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也在减少，园区企业办事、项目落地和就业承载会如何变化，谁能留下？全国各地开发区正处在一个大范围整合期。
撤并、压减、清理低效园区，不是个别地方的事情，而是多个地方把开发区提质增效、瘦身整合列入“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工作。浙江的动作有代表性。
五年前全省共有1059个开发区和园区，在撤并整合之后只剩下134家了。重庆的园区数量压减超过一半，管理机构和运营公司同时精简；河南则把开发区数量从288个压缩到184个。
数字变化背后，开发区的发展方式正在换挡。
以前是不断设园区、扩土地、上项目做大规模的模式，现在转变成集中资源打造少数有产业基础、有税收贡献、有就业承载能力的园区。
很多人把这轮改革理解为裁撤人员、减少机构，实际变化并不止于此。开发区曾经承担着招商引资、工业项目落地、“外贸增长”和产业培育等任务，在长期扩张之后，一些园区又叠加了征地拆迁、城市管理、“信访维稳”和民生服务等行政事务，逐渐演变成“既管经济又管社会”的复杂平台。
开发区本来就是经济功能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园以及保税区这些地方在设立之初就不是完整的行政区，而是在划定出一块专门用地的基础上才开始进行的。这套机制以前起过作用，在全国范围内232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有部分园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服务体系和管理机制。
工业化推进、外资落地和制造业成长，都是依靠开发区给予的支撑。
“问题出在园区数量不断增加之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全国开发区建设迅速升温，园区总数一度超过6800个，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同期区县行政区划。部分地方不管产业基础是否成熟、配套能力是否完善,都先划地挂牌再等待项目进入。
经济高速增长期土地、资金、项目相对充足时的园区数量多造成的困难不易显现出来。经济增速变化、土地市场调整和地方财政承压之后，缺产业、缺税收和缺企业的园区会直接出现运营成本高以及建设投入高的情况。土地财政收缩，是这轮整合的重要背景。
过去一些地方通过举债建设道路和厂房,再依靠土地出让收入补足资金缺口,形成“债务投入、土地回款、园区运转”的循环。房地产市场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下滑，加上地方隐性债务管理趋严，原有资金链条难以继续维持。
很多中小园区没有稳定的产业，也没有持续的税收来支撑基础设施维护以及人员薪资等各项费用支出。低效园区由原来的增长平台变为地方财政必须长期供养的资产。
清理空心园区、撤并无效平台是减少支出、集中财力的重要安排。招商方式也在变化。过去一些区位一般、产业空白的园区，主要依靠税收返还、财政补贴和低价供地争抢项目。
企业所在之处，并不是仅仅由产业链条所决定，也受制于谁会给予更大的政策优惠来吸引投资。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不断加快，违规优惠政策以及非标准补贴会被清理出去，《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全面实施之后，单纯依靠政策洼地招商的空间就会缩小。
没有产业配套的园区，缺少营商服务的真实市场需求，在获得补贴之后很难持续吸引项目，撤并也有了现实的基础。园区同质化造成资源分散。过去区县甚至乡镇都设立过园区，在相邻区域重复布局基础制造和通用加工，土地指标、财政资金、招商资源被分割到各个小平台中去，产业链不能形成规模。
这轮改革要做的就是把分散的资源重新集中起来。小型园区、弱势园区以及长期空置的园区被压减之后，土地、资金和项目就会更多地投向主导产业明确、企业集聚度高且产能基础扎实的园区。
开发区不再追求“数量多”，而在于能否形成产业、创造税收并提供岗位。管理关系也需要重新理顺。部分园区过去配有独立管委会、运营公司以及相关的服务机构，企业办事需要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来回对接，政策落地的流程较长。
园区既要招商又要承担社会治理事务的工作，在经济工作上就会出现精力分散的情况。
撤并整合并不只是减少挂牌数量的问题，还包括把民生治理等社会职能交还给属地行政区、压缩重复机构、使园区重新回归到招商、项目服务和产业培育上来的过程。部分园区工作人员待遇高于普通行政机关，长期运行又需要财政支持，机构精简也涉及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开发区曾经有“只设不退”、“只扩不缩”的特点。
即使企业入驻少、产值增长慢、土地闲置多，一些园区仍然可以继续挂牌运作。如今国家和省级层面开始建立动态考核和退出机制，亩均税收、产业集聚度、项目落地情况以及合规运营水平成为主要的评价指标，排名靠后或者效益较低的园区可能会被摘牌降级或者合并。
全国现存的200多个开发区正出现明显的分化，一部分省、市、县级小园区和空心园区加速退出，另一部分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则持续得到政策扶持。
目前全国有232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179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江苏、浙江、山东、广东集中了较多优质的国家级园区，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中部省份的园区布局也比较突出。
江苏有45个以上国家的园区，数量接近于广东省的两倍；苏州是一座城市就容纳了全省将近三分之一的质量优秀的国家园区。苏州不是副省级城市也不是计划单列市但是可以成为重要的产业高地背后是长期的专业化布局和市场化经营所形成的结果。
国家级园区占地面积较小但是承担着较大的经济和外贸份额仍然是高端制造、新质生产力以及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因此撤并并不意味着开发区就失去了其价值。
被压缩的是没有产业、没有税收、没有项目的低效平台，剩下的则是有实体经济基础并且可以自给自足的园区。保留下来的园区大概会走三种道路之一，有的和属地行政区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班子广州黄埔、青岛西海岸属于此类探索；
有的升级为实体行政区重庆两江新区是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的代表；还有的剥离行政和社会事务采用管委会加市场化公司的模式甚至转型为国有产业集团。
西安曲江新区也在逐渐放弃开发区的身份，向着一个具有旅游功能的文旅集团靠拢。这个曾经打造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等文旅项目的地方，又呈现出另一种转型路径：园区不一定永远以传统开发区的形式存在，但仍可以围绕产业和运营继续发挥作用。
开发区还是行政区划以及区域治理改革试验地。属于市级政府派出机构，调整相对容易，改革阻力也小。未来在人口和产业收缩地区，区县整合优化将会成为更大的问题。
过去几年全国大范围撤县设区、城市合并基本停止了,少数的调整是在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经略边疆、稳固边防。
随着人口流动以及产业布局的变化，行政区划优化要更加谨慎。
开发区先做瘦身整合，在此之前就已经把“减少重复设置、集中公共资源、提高治理效率”这些改革逻辑推向前台了。开发区扩张时代到来之时，产业园区也将会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