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和敢不敢把钱花出去9月19日，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召开。林毅夫认为，全球经济发展已经陷入持续近20年的低迷时期，美国、欧元区以及全球经济增速都比危机前明显放缓了，外部需求走弱不是短期波动而是长期变化。
他的判断并不复杂：中国经济体量占全球经济的18%，如果全球其他部分的需求都在收缩，则只有这18%的国内市场无法填补外需留下的空缺。因此，产业升级、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到海外布局等都需要投资来推动。
这套思路有现实基础。产业升级需要设备、技术和基础设施投入，新能源、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也不可能仅仅依靠消费自然生长起来。企业要扩大产能提高效率，首先要有投资进入。
可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投资可以增加供给，但是不能自动产生足够的购买力。工厂建起来了，设备买好了，在产品上最终还需要有人来买。国内消费接不住，海外需求又在减弱，则新增投资就有可能再次变成库存、价格压力和产能闲置。
林毅夫认为消费能力要建立在收入增长的基础上，而收入增长又依赖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则需要依靠创新和投资。这条链条没有错的地方在于另一头同样重要：需求不足时，消费并不是投资之后顺手出现的结果，而是企业敢不敢继续投资的重要条件。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981元，同比增长5.2%；人均消费支出为14836元，同比增长3.7%。其中的人均转移净收入增长5.8%，高于工资性收入的增速5.3%。
收入增加，消费也在增长，但是消费增速仍然小于收入增速。.这组数字放在普通家庭身上，意义十分直接：收入多了一点，并不意味着当期就会把钱花出去。房贷、教育、医疗和养老支出都必须有家庭提前预留的安全垫。
工作和收入预期不稳定的时候,多出来的钱更容易存起来而不是马上变成消费。居民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低,也会造成消费扩张受阻。东吴证券曾做过38个国家的横向比较，202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7.2%，样本国家平均值为53.8%。
两者之间的差距不只是消费习惯不同，更涉及到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承担方式。老百姓不是不想买，而是要先判断这笔钱花出去以后遇到失业、生病、老人照护或者孩子升学时手里还有没有退路。
只要预防性储蓄的压力仍然较大,刺激消费就不能只盯着商场优惠和消费券。消费券可以把一部分需求提前，但是很难单独改变家庭长期的花钱意愿。
真正能促使居民放开手脚的是更稳定的收入、更加完善的养老医保、以及可以预见的就业环境。托底措施越扎实，家庭就越不需要把所有的钱都存进账户里。
有人会问为什么国内市场只占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就不出售更多的产品到海外去呢?答案就是出口和海外投资虽然重要，但是外部市场并不是可以无限承受供给的水库。
日本、德国长期以来依靠出口维持经济的增长，在海外市场需求旺盛的时候可以迅速扩张，但是当遇到汇率波动、贸易摩擦、地缘冲突或者主要市场的放缓时，国内经济就会受到牵连。
2026年上半年日元汇率波动加大，日系汽车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继续下降，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再次显现。企业走出去也有价值。
自2013年以来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推进，产业和产能合作取得了不少进展。
但是部分沿线国家仍然有债务压力，在红海航运余波还在的情况下中东局势又有变化。把海外投资作为补充可以，把它当成消化全部产能的主渠道,就要面对更复杂的风险。
外需走弱被判断为长期趋势，解决办法却继续高度依赖出口和海外投资，在逻辑上就会出现压力：越是知道外部需求变窄，越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外部市场。
202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增长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相对缓慢、居民消费价格处在低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仍在负增长区间。供给端比较强，需求端却不够旺，这种组合说明了过去形成的投资惯性还在发挥作用，消费还没有成为足够有力的牵引。
政策层面已经开始调整。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作为2026年的重点任务，并提出了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提高投资效率等安排。
两新政策不断扩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汽车置换和家电补贴等措施持续推出，目前的重点已经不只是让消费者买一件商品而是让消费与收入、就业以及公共服务之间产生更为稳定的联系。
居民收入提高之后，消费会扩大，企业看到订单再扩产，投资效率就容易提高。
这样的顺序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让投资不再脱离需求，使生产和购买之间重新接上。
14亿人的市场中真正的价值不但是人口数量，而且是居民有没有能力、信心以及稳定的预期去消费。
国内需求如果持续扩大起来，那么中国经济在外部波动的时候就会多一层缓冲，企业也会有更加稳定的订单来源。
林毅夫把外需收缩同投资升级放在一起考虑，研究的是中国经济在全球低迷期里怎样保持增长。问题重要的是投资和消费不能被当作只能二选一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