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正面临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最深刻的重构。1976年《牙买加协议》确立的美元主导法币信用锚体系面临底层逻辑的根本性动摇，“去美元化”进程加速；欧元主动开启“货币主权战略”；人民币国际化依托庞大经贸规模在新兴经济体形成使用优势。本文采取“由因到果”的建构视角，提出决定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十大基础”与“五大表征”，并构建二者间的因果映射框架。为理解当前国际货币格局、研判未来走向提供分析参照。“IMI财经观察”对原文内容进行了整理，以飨读者。
竞争国际储备货币的十大基础和五大表征
摘要：
国际储备货币承担维持全球经贸金融系统顺畅运转的关键角色，其竞争动态直接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现有文献对国际储备货币成因的研究在分析视角上存在“以果推因”的逻辑错配，在研究维度上呈现碎片化特征，在从基础决定条件到国际货币地位获取的传导机制上缺乏系统性梳理。随着世界政经格局多极化调整，构建能够完整解释国际储备货币竞争动态逻辑的综合分析框架愈发迫切。本文采取“由因到果”的建构视角，基于文献梳理、理论比较、历史经验归纳，系统提出了决定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十大基础”与“五大表征”。具体而言，经贸实力与价值锚等基础维度构成初始门槛；金融市场深化与跨境支付网络构建供给端载体，推动国际使用需求的系统性转变；内部法治与国际多边协议构成硬制度约束，增强货币的国际公信力；政治信誉与历史路径依赖增强软实力壁垒，放大并延续既有主导优势。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从多维原因到多维结果的因果映射框架，揭示了基础维度间的动态结构关系及其向具体表征领域传导的差异化。
关键词：
国际储备货币 货币竞争 基础维度 核心表征 映射机制
引言
国际货币体系正面临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最深刻的重构。由1976年《牙买加协议》确立的美元主导法币信用锚体系正面临底层逻辑的根本性动摇：美国量化宽松与债务扩张引发对其财政可持续性的广泛关切，将美元武器化、频繁实施资产冻结与金融制裁严重冲击美元信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重塑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上述因素均在动摇美元体系的信用根基，逐渐打破全球对美元“中立、安全”的核心共识。世界正在进入多元货币竞争时代。
在这一历史性转折期，储备货币连接国际贸易、跨境融资、国际支付清算与官方储备配置，不仅关系一国融资成本、汇率自主权等核心经济利益，也在秩序塑造、规则制定、危机应对等领域拥有结构性权力。
基于此，本文尝试回答：主权货币需要具备哪些底层基础才能在储备资产、贸易计价、国际支付、国际融资、外汇市场等国际储备货币的不同核心表征领域形成优势，占据并维持主导地位？本文的推进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研究视角上采取“由因到果”的分析视角；框架构建上整合十大基础并归纳五大表征；机制分析上构建从多维原因到多维结果的因果映射框架。
竞争国际储备货币的十大基础
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并非仅表现为官方储备资产份额的增加，也体现在主权货币在国际货币不同功能领域中的综合竞争力上。
（一）
国际储备货币内涵的演变
国际储备货币不仅拥有主权货币权力，更承担维持全球经贸金融系统顺畅运行的角色。进入牙买加货币体系后其内涵进一步扩张，相关研究更多从国际货币的功能视角分析储备货币竞争。
IMF以官方储备资产为主要切入点对储备货币内涵作狭义界定，将其定义为被货币管理机构广泛持有、用于国际收支融资和外汇市场干预的对外资产计价货币。随着跨境私人资本流动激增，上述界定的局限性逐渐显露。Cohen（1971）、Kenen（1983）从货币功能和使用两大维度构建“三功能、两层次”矩阵，归纳出针对官方和私营部门的六大核心功能（表1）。
表1 国际货币的六大核心功能和角色
资料来源：Cohen（1971），Kenen（1983）
此框架下两者边界日益趋同：私人交易中的高效使用是货币被央行选为储备货币的重要前提，贸易计价也影响安全资产需求并传导至官方储备配置。储备货币竞争的解释对象由此不再是官方储备配置的结果，而是货币在多重国际功能中的系统性使用能力。
（二）
决定储备货币竞争的十大基础
储备货币的竞争力对应着深层且具结构性的基础条件，体现为发行主体在需求端、供给端、“硬制度”与“软实力”四类上的能力：需求端对应经贸规模，供给端对应能否提供完备的金融工具与网络基础设施，“硬制度”对应能否以制度规则使国际投资者保持信任，“软实力”对应是否具有历史积累的信誉和使用惯性。
1．需求端支撑基础
经贸实力与规模（D1）是最基本的维度。经济规模既直接决定主权货币的国际使用需求，也通过“税基—财政能力—国债供给”机制制约安全资产供给，构成储备货币供给能力的底层约束，需跨越货币网络效应的“门槛”要求。
货币价值锚与可兑换性（D2）是影响国际投资者长期持有意愿的关键。主权货币被作为储备资产广泛持有的前提是“信息不敏感”——价值高度稳定且能自由兑换，这要求通胀可控、汇率平稳且具有逆周期避险属性，并具备较高的资本账户可兑换性。
可持续的货币输出与流动性支撑（D3）决定发行主体能否在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的同时维持本币信用稳定。Triffin（1960）指出，储备货币发行主体必须持续稳定地输出流动性，并在满足全球需求与维持本币信用稳定之间实现动态均衡，这要求其拥有充当全球“最后消费者”的开放市场，且央行能在危机中充当“最后贷款人”。
2．供给端支撑基础
金融市场、工具与服务供给（D4）决定发行主体能否建立深度与广度兼备的金融市场：一是拥有大规模、高流动性的主权债市场；二是市场具备高价格韧性；三是拥有充足的衍生品对冲工具；四是拥有具全球中介能力的银行体系，带动“贸易计价—国际融资—储备配置”的正向循环。
跨境金融通道与网络供给（D5）决定以该货币计价、支付、结算、清算的交易能否低成本、高效率、无中断完成，关键在于拥有自主可控的支付清算报文网络、高效安全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巨大用户规模所形成的黏性与进入壁垒。
金融科技创新与数字主导权（D6）决定发行主体在科技革命中重塑国际金融体系的潜力，关键在于主导全球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开发与标准制定、拥有跨境数字支付标准的国际推广能力，并掌握AI驱动的金融风控技术主导权。
3．“硬制度”支撑基础
发行主体内部制度支撑（D7），即具有完善、可靠、受国际认可的法律制度与执行机制，是其货币建立长期国际信任的关键：需具备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以降低制度风险溢价、独立的司法体系强化债务承诺可信度，以及高度独立的央行稳定货币购买力。
国际制度支撑（D8）是使货币的“功能性”优势转化为“制度性”优势的关键：需有广泛认可的国际协议背书、在全球金融治理规则制定中的强影响力，以及在国际多边机制内协调危机的能力。
4．“软实力”支撑基础
政治信誉和军事实力支撑（D9）指发行主体内外政治稳健性，决定其能否维护本币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与信誉。在地缘冲突和金融制裁频发背景下其重要性明显上升，核心条件是遵守“金融中立性”原则，不因政治原因冻结海外投资者资产。
历史路径支撑（D10）反映主权货币长期使用形成的路径依赖和网络效应，兼具“因”与“果”双重属性：既是其他维度长期累积产生的“果”，又是在位储备货币反向强化其地位的“因”，其具象化为储备配置惯性、贸易计价黏性与外汇交易中的中介网络。
（三）
十大基础间的系统性关系
十大基础间并非简单并列，而是动态、复杂的系统性关系：时序层面，各维度相对重要性随储备货币生命周期阶段变化；横向结构层面，维度间存在互补、共生、独立三种关系。
1．不同基础间相对重要性的阶段化演变特征
与霸权国家的兴衰更替类似，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也存在生命周期，积累和崛起期、确立期、维持期是关键阶段。其间，不同基础的相对重要性呈现从“门槛型基础”向“制度与网络构建型基础”再向“软实力基础”演变的趋势（见表2）。
在积累和崛起期，主权货币能否进入储备货币竞争主要取决于能否跨越若干经济金融门槛。经贸实力与规模（D1）、货币价值锚与可兑换性（D2）均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一旦超越特定阈值边际效应将大幅增强。日元提供了反向验证：日本经贸规模虽在20世纪80年代稳居世界前列，但金融市场开放与资本流动自由化推进缓慢，叠加制度性约束，显著制约了日元国际化扩张。
在确立期，国际制度支撑（D8）、流动性输出（D3）、金融市场供给（D4）与跨境金融通道（D5）等维度成为重要支撑，核心在于将使用需求转化为稳定的计价、融资、支付、储备配置，并通过网络效应增强相对优势。
在维持期，储备货币更依赖“软实力”：政治信誉（D9）影响国际社会对其地位可持续性的信心和预期，历史路径（D10）通过惯性和网络效应放大既有优势。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仍能维持美元霸权，即体现了这一点。
表2 储备货币发展不同时期对关键基础维度的依赖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不同基础维度间的差异化关系
横向视角，不同基础维度之间存在互补、共生、独立三种结构性关系（见表3）。互补型关系的功能和影响相互放大，如“税基—安全资产供给”（D1—D4）、“信誉承诺”（D2—D7）、“资产—通道”（D4—D5）互补。共生型关系的作用依赖各维度发展水平，经贸规模带来的潜在需求须与币值稳定、市场深化和可信制度同步完善才能转化为真实需求。三类关系并非互斥，如经贸实力（D1）与金融市场（D4）既共生又互补。
表3 不同基础维度间的横向结构性关系及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竞争国际储备货币的五大表征及其决定机制
主权货币在十大基础上的竞争，会通过复杂传导机制作用于其在储备资产、贸易计价、国际支付、国际融资、外汇市场与汇率锚五大表征的实际使用。五大表征既是竞争结果的体现，也是观察基础强弱的窗口。
（一）
五大表征的理论界定
现有研究虽未形成统一的衡量标准，但底层逻辑高度统一——多基于国际货币的核心功能与角色构建测度体系。本文将五大核心表征概括为储备资产、贸易计价、国际支付、国际融资、外汇市场与汇率锚五个方面，其既对应国际货币的基本功能，也对应不同部门和市场的货币选择行为，全面刻画了储备货币地位的“果”（见图1）。
图1 国际货币核心功能与表征的映射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储备资产（F1）反映货币承担官方价值储藏功能，是衡量竞争力的最直接指标。各国货币管理机构持有某一货币计价资产，意味着对其安全性、流动性和长期价值稳定性的高度信任，也体现发行主体的市场深度与制度信誉。
贸易计价（F2）反映货币承担私营部门跨境交易计价单位功能，取决于发行主体贸易规模、产业链地位、大宗商品定价权、贸易网络中心性等条件。贸易计价货币一旦形成主导地位便保持较强黏性，因为企业合同定价、汇率风险管理与供应链协调中存在路径依赖。
国际支付（F3）反映货币承担私营部门跨境交换媒介功能，强调货币在交易执行环节的可达性、便利性和基础设施支撑，高度依赖跨境支付网络、清算系统与合规机制的成熟度，也受金融科技与地缘政治信任影响。
国际融资（F4）反映货币承担私营部门价值储藏功能，取决于发行主体是否拥有规模庞大、流动性充足、风险管理工具充足的金融市场，能否提供稳定、低成本、可预期的融资环境。
外汇市场与汇率锚（F5）是反映国际交易媒介与官方汇率管理功能的复合表征。前者体现货币在全球兑换、风险对冲中的流动性地位，后者体现其他经济体是否将货币政策和汇率安排与该货币关联，共同反映其在全球汇率体系中的影响力。
五大表征并非相互割裂：贸易计价带动支付需求，支付便利强化计价黏性，融资规模扩大影响储备资产配置，需置于同一框架识别不同货币在各领域的优势与短板。
（二）
五大表征的统计趋势
五大表征还需能精准捕捉各领域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储备资产以外储货币构成及黄金份额刻画，贸易计价以进出口计价份额与大宗商品计价结构刻画，国际支付以SWIFT份额与跨境支付系统规模刻画，国际融资以国际债券、跨境贷款、离岸债及资本市场占比刻画，外汇市场与汇率锚以外汇交易份额与锚货币选择刻画。
第一，储备资产（F1）。美元仍占绝对主导，2025年在已分配外储中占比达57%，但较21世纪初高点下降14个百分点；人民币2016年被纳入SDR后份额快速上升（见图2a）。同期黄金占全球央行总储备比重显著上升，俄乌冲突后加快（见图2b），显示储备资产正发生结构性变化。
图2 储备资产表征主要统计指标演变
资料来源：IMF、Wind数据库
第二，贸易计价（F2）。美元凭大宗商品计价优势及第三国贸易计价“媒介”的路径依赖，进入21世纪以来份额稳定在50%；欧元更多充当区域性计价货币；人民币份额随贸易结算推进、南方国家经济实力上升而快速上升（见图3）。
图3 主要货币全球贸易计价份额演变（单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Boz et al.（2025）数据整理计算
第三，国际支付（F3）。美元凭对跨境支付网络的主导，过去十余年SWIFT支付份额由30%升至50%以上；但金融制裁“武器化”削弱其政治信誉，俄乌冲突后欧元、英镑份额下降，人民币与非传统货币份额上升（见图4）。
图4 SWIFT全球支付货币份额演变
资料来源：SWIFT
第四，国际融资（F4）。美元在各渠道普遍维持50%以上占比；以存量国际债券为例，危机后美元份额从30%激增至50%左右，欧元由50%降至40%左右（见图5a）。同时，新兴经济体跨境融资更多使用本币与人民币（见图5b）。
图5 国际融资表征主要统计指标演变（单位：%）
资料来源：BIS
第五，外汇市场与汇率锚（F5）。美元凭“载体货币”的历史路径及网络外部性，21世纪以来全球外汇交易份额稳定在90%左右；危机后人民币与非传统储备货币份额上升，欧元、英镑、日元份额下降（见图6）。同时，美元仍是超60%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汇率锚货币，人民币地位逐步提升。
图6 全球外汇交易货币份额演变
资料来源：BIS
（三）
储备货币竞争从基础维度到具体表征的综合映射机制
储备货币竞争从基础到表征的传导并非一一对应，而是多维对多维的复杂映射：部分基础形成“一对多”映射，某一表征通常由多个基础共同决定形成“多对一”映射，表征间还存在相互强化与反馈，使竞争具有路径依赖和网络外部性特征（见图7）。
图7 国际储备货币竞争从基础到表征的综合映射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1．竞争储备货币的“一对多”映射机制
金融市场供给（D4）、价值锚与可兑换性（D2）与历史路径（D10）能同时影响多个表征。金融市场供给（D4）覆盖范围最广，同时作用于储备资产、贸易计价、国际融资、外汇市场四个表征，主要经由三条渠道：安全资产供给渠道满足央行配置需求并提供高质量抵押品；金融中介渠道降低融资成本；风险管理渠道降低海外投资者风险溢价，三条渠道间还存在正向反馈。价值锚与可兑换性（D2）不依托金融市场渠道，而是靠价值稳定和外部可得性发挥作用：通胀稳定信誉影响储备资产与债券融资，汇率稳定性及避险属性影响储备资产、贸易计价与外汇市场，资本账户可兑换性则保障支付与融资顺畅。历史路径支撑（D10）通过路径依赖和网络效应强化在位货币影响力：在储备资产、贸易计价、国际融资领域形成网络效应，在外汇市场通过“载体货币”建立垄断优势，但在国际支付领域对新兴技术冲击敏感。由此可将“一对多”区分为“功能性”与“惯性”两类，避免混淆“从因到果”和“从果到果”。
2．竞争储备货币的“多对一”映射机制
储备资产领域，流动性输出（D3）通过管理特里芬难题与危机救助影响储备资产质量，内部制度（D7）影响制度信任，政治信誉（D9）影响持有动机。贸易计价领域，经贸实力（D1）通过贸易规模、“焦点效应”与大宗商品计价权“乘数效应”发挥作用，跨境通道（D5）保障清算顺畅。国际支付领域受跨境通道（D5）与数字主导权（D6）影响最大，后者可通过推广数字货币标准实现“弯道超车”。国际融资领域还受流动性支撑的“避险”渠道与制度支撑的“预期”渠道影响，外汇市场则通过贸易计价主导力传导形成。
3．五大表征间的联动与反馈机制
五大表征也会相互作用形成自我强化：储备资产份额增加会提升安全资产需求、降低融资成本；融资规模扩大会增加资产的全球持有量，反过来支撑储备配置；贸易计价份额越高，支付和外汇交易需求越大，而外汇市场流动性又巩固其贸易和融资地位，显示出竞争的显著累积性。
但自我强化并不意味着优势不可逆。若发行主体在债务负担、安全资产供给质量、支付网络中立性、制度信任或地缘政治承诺能力等维度出现系统性弱化，竞争优势也会被显著侵蚀。新兴货币的挑战不能依赖单一基础突破，而需在多维度持续改善并将表征优势转化为联动优势。
综上，基础通过“一对多”影响多个表征，表征由多个基础“多对一”共同塑造，表征之间再形成动态反馈，储备货币竞争由此表现为长期、复杂的系统性竞争。
结论与启示
国际经济、金融、货币格局正面临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一是经济重心向全球南方转移，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影响力提升；二是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大国博弈向科技、金融、制度等领域扩展，金融制裁使用频率创新高；三是美元体系内在矛盾显现，对外债务扩张、货币政策独立性承压；四是数字技术注入新变量，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与AI正重塑跨境支付与金融中介模式。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正处于“旧秩序待破，新秩序未立”的关键转型期，系统认知储备货币竞争的底层逻辑，是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也是各国制定竞争策略的重要基础。本文建立的“十大基础—五大表征”框架，为分析当前国际储备货币竞争格局构筑了理论基础。本框架并不预设国际货币体系必然走向单一货币主导：无论均衡状态是单极主导抑或多元并存，不同主权货币在十大基础维度上的对比始终是决定相对竞争力的核心变量。
运用此框架，后续可在两个方向上推进：一方面，评估美元、欧元、人民币等主要货币的条件禀赋，识别竞争优势与短板，并对框架解释力进行实证检验；另一方面，分析人民币竞争国际储备货币的战略选择与路径设计，探索在多极化、地缘政治化、数字化三重趋势叠加背景下，如何通过基础维度的条件构建重塑储备货币竞争格局。
作者：
朱 民（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
杨斯尧（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巩 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副教授）
来源：
《国际金融研究》2026年第7期
选题 / 宏观经济金融理论与政策选题组
整理 / 徐珂
监制 / 朱霜霜、肖伊琪
版面编辑｜王馨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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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朱霜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