6.70个百分点，而Google等最终雇主的份额则平均增长了4.60个百分点。
国际人才不仅为美国企业提供人力，更参与了这些企业的创建。2025年，入选《福布斯》“AI 50”榜单的企业中，有65.1%至少拥有一位移民背景的创始人；在市场顶端，这一特征更为显著——每一家估值在1000亿美元及以上的企业，都至少有一位移民创始人。
人们对研究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白宫在202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美国对外国留学生的依赖构成了国家安全层面的脆弱环节。然而，旨在降低这一风险的政策本身也伴随着风险：一旦研究人员因故无法来美，或在受训后被迫离开，由此造成的损失是国内人才储备体系短期内无法弥补的。
4.美国本土的STEM人才培养体系投入巨大，却未能充分挖掘其潜力。在数学领域，美国的排名仅居全球第34位，不仅落后于在各学科均处于领先地位的东亚教育体系，还排在斯洛文尼亚、波兰和越南之后。而事实上，美国的人均教育投入比OECD的平均水平高出48%。此外，在那些入学时有意攻读STEM专业的学生中，最终获得STEM学位的比例仅为十分之四左右。
美国在各项主要评估中的数学表现均有所下滑。在NAEP（国家教育进展评估）、TIMSS和PISA这三大评估中，成绩均在2010年代初达到顶峰，随后回落至1990年代末的水平——这种下滑趋势早在疫情之前便已开始。下滑幅度在PISA测试中尤为明显：2000年至2022年间，美国15岁学生的数学成绩下降了28分，相当于大约一年的学业进度。
在数学方面，美国15岁学生的排名处于发达国家行列的末端。目前，美国的数学表现位居全球第34位，在OECD国家中处于后三分之一水平，仅有7%的美国学生达到了PISA的最高熟练度等级。这种薄弱表现并非仅限于教育水平较低的州：即使是表现最好的马萨诸塞州，其成绩虽高于OECD平均水平，却仍远落后于东亚地区的顶尖教育体系。
教育投入并未转化为更强的数学表现。自1970年以来，美国K-12阶段的生均实际教育支出增长了约两倍，且投入高于大多数OECD国家，然而17岁学生的数学成绩却基本停滞不前。
在最初选择STEM专业的大学生中，仅有约四成最终获得了STEM学位。大多数放弃STEM专业的学生并未退学，而是转修其他专业并毕业；因此，主要流失的并非大学毕业生，而是具备技术专长的毕业生。
在那些最依赖国际人才的领域，本土人才储备反而最为薄弱。尽管计算机领域的学生留存率有所提高，但广义科学领域的学位完成率却从55.3%降至47.5%。这本应令人欣慰，但问题在于，计算机恰恰是美国研究生阶段最依赖国际人才的领域。本土人才的薄弱与对国际人才的依赖，正在共同影响着人才体系中的同一环节。
美国的人才优势依赖于两条日益不稳固的渠道：本土人才渠道始于薄弱的数学基础，并在大学阶段不断流失学生；而国际人才渠道则提供了学士学位以上层次的大部分高端人才。
5.美国作为科研高地的吸引力依然强大，但其相对优势正在迅速缩小。过去十年间，美国在高被引新兴技术论文中的份额从14.2%降至8.4%，而中国的份额则从11.5%升至20.8%。在向全球多个顶尖AI和机器学习（ML）会议提交研究成果方面，中国正迅速赶超美国。目前，中国企业和研究人员提交的计算机技术专利数量约为美国的3倍，而在生物技术和半导体领域的专利数量则是美国的2倍。
美国的科研优势依然强大，但已不再独步天下。在世界顶级机器学习会议之一的NeurIPS上，美国机构参与的口头报告占比从2013年的69.1%降至2025年的34.0%，而中国的占比则从1.80%升至33.6%，两者已几乎持平。这种“美降中升”的态势在二十大主要AI会议中均有体现。
中国的崛起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而且这是有意为之的结果。2015-2025年间，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高被引出版物中的份额几乎翻了一番，从11.5%升至20.8%；同期，美国的份额则从14.2%降至8.42%。换言之，过去十年间，美国在高被引技术出版物中的份额下降了40%，而中国的份额则近乎翻倍。
美国的科研实力仍在增长，但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增长速度要快得多。在美国机构工作的高被引研究人员数量从2014年的约1700人增加到2025年的2670人，但这一增幅落后于全球整体水平；美国在全球总数中的份额从52.9%降至37.4%，而中国的份额则从不足5%攀升至22%。美国的这种衰退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但其影响依然深远。
美国在科研体制上的深厚优势或许正在减弱。尽管该国顶尖学府依然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全球STEM领域百强高校榜单中，美国高校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间有所减少。这种优势的流失并非发生在金字塔尖的少数几所顶尖学府，而是发生在长期以来赋予美国科研体系独特竞争力的广泛中坚力量之中。
中国在缩小资源差距的同时，也构建了一种架构迥异的科研体系。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研发投入从1991年仅为美国水平的十九分之一，增长至2024年与美国基本持平，而这一增长主要由企业投资驱动。两国在资金使用侧重上各不相同：中国侧重于试验发展与商业化应用，而美国则在基础研究领域保持着显著优势。
在企业界的前沿领域，两国采取了不同的人才模式。美国的AI实验室依赖全球化组建的团队，而中国的实验室则更多地依靠本土培养的研究人员及归国人才。这种差异在前沿领域尤为明显：中国两家领先的AI企业——DeepSeek AI和月之暗面（Moonshot）——所推出的突破性模型，其背后的AI研究人员中，超过半数从未离开过中国。
6.越来越多的国际毕业生希望留美，但实际留美人数与这一意愿存在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现行移民体系仍沿用着旧时代的规则。尽管75.8%的国际博士毕业生计划留美，但在STEM领域的博士毕业生中，十年后仍留在美国的比例仅为67.8%。美国无需也不应留住每一位毕业生，国家安全审查、劳工权益保护以及项目合规性等环节依然至关重要。然而，现行体系通过1965年制定的“国别配额”限制永久居留权的获取，导致出生地——而非个人才能或雇主需求——成为决定等待时间长短的主要因素。
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打算留在美国。这一比例从2002年的67.1%上升至2024年的75.8%，且增长态势广泛：除欧洲以外的所有地区以及所有STEM领域，该比例均有所上升。
尽管实际留美率有所提高，但仍低于留美意愿。在STEM领域的国际博士毕业生中，五年后仍留在美国的比例为73.4%，十年后为67.8%；这意味着实际留美人数低于当初表示有意留美的约四分之三的群体。十年留美率也表现出脆弱性：在2017年至2021年的观测期内，该比例下降了7.3个百分点，随后才有所回升。
H-1B签证抽签是第一道关卡，大多数毕业生都未能通过。在考虑长期居留之前，毕业生必须先获得签证；在2025财年的申请周期中，47万名申请者争夺约13.5万个随机抽取的名额，这意味着每位申请者的中签率不足三分之一。将于2026年实施的政策调整——即向高薪职位倾斜——几乎无法缓解这一困境，因为该政策并未增加签证总数。
对于来自生源大国的毕业生而言，绿卡等待期最为漫长。印度公民申请EB-2和EB-3类绿卡需等待超过12年，而大多数国家的公民仅需等待4至5年。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性因素：无论申请人数多寡，各国均适用相同的年度配额限制；因此，生源最多的国家往往面临最长的排队等待时间，这几乎是该制度设计使然。
现行移民体系的核心架构建立于数十年前，所基于的地缘政治格局和人才分布状况早已不复存在。针对各国的配额限制始于1965年，当时无人预料到单一国家会主导研究生生源；而J-1交流访问学者签证的相关规定则源于1961年，其制定基于冷战时期的理念，即在美国受训的学者应回国，为盟国播下人才的种子。
每一届国际STEM博士群体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在十年内流失。以2012年至2014年间的博士群体为例，这意味着约有1.1万人及价值38亿美元的培养投入流失，既离开了劳动力市场，也脱离了当初资助其培养的科技生态系统。
其他国家的审批决策速度更快，且近期的改革举措正进一步拉大这一差距。在美国，等待审批的过程可能长达十年甚至更久；相比之下，加拿大于2015年推出的“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可在六个月内给出结果，英国的“全球人才签证”（Global Talent visa）审批也仅需数周，且这两个国家均不要求申请人在等待期间必须有雇主提供担保。
报告认为，上述这些情况揭示了一种风险的叠加效应：本土人才储备不足加剧了对国际人才引进的依赖；研究优势的缩小使得国际人才争夺愈发激烈；而移民体系的瓶颈与滞后的政策则增加了人才留存的不确定性。尽管美国目前仍拥有巨大优势，但没有任何一项优势可以被视为稳固不变。
资料来源：
Emerson V. Johnston and Amy Zegart, “The 2026 US Talent Report: Benchmarking America’s STEM Pipeline Amid the Great Talent Competition,” Technology Policy Accelerator, Hoover Institution, and the Institute for 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September 2026.https://doi.org/10.64576/8265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