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8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六大任务的通报，指出将把国有企业考核以及资源投向由原来的仅仅做大转变到做强上来，关键产业供给、公共服务、应急保障等会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并且要求国企今后靠什么来证明自己是“有用”的?
国企要不要继续做大，答案正被重新书写。
2026年9月28日国务院国资委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宣布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六大任务，改革的重点不再只是扩大规模，普通人会感受到关键产业供给、公共服务和应急保障的变化，但是国企到底靠什么来证明自己有用才是本轮改革需要回答的问题。
这轮部署把《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2029年）》作为纲领，继2019年至 2018年的“三年行动方案”和 从 但是这次的 “深化提升行动”之后，是国资国企改革的第三次系统性安排。六大任务分别是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分类考核评价、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监督管理体制机制。
不是六个相互独立的工作，而是一套完整的回答国企“做什么，靠什么做，怎样评价，谁来负责，如何监管以及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改革最先改变的就是国有资本的流向。
近些年来不断重复提到的“三个集中”，就是把有关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国计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以及应急保障领域的重大决策或者工作安排，都放到统一的一个平台当中来完成。
新的安排又将这条主线分成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提出了创建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及结构调整指导制度的要求。布局也不再是靠一宗一宗审批来决定的，而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起来的一个比较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体系。
产业结构调整不只是将传统的产业迁移出去，而且是同时对传统产业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加以推进。“十五五”规划中提出到2030年时中央企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再增加5个点。
重组整合的判断标准随之变化，之前更加重视企业的数量、资产规模以及行业排名，之后则会看重企业是不是为国家的战略安全服务的，是否可以成为产业的引领者、国计民生的服务者和服务公众的利益相关方，并且能减少同质化竞争而形成真正的产业协同。
这种变化也是对之前重组所遇到的问题作出的反应。一些企业的组织上已经合并，但是没有实现业务上的协同；一些企业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但是经营机制和供给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
新安排把重心放在重组、组建企业启动运营上，就表示着整合结束并不是终点，是否可以给企业战略领域里提供更加有效的商品和服 务，在什么时候才能将上下游资源有效地串起起来，才是改革成果的体现。
下阶段可以推进同类型业务的横向合并，也可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纵向合并，其目的在于不单纯的叠加规模而是在于减小资源浪费、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科技创新又被重新提到能否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上。
改革的同时重视了技术研发与成果转移，认为国有企业应当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创新体系之中，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产生原创技术、关键技术以及行业共性的技术；
也要创建中试平台，提供开放的应用场景，使实验室里研发出的产品流入生产线、走向市场，并且嵌入到产业链的关键部分之中。样品做出来了并不代表成本已经降低、产品可以稳定地供应给客户了，中试环节就是把研发与大规模应用联系起来的桥梁。
科技人才的激励方式也会随之调整。中长期激励、超额利润分享、项目跟投等市场化工具，将会在科技型国企当中占据更多的应用空间。只有让承担研发任务的人既能看到成果价值，也能分享成果转化带来的增量，科技投入才更容易从“完成项目”转向“形成能力”。
考核体系又是一个重要的转变点。新一轮改革强调更加重视质量效益、战略使命和价值创造，加快创建起以国有企业履行好战略使命为主要内容的评价体系，推进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制度改革的实施工作。
从事芯片攻关工作的企业，要付出长期的投入、不能得到短期的利润；从事粮食安全储备工作的企业，其利润率也不能按照普通商业企业的标准来计算。
如果所有的国有企业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就会出现“不该投入却要投、不应该承担的任务却不得不承担责任”的情况。“战略使命评价”将企业所具有的特殊的职能包括进正式的评价之中，使完成国家的战略任务本身也成为可以被衡量的绩效。
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属于宏观层面，用来衡量国有资本整体配置是否有效。不同的功能定位、不同的行业属性、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企业，考核指标和目标值应该有差别而不是在同一个模板上简单调整权重，“一企一策”就是考核科学化的方向。
治理、监管以及党建是改革能否落实的制度保障。公司治理还要明确权责边界，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必须做出实质性的把关，二、三级子企业董事会建设要体现差异性，经理层任期制及契约化管理必须兑现责任和目标。
专家所提出的“一表多单”权利责任清单体系，就是把分散在各个制度里的责任集中起来，使“权责法定、权力透明化、协调运转与有效制衡成为可以实施的过程。”
监管也会由看一级企业、看报表，进一步延伸到全级次子企业，关注资金流向、重大决策和风险敞口，穿透式监管由此成为重要方向。党的建设不是改革完成后的附加环节，而是贯穿于改革设计、执行与评价全过程的内在安排。
六大任务最终所指向的，是一类以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为特征的“现代新国企”。国企还必须做大做强做优，但是排序已经发生改变：做强在做大之前，质量、效益、创新能力以及战略作用不再把规模扩张放在首位。
国企是否重要，不能只看资产有多大、队伍有多长，还要看它在战略安全、产业创新、公共服务和国计民生等哪个领域给国家和社会提供不可替代的供给。规模只是结果之一，能否在关键地方真正发挥作用才是这轮改革留下的最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