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奇迹之鸟的短暂邂逅
19世纪末，随着蒸汽轮船的发展与铁路网络的铺设，世界进入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特别是有线电报技术的发明，信息传递彻底突破人力模式，令交流效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只是，早期有线电报仍未能挣脱地理距离的桎梏，如何跨越无垠的海洋，将全球各大洲连为一体，在当时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最早是1858 年，在英美两国政府的联合资助下，首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顺利竣工，然而，受制于海底复杂的地质条件与尚不成熟的技术，这条承载通讯希望的电缆仅仅维持三周以后，便再无法正常工作。
大西洋海底电缆方案折戟并未熄灭探索的热情，业界很快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方向。此时有人提出——既然向西跨越大西洋如此艰难，何不尝试向东开拓？依托广袤的西伯利亚腹地，令电报线经由狭窄的白令海峡衔接阿拉斯加，同样可以搭建起一条贯通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的洲际通讯链路，而且施工难度更低。这一构想迅速获得俄美两国的认可，双方一拍即合，约定各自负责境内电缆的铺设工程，最终在海峡中心完成线路对接。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1866年7月，一则消息从加拿大传来，在开尔文勋爵的主持下，英美电报公司成功完成跨大西洋电缆的二次铺设，并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这一突破性进展彻底改写了行业格局，也让仍在筹备建设中的白令海峡方案瞬间失去了实用价值。1868年，俄美两国经磋商达成共识，正式宣布终止跨海峡合作项目。只是当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建的西伯利亚电缆线路已经一路铺设到清俄交界的恰克图（今蒙古国），骤然放弃显然会造成巨大浪费
经过沟通商议后，俄国政府决定调整工程规划，将西伯利亚电缆的终端站点改设至海参崴，并以此为枢纽向南延伸线路，着手构建连通日本与中国的远东通讯网络。1869年6月1日，由几家丹麦公司合并的大北电报公司（The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mpany）正式成立，其背后最大的股东为俄国皇室。依托深厚的资本背景，这家新兴企业迅速在行业中脱颖而出，同年11月碾压行业竞争对手，成功斩获为期30年的“海参崴—香港”通讯线路的独家运营权；随后又派出代表赴日，与明治政府商谈海底电缆的登陆许可。
大北电报公司线路图 © The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mpany Centenary Book
其实早在谈判之初，英国驻日大使哈里・帕克斯（Sir Harry Smith Parks）就表达了强烈抗议，只是迫于俄国压力，再加上丹麦王国从中周旋，日本政府最终答应了大北电报的电报许可。为避免进一步刺激英国的敏感神经，曾在法国海军远东舰队服役多年的丹麦军官爱德华·史温生（Edouard Suenson）被委派为大北电报公司远东分公司的代表，在他的斡旋运作下，远东分公司将行政办公室设在上海的外国租界，联系丹麦海军出动 "Tordenskjold" 号护卫舰运输材料，核心岗位也全部由丹麦籍职员担任，以此最大限度地淡化公司背后的俄国色彩。
大北电报公司运营之初，哥本哈根大学动物学博物馆馆长加伯特斯・斯庭斯特鲁（Japetus Steenstrup）专程致信公司高层，希望当地员工能在作业之余协助博物馆收集一些动物标本。对公司而言，这不过是举手之劳，还能在丹麦社会塑造一个良好的公共形象，高层自然满口答应，并特地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向员工传授标本采集与制作的方法，要求众人在远东工作期间收集各类生物标本，妥善处理后寄回丹麦。
大北电报公司驻上海大楼
在此后数十年间，一批批各类标本陆续运抵哥本哈根，全部都是由公司各级职员获得，其中仅总经理爱德华・史温生本人就送去了至少 96 件珊瑚标本。因此1877年4月18日，当丹麦中尉伊尔明格（Fr.Irmininger）在海参崴附近获得了一只形态奇特的野鸭后，他熟练地按照公司要求制成标本，经过漫长的旅程后，这件标本最终于次年12月27日顺利抵达哥本哈根博物馆，和其他来自远东的标本一起被牢牢锁在库房。
由于史料匮乏，我们对伊尔明格的生平知之甚少。同期出版的《中国、日本及菲律宾年鉴和指南》一书提到，当时大北电报公司驻上海办公室有一个名叫“F. C. G.Irminger”的普通文员，应是伊尔明格本人。他为何从上海来到海参崴？这只野鸭究竟是他亲自猎获，还是在海参崴的市场上购得？一切答案无从知晓。伊尔明格也不会知道，这一刻将成为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很多年以后，即使真实姓名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经他之手制作的野鸭标本，仍会让无数人魂牵梦绕，苦苦追寻。
不过在最初几年，这件野鸭标本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当哥本哈根博物馆的鸟类学策展人克里斯蒂安·吕特肯（Christian Frederik Lütken）接手之后，面对这件形态特殊的标本也一时难以定论；好在吕特肯同时身为伦敦动物学会的外籍会员，便将标本转寄至伦敦，希望英国鸟类学者俱乐部（BOC）创始人、著名鸟类学家菲利普・斯考特（Philip Lutley Sclater）教授能够帮忙鉴定。经过细致的比对研究，斯考特认定这是一件杂交个体，亲本大概率为赤麻鸭（Tadorna casarca）与罗纹鸭（Anas falcata），并于 1890 年 2 月 14 日的伦敦动物学会大会上正式公布了这一结论。
伊尔明格收集的冠麻鸭标本
这一结论在当时其实不足为奇，首先，斯考特主张，鸭科本身就是极易发生种间杂交的类群，仅有一件标本的情况下，很难判定是否为独立物种。更何况当时的远东地区已有不少鸟类学家到访考察，他们都未曾记录过这类奇特的野鸭，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同时，斯考特本身的学术风格偏于保守，他更倾向于物种不变论。随着全球贸易的繁荣，形形色色的标本源源不断涌入各地的博物馆，催生了大量亟待解释的新问题，保守的观点更有助于应对纷繁复杂的分类局面。于是这件奇怪的野鸭标本就这样在伦敦动物学会展出数年，之后被寄回丹麦，静静沉睡在博物馆的库房深处，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被再次取出。
没有硝烟的战争
1889年11月24日，斯考特教授埋头检视那件古怪的野鸭标本的同一时刻，万里之外的日本东京，一个名叫黑田长礼（1889—1978）的男婴呱呱坠地。他的降生为这座传承久远的武士家庭带来极大的欢喜。这是一个家世显赫的贵族之家，婴儿的祖父正是末代福冈藩藩主黑田长知，幕府时代属于享受五十五万石俸禄的顶级大名；幕末风云中又幸运地站在胜利的一方，深得明治政府倚重，废藩置县后受封侯爵，举家迁居东京，其父长期出任贵族院副议长。
黑田长礼自幼在赤坂区的宅邸中长大。早在幕府时期，德川将军便慷慨的
将福吉町周边区域赠给黑田家作为宅邸用地，早期藩主将主宅选址在一处丘陵高处，同时在低洼湿地开挖了大片水池，夏季可观赏荷塘盛景，每到冬季，池里总会飞来大量野鸭，成为武士们放鹰狩猎的好场所，据说高峰时单日可捕获数百只。其父黑田长成更是一个狂热的狩猎爱好者，1901年曾大笔一挥，在郊外购买了一片滩涂地用作猎场，取名为“羽田鸭场”，即今天的东京羽田国际机场所在地。
这样富裕而贴近自然的环境中长大，黑田长礼很早就对鸟类萌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与先辈酷爱的驯鹰猎鸭取乐不同，黑田长礼更着迷于鸟类的本身之美，19岁那年便发表了《羽田鸭场记录》（1908 年）。从学习院高等科毕业后，他顺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师从著名动物学家饭岛魁，专攻鸟类分类学。
描绘羽田一带的浮世绘
饭岛魁此前曾多次利用暑期前往朝鲜考察，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在他的建议下。1917年春，正就读于研究生二年级的黑田长礼决定去朝鲜半岛进行一次短期的标本采集之旅。但对于这位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的贵族少年而言，风餐露宿的旅行很难说是一种美好的体验，他后来回忆道，就连朝鲜居民身着的白衣都给他强烈的“异感”，因为在日本民间，只有婚礼的时候才会身着白衣。黑田长礼可能更适合在博物馆中检查标本，而不是在野外采集标本，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踏足朝鲜半岛，此后再未踏足。
但就在浅尝辄止的短期旅行中，带来一个足以影响一生的巨大发现，那是4月5日早晨7点，随着专营下关到釜山航线的“高麗丸”号轮船缓缓驶入港口，对岸是前来迎接他的朋友。两人简单寒暄后，正准备回到旅馆休憩，黑田突然发现路边一家小小的标本店已经开门，于是便走了进去。据黑田长礼回忆：“ 环顾四周， 店里陈列的物品都是寻常鸟兽。可我无意间抬头望向置物架，在一堆杂乱摆放的动物标本里，唯独一眼看见了一件从没见过的鸭类标本，不由得心头一震。”
由于年少时的经历，雁鸭类一直是黑田长礼最钟爱的类群。此前他已出版过两本关于世界雁鸭类的专著，因此对自己的水平信心满满，自认为已熟知世界上所有的鸭类，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光所有拉丁学名烂熟于心，就连每种的外形、羽色都能如数背诵。"可眼前这只鸭子实在怪异，完全辨认不出。据店家介绍，这件标本是去年12月3日在附近的洛东江口打到的，售价2日元50钱。黑田心中暗自窃喜，因为当时在东京市场，一只最普通的野鸭标本售价就要3日元，于是果断买下。
黑田长礼与他收集的冠麻鸭标本 © 山阶鸟类研究所
只是旅程紧张，黑田长礼不得不请人将这件标本先行寄回东京，随后离开釜山，穿越庆尚南道，沿朝鲜西海岸一路北上，途经全罗道、忠清道抵达京畿道，在汉城短暂停留后，又穿越咸镜南道、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进入中国。五月四日离开朝鲜，考察时长恰好一个月。期间他高强度地进行野外采集，同时与其他学者保持联系，尽可能收购罕见标本，一共收获了八十种、共计二百八十四件标本。但他心中始终牢牢惦记着那件在釜山商店里见到的奇怪鸭子。
回到东京后，黑田长礼总算有机会能够仔细检查这件标本。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极可能是一个从未被科学描述的全新类群，从身体判断，这似乎属于麻鸭属（Tadorna）的成员，但颜色明显更加鲜艳，与亚洲大陆已知的另外两种麻鸭相比区别明显。于是，在饭岛魁教授的鼓励下，同年，黑田长礼正式发表新属拟麻鸭属（Pseudotadorna），并将该物种命名为冠麻鸭（Pseudotadorna cristata）。
英国鸟类学会会刊《Ibis》刊登的海参崴雌鸭绘画， 由Joseph Smit绘制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决定全面脱亚入欧，引入西方学术体系的同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受到西方社会所关注。黑田长礼的论文最初刊发于日本鸟类学会官方刊物《鸟》（Tori），很快便被英国鸟类学会会刊《Ibis》转载。没多久，定居在伦敦的德国鸟类学家恩斯特·哈特尔特（Ernst Hartert）便寄来一封信，指出类似的个体多年前曾在海参崴周边被捕获，当时的鉴定结果是不同鸭类的杂交个体。黑田得知后大为震惊，立刻找来原始文献比对，发现文中配图与他在釜山所见的标本完全一致。
正当黑田长礼不知所措之际，同门师兄内田清之助为事情带来了转机。原来内田的友人松平赖孝子爵家中藏有一副年代久远的《百鸟图》花札，牌面图案均以实物写生为蓝本，绘制精工细致。其余鸟种尚可清晰分辨，唯有有一幅“朝鲜鸳鸯”始终不知其名，当内清看到黑田长礼发表的新种论文之后，认为其形态特征与“冠麻鸭”颇为相似，而且产地也是朝鲜半岛。黑田长礼爽快地将更细节的临摹图寄给内田清之助，供他后续研究。
经过仔细比对之后，内田确认松平家藏的 “朝鲜鸳鸯” 与冠麻鸭实为同一种鸟类——因为“头部与上胸整体呈暗色” 的特征完全吻合；考虑到牌中绘制的“朝鲜鸳鸯”体色更为鲜亮，推测应是雄性个体，而黑田标本实际上是一只雌鸭。既然有了初步线索，那么后续研究便有了眉目，内田清之助随后以 “朝鲜鸳鸯” 为关键词在古籍中仔细搜寻，又在江户时代图鉴《观文禽谱》中找到了类似的记载，文中明确标注“享保年间（1716—1736）朝鲜国所出，俗称朝鲜鸳鸯”。由此可证，冠麻鸭历史上曾多次传入日本，并非偶然发生的天然杂交。
《观文禽谱》中的冠麻鸭 © 東京国立博物館
内田清之助的结论带给黑田长礼极大的信心。他随即整理相关资料，寄给哈特尔特，明确指出日本古代曾经多次捕获过该种，并表示：若冠麻鸭是杂交种，其亲本赤麻鸭与罗纹鸭的喙部均为黑色，二者绝无可能繁育出黄褐色喙部的后代，而冠麻鸭的喙部恰恰呈黄褐色（注1）这一论据最终说服了哈特尔特。1920 年出版的巨著《古北界鸟类志》中，哈特尔特同意将冠麻鸭（P. cristata）作为有效物种收录其中。
哈特尔特认为，斯考特仅凭单一件标本便推定“冠麻鸭”为两种鸭类的杂交后代，实际上并不是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结合黑田的描述和日本古籍中的诸多记载来看，冠麻鸭作为一种未被认知的信种的可能性更高。不过，他同时也坦言，现有信息仍十分有限，期待后续研究能彻底厘清该物种的分类地位。
与此同时，内田清之助的发现也给了黑田长礼新的灵感。黑田藩历代藩主同样以精通博物学而著称——比如四代先祖黑田齐清著有《本草启蒙补遗》《鹅经》《鸭经》等典籍，还与当时在出岛的德国学者菲利普·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交情甚笃。只是明治维新以后，西学兴盛，汉学衰微，这些历代收集的珍贵古籍最终无人重视，长期锁在充满樟脑味道的库房，那其中会不会也有未被发现的冠麻鸭资料呢？
黑田长礼便立即着手整理家藏文献，果然有了重要收获：在一幅名为《鸟类写生图》的古籍中，他发现了一对冠麻鸭的绘图，其来源不详，推测是热爱西洋文化的岛津重豪收集的藏品。显而易见，存世古画中的冠麻鸭形象高度统一，若冠麻鸭为不同物种的杂交后代，个体形态必然天差地别。这一点也成为支撑冠麻鸭独立物种地位的有力佐证。
中村在造收集的雄性冠麻鸭标本
更大的惊喜接踵而至。1922年夏天，时任朝鲜总督府中央试验场技师的黑田保吉赴东京拜访黑田长礼时提及，自己似乎曾见过另一件冠麻鸭标本，收藏于定居京城的日本猎人中村在造手中，并承诺返回朝鲜后会进一步核实此事。就在黑田长礼的焦急等待中，黑田保吉的回信终于抵达东京。
信中描述描述称1913年至1914年的冬天，中村在造在忠清南道与全罗北道交界的锦江口狩猎时，在一处退潮后形成的沙洲上看到两只这种鸭子，随即开枪射杀。其中一只赠予朋友，另一只则被制成标本保存。随信还附上了这件标本的小幅照片。黑田长礼由此确定，这只野鸭不仅是冠麻鸭，而且还是一只罕见的雄鸟。
为获取更多记录，黑田长礼将冠麻鸭的资料分发给众多旅居朝鲜的日本侨民，恳请协助搜集信息。很快，一封重要信件来到他的手中。信中详细描述了黄海道延白郡栗浦金矿矿务员赤川义助的经历，那是1916年3月，赤川在平安北道宣川郡狩猎时，曾见到六只形态奇特的野鸭栖息在海岸沙洲上。他先射落两只，另有一只飞至海上后折返，也被他捕获，共计猎得三只。
赤川明确表示，这些鸭子与黑田长礼照片中的物种完全一致，喙部与脚爪均呈鲜艳的红色；他还特别提到，这种鸭子飞行时，翅膀上的白色斑块极为醒目，为他见过的所有鸭类之最。这位常年猎鸭的老猎手坦言，自己此前从未见过这种鸟类。根据上述描述，黑田长礼确认赤川义助所见正是冠麻鸭。
1924年对于黑田长礼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首先，他凭借《琉球列岛的鸟类区系研究》顺利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成为首位在日本获得鸟类学学位的人。同年夏天，在黑田保吉等人的斡旋下，中村在造决定将那件珍贵的雄鸟标本标本赠予黑田长礼，黑田爽快的回赠了一架价值100日元的铜奔马雕塑作为回礼。更重要的是，贵族院议员鹰司信辅被派往比利时参加万国议员讨论会，临行前，黑田长礼特意拜托这位同门师兄，顺路前往博物馆检视那件来自海参崴的雌鸭标本。
鹰司信辅不仅时任日本鸟类学会会长，而且时任摄关家鹰司家第二十六任当主，是旧时日本体系内规格最高的贵族之一。为了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贵客。英国鸟类学家俱乐部不仅特意从丹麦借调了那件标本，还专为在伦敦一家高档餐厅举办了一场专题讨论会，由著名鸟类学家亨利・威瑟比（Harry Forbes Witherby）主持，核心议题正是冠麻鸭的物种有效性。由于当时盛行的惯例，拥有公爵爵位的鹰司信辅不便直接参与公开辩论，于是他委托正在剑桥大学留学的鸟类学家蜂须贺正作为代表发言。
尽管日方代表系统展示了所有标本、古籍与野外记录证据，却终究未能说服在场的西方学者、他们的质疑主要有两点：其一，冠麻鸭的存世标本太过稀少，自1877年以来仅发现三件，而朝鲜半岛与远东是鸟类标本采集的热点区域，对于一个独立物种而言，这一数量显然过少；若解释为野外偶然出现的天然杂交个体，则完全合乎情理，因为杂交本就是小概率事件。其二，古籍中的记载不属于科学考察记录，不足以作为分类学依据。
冠麻鸭会是赤麻鸭（上）和罗纹鸭（下）的杂交后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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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欧洲学者也犯过类似的错误。比如1850年，德国鸟类学家弗里德里希·贝德克（Friedrich Wilhelm Justus Bädeker）依据在荷兰鹿特丹港附近获得的两件标本命名为新种霍氏潜鸭（Fuligula homeyeri），直到19世纪末，学界才逐渐意识到，这种鸭子不过是红头潜鸭（Aythya ferina）与白眼潜鸭（Aythya nyroca）的杂交后。既然学界怀疑冠麻鸭是否也是类似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人工条件下进行赤麻鸭和罗纹鸭的杂交实验；若能培育出与冠麻鸭形态一致的后代，便可彻底盖棺定论。
其实上述反驳并不令人意外，正如英国鸟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牛顿（ Alfred Newton）所言，英国鸟类学家俱乐部（BUO）的排外风气令人窒息。特别是菲利普・斯考特作为首任主席，维护他的观点似乎成为BOC所有成员心照不宣的任务。无论西方学界如何存疑，黑田长礼始终坚信冠麻鸭是一个独立的物种。除此之外，黑田也对鸭科容易杂交的结论嗤之以鼻，但有一点他无法否认：冠麻鸭绝对是一种极为珍稀的鸟类。过往古籍大多标注其产自朝鲜半岛，这是否意味着它并非日本的本土物种？
直到1939年10月，谜底才终于解开。当时在东京帝国大学举办的第十五届日本动物学大会上，黑田长礼在一本题为《鸟之种类》的古画册中，再次见到了一对冠麻鸭的形象。与以往记录不同的是，这幅图虽未标注鸟名，却详细记录了来源。大意是说在文正五年（1822年）冬十月，谷庄次郎的家仆村田龟之丞在箱馆附近的龟田村，用粘绳捕获一对此类野鸭；次年九月，松前藩将其献给幕府家臣水野出羽守，水野又于次日将这对鸭子进献给将军。
1822年10月在函馆附近捕获的一对冠麻鸭 ©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这一发现令黑田欣喜若狂——不仅证明冠麻鸭在日本本土确有历史分布，更从侧面说明这种鸭子并不难饲养，即便普通乡间人家也能圈养一年有余。他原本打算继续搜集更多证据，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所有的考察与研究都被迫中断。但在1945年5月的东京大轰炸期间，一枚由B-29 轰炸机投射的燃烧弹炸毁了整个黑田标本馆，令他损失了大量标本，包括此前收集的相关古画，所幸那两件珍贵的冠麻鸭标本被他单独保存，最终幸免于难。二战以后，曾经有美国博物馆出价500万日元，希望收购这套珍贵的标本，但被黑田婉言拒绝，直到他去世后，家属在1980年5月将这两件珍贵标本捐赠给山阶鸟类研究所，成为该所的最重要的典藏品之一。
如何保护不存在的动物
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尽管冠麻鸭作为独立物种的地位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但已知记录如此罕见，也直接证明这个物种岌岌可危的处境。据日本学者黑田保吉回忆，在他35年（1910~1935年）的任职时间里，几乎踏遍了朝鲜全境，但毕生仅一次目击疑似冠麻鸭的踪迹。那是1943年3月下旬，他在忠清北道报恩郡一处水塘的中央沙洲上，观测到两只形态特异的鸭类。其翅膀上有两块极为明显的白斑，头颈轮廓与冠麻鸭十分相似。只是野外条件有限，他始终未能靠近观察，次日重返原地搜寻时，两只怪鸭已然杳无踪迹。这也是二战前夕，冠麻鸭为数不多的可靠野外目击记录。
更雪上加霜的是，战火的重燃似乎又击碎了最后的希望。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半岛的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损害，仅美军就在半岛投下约63.5万吨炸药，战火自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一路蔓延至南部的洛东江。195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韩国森林面积仅剩350万公顷，不足战前的半数；朝鲜境内境况同样惨烈，密集的轰炸致使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这场人为灾难中，以各种鸟类的受害最为惨重，据庆熙大学的元炳旿教授描述，东方白鹳、丹顶鹤和大鸨等在战前尚属常见，有时能见到规模庞大的群体，但战后种群数量断崖式下跌，极为罕见。
朱鹮便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已知朝鲜半岛的朱鹮属于独特的迁徙性种群，夏季在乌苏里江流域繁殖，冬季迁往半岛南部越冬，战前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冬候鸟。19世纪末，英国驻汉城副领事查尔斯·坎贝尔（C.W. Campbell）曾记载：“冬春时节朱鹮十分常见。我曾见到十余只停栖在松树林中，也常在干涸稻田里发现它们。这种鸟性情迟钝、对人类毫无戒备，极易被猎枪捕杀。”日本动物学家下郡山诚一亦描述称，1911年秋季在忠清南道与全罗北道的交界处曾经见到过一个超级大群，数以千计的朱鹮聚集在池塘旁边的松树林里过夜，足见彼时半岛越冬朱鹮种群的繁盛。
但受战争影响，朱鹮的数量明显减少，1965年3月，有朝鲜农民在咸镜北道的大同江上目击到10只朱鹮飞过，1954年1月6日，美国学者切斯特·芬内尔（Chester M. Fennell ）在首尔南大门市场购得一只2.25千克种的死亡雄鸟，分别是朝韩两国境内最后一笔确切记录。自此之后，朱鹮仅零星出现于板门店附近的非军事区。1974年12月在台城洞目击4只，1978年12月见到2只，1979年1月10日只剩下一只，此后再无任何可靠的朱鹮观测记录。
1978年，板门店的朱鹮 © 乔治·威廉·阿其博（George William Archibal）
结合现有资料判断，冠麻鸭同样属于一种迁徙性的水鸟，繁殖地极有可能位于俄罗斯远东和中国东北。朱鹮的覆灭故事让学者们深切担忧：类似的命运是否会降临在冠麻鸭身上？早在1956年，朝鲜鸟类学家元洪九（Won Hong Gu）便直言，冠麻鸭是全球最珍稀的鸭类。随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首版《全球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正式将冠麻鸭评定为灭绝物种（EX），认定其最后有效观测记录为黑田保吉在1943年的目击记录。
就在学界怀疑冠麻鸭是否已然灭绝之际。1967年，一篇题为《关于滨海边疆区南部的稀有及新发现鸟类》的论文横空出世。论文称：“1964年5月16日，我们在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群岛附近发现了三只冠麻鸭。它们混杂在一小群正在海中孤立岩石上休息的丑鸭（Histrionicus histrionicus）之中。在其中那只雄鸟因体色鲜亮、体型硕大而格外显眼，即使不用双筒望远镜也能清晰辨认。当我们靠近那块岩石约20米时，整群丑鸭集体起飞，随后两只雌性冠麻鸭自礁石后方飞出，雄鸟紧随其后，这些鸟儿一同向东南方向飞去。”
这篇论文的作者名叫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拉布楚克（W.I. Labzjuk），当时是远东国立大学动物博物馆的首席标本师，同时主持动物学教研室的工作，拥有数十年野外考察经验，具备扎实的辨识能力，显然不太可能会认错。这一记录一经公布，立刻引发全球学界轰动，各国学者的问询信件很快像飞鸟一般涌入他的办公室。为澄清细节、拉布楚克又于1972年刊发专项论文，完整还原专门描述了此次发现的全过程。
伊万诺维奇·拉布楚克
大意是说，此次考察的初衷是调查彼得大帝湾的白眶海鸽 （Cepphus carbo）繁殖种群，当他搭乘划艇行经靠近靠近朝鲜边境的马特韦耶夫岩（Matveyev rocky）时，忽然在一处距岸边约50米的礁石台边缘，发现一只体型显著偏大的野鸭独自栖息。周边还有许多丑鸭正在活动。彼时海面风浪汹涌，难以借助双筒望远镜细致观测，但可清晰看出这只鸭子的体型为普通丑鸭的两倍，喙与足部呈鲜艳的红色，在深色礁石背景下格外突出。
当察觉有人正靠近时，这只怪鸭表现出明显的躁动不安。随着小艇逐步靠近，周遭的丑鸭受惊集体飞离，礁石后方随即飞出两只棕黑色的野鸭，鲜红的喙部特征与第一只怪鸭完全一样，整个头部呈乌白色，头顶有一道明显的深色纵纹。首只雄鸟随即展翅起飞，飞行姿态轻快敏捷，扇翅频率平缓但力道充足，最终三只个体一同消失在东南方向。
自1947年定居海参崴以来，拉布楚克长期参与野外考察，但从未见过此种鸭类。事后他对照《苏联的鸟类》的图文记载，最终确认此次观测的怪鸭正是极为罕见的冠麻鸭。此次目击事件过后，他多次重返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群岛开展专项搜寻，始终一无所获。他还逐一走访当地资深猎人、护林员与科研人员，未能获取任何新增观测线索。所幸拉布楚克秉持严谨的科研习惯，目击当日便用笔记本绘下了他所见到的鸭类形象，正是这份珍贵的涂鸦，成为证实冠麻鸭存续的核心实证。
拉布楚克绘制的“怪鸭速写”
有给拉布楚克寄去信件的学者中，有一位年轻的波兰动物学家欧根纽什·诺瓦克（Eugeniusz Nowak），那年他34岁，担任莱扎尼（Lezany）野生动物研究站站长。几年后受华沙大学委派，前往英国斯林布里奇（Slimbridge）水禽与湿地信托基金会（Wildfowl and Wetland Trust）开展研究。后因婚姻迁居联邦德国，转入波恩联邦自然保护与动物生态研究所任职，长期深耕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领域，他很快就将精力投身于寻找冠麻鸭。
如果在当时的全球学界上找出一个最适合推动冠麻鸭保护的学者，那可能非诺瓦克莫属，他出生于东方阵营，曾在波兰多所高校担任正式教职，1966年在华沙牵头举办了国际水禽研究合作会议，成为冷战以来东西方专家首次跨国学术交流，成功打破了十几年来的铁幕制衡。即使移民联邦德国之后。诺瓦克依然和波兰科学院生态研究所的老同事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还积极参与西方学者的工作，包括起草了《拉姆萨尔国际湿地公约》和《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等一系列文件。
依托自身的学术影响力，诺瓦克搭建起一个全球冠麻鸭联合保护网络，包括苏联国家自然保护总局局长鲍里斯·博格丹诺夫（Borys Bogdanow）、国际水禽与湿地研究局委员会委员长市田则孝、中国科学院的郑作新教授、韩国庆熙大学的元炳旿教授以及朝鲜自然保护协会秘书长姜日焕（Kang Il Wan）均加入其中。1982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18届国际鸟类学术讨论会上，诺瓦克提出了一项拯救冠麻鸭的国际合作计划。他认为，既然1964年还有确凿的目击记录，那么这种濒危鸭子活到80年代的可能性极高
伯恩哈德・福斯特绘制的冠麻鸭
当务之急是找到尽可能残存的冠麻鸭种群。诺瓦克先是委托著名画家伯恩哈德・福斯特（Bernhard Faust）绘制了一份彩色原画，然后在联邦德国鸟类保护协会的资助下，出资印刷了30万张带有冠麻鸭彩色图片和文字说明的传单，分别由中文、日文、俄文和韩文印刷而成，希望能够在各大分布国内分发。这一计划得到各大分布国的响应，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吉林林业科学研究所、朝鲜国家自然保护协会、日本野鸟协会，以及首尔大学鸟类研究所分别承担了调研任务。
1982年冬季，韩国率先启动越冬地专项搜寻，次年春季，苏联学者开启乌苏里江流域繁殖地调查；中国调研工作起步稍晚，1985年，长白山保护区赵正阶教授正式牵头开展国内冠麻鸭普查，1985至1991年间，累计在全国范围内发放15000份调研宣传单，广泛征集民间观测线索。参与各方都对发现冠麻鸭信心满满，计划一旦发现活体，即刻就地捕获并移送专业动物园保育繁育，东柏林动物园，莫斯科动物园以及北京动物园都被列为潜在合作对象。
遗憾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联合搜寻行动中，绝大多数调研工作均无功而返。仅收获一则具备参考价值的目击线索：朝鲜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吴明石（O Myong Sok）指出，1971年3月末，他带领20多名金日成综合大学生物系学生，前往咸镜北道明川郡的宝村江口开展鸟类调查，却意外在远处水面上观察到一小群冠麻鸭，由2只雄鸟和4只雌鸟组成，尽管没有留下影像证据，但经过事后对比各类图，吴明石确认他们所见到的正是冠麻鸭。
中文分发的传单 © Wikimedia Commons
不过，也有人对吴明石的学术水平提出质疑，波兰科学院的特蕾莎·托梅克（Teresa Tomek）就是其中之一，1984年至1999年间，她曾经先后5次前往朝鲜，试图确定咸镜北道记录的准确细节，但始终未能联系到作者吴明石本人，也没能见到另外参与观测的金大师生，因此她对那笔记录的可信程度持保留意见。
根据托梅克的经历可知，朝鲜境内缺乏专业的鸟类图鉴，望远镜也被视为一种军需物资，私人很难拥有。另一位曾经与他工作过的西方学者回忆，吴明石更像是一个热情的技术官僚，而非真正的鸟类学家，他曾经将鸊鷉和海鸥辨认成黄嘴潜鸟（Gavia adamsii），后者在朝鲜实际上是一种罕见迷鸟，只有1914年4月的一笔标本记录，可见其学术水平并不高。考虑到缺乏望远镜的前提下，肉眼观察很容易存在问题，因此吴明石的记录普遍被视为不可靠。
由于始终未能获得有效线索，诺瓦克只能将研究对象转移到白鹳（Ciconia ciconia ）的迁徙等方向，还先后三次参与了德国和苏联联合组织的泰梅尔半岛考察活动，直到1998年正式退休。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冠麻鸭的追求，一些访问过诺瓦克的学者回忆，诺瓦克兴致勃勃的将冠麻鸭的画作作为礼品相赠，他可能是希望这些学者继承遗志，继续追寻这种隐藏在迷雾中的鸟类，然而遗憾的是，2024年12月18日，欧根纽什·诺瓦克与世长辞，享年 91 岁，终身没有得到答案
注1：根据古画可知，活体冠麻鸭的喙部应为鲜艳的红色，只是标本会褪色为黄褐色
参考文献
灵囿志异
微信号：zo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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