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对中国贸易顺差所给出的数据为1.2万亿美元。他认为这样的局面会损害到中国本身以及整个世界，同时也会希望帮助中国的改变。
放在全球贸易的现实结构里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引起强烈的反差并不是因为数字大而大，而是中美两种经济模式正好站在了同一张账单的两端上：一边是依靠制造业、出口和产业链积累财富的经济体，另一边是国债规模达到36万亿美元、长期依靠发债和美元信用购买全球商品的经济体。
贝森特用词可以归纳为赚取太多的钱，顺差太大了，这样的模式要调整。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顺差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中国企业强迫欧美消费者购买商品还是市场在价格、效率和供给之间做出的选择？
现实并不是工厂把货物推到海外消费者面前，而是欧美市场长期购买中国制造的日用品、工业品、新能源产品和消费电子。中国工厂提供商品，海外消费者支付美元；
中国获得外汇，美元又有相当一部分以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回到美国金融体系。这是条早已存在的循环链。美国输出美元信用换取钢铁、零部件、手机和各种价格低廉的商品；
中国输出产能、劳动力以及制造能力获取外汇储备，并且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业体系。商品流向美国，美元又通过金融体系回到美国。问题在于，一方面享受中国产能带来的低价商品与温和通胀另一方面又以高科技出口限制的方式阻止中国购买部分高端产品。
先进的芯片、光刻机、航空航天设备以及高端诊疗仪器被纳入严格管制之中，中国想购买的高端产品不一定能买到；
而美国消费者需要的日用品、光伏板、电动汽车等商品，又可以大量生产，并且成本更低。
于是出现了贸易结构上一个复杂但是尴尬的局面：高价值高技术产品不能卖出去，普通商品又买不起。它就像一家商场的高端专柜被关闭一样，在另一侧却看到顾客在超市区购买大量的面包、矿泉水和纸巾之后又对顾客进行指责。
如果美国真的希望缩小1.2万亿美元的贸易缺口，理论上可以扩大高技术产品出口来增加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中国市场需求充足，但是缺少的是在限制条件下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范围。只要要求中国减少出口，并且不涉及对美利坚的任何限制问题，则很难实现双向再平衡。
从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入手分析，它牵扯到了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方面面。而以美元为基础进行投资和融资的行为则成为一种全新的模式。
企业获得美元之后就不能把所有的外汇都转换成美国的商品。为了保证资产的安全、贸易结算以及储备管理等原因，一部分资金会被配置到美国国债上。于是可以继续发债来维持公共支出、福利体系以及庞大的军费开支；
中国的外汇储备和产业能力得到提升。因此，顺差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数字，而是一个商品、货币和债务共同构成的结果。假如中国突然停止向全球供应大量的商品，并且不再积累美元资产的话，那么美国国债的融资循环、美国市场的商品供给以及通胀压力都将发生新的变化。
美国国债规模达到36万亿美元左右的时候利息支出每天都会超过数十亿美元，海外资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能被忽视。贝森特所说的“再平衡”，确实触及了中国经济内部的一个真实议题。
中国要扩大居民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还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且减少投资和出口的单一依赖。
但是这些方向不是外部提醒之后才出现的，国内政策本身也一直在推动收入分配改善、扩大内需和提高消费能力。但是中国需要调整内部结构，不等于要按照外部要求主动削弱制造业优势，更不等于要放弃产业链完整度和出口竞争力。提高居民收入、让家庭敢于消费,是一种内部经济改革;
人为压低产能、减少出口、把市场份额让给其他国家,则是另一件事。两者不能被包装成同一个问题。1985年美国等国在纽约广场饭店促使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随之出现大幅度升值。
日本在外部压力和国内政策变化共同作用下，经历了资产价格的快速膨胀期之后又进入长期经济低迷期。
1987年东京银行工作人员手工修改美元兑日元牌价的画面，也成了那段汇率剧烈波动时期的一个具体注脚。历史不能简单复制，今天的中国也不是当年的日本。中国拥有更加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更大的国内市场，还有新能源和高端制造领域持续扩张的产业基础。
但是那段经历至少说明了一点，即外部提出的“帮助你再平衡”，并不等于对方会为你承担调整成本。美国目前面临的高债务、高通胀、高利率以及再工业化困难等问题，还会有部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供应链能力需要重新建设。
使美国消费者减少借债消费、使国会削减财政赤字、使工厂恢复过去的制造能力，都需要付出真实的代价。
要求另一个经济体少卖商品、少赚顺差，则比改变自身更容易成为政治表达。
贸易再平衡如果只有一方刹车，则很难真正达到均衡状态。“要形成真正的平衡”，必须同时考虑市场开放、技术出口、消费结构、财政赤字、产业能力和货币体系等各个方面，不能把所有的压力都转嫁给出口国。
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制造优势和出口收入以及产业积累转化为居民收入和国内消费；美国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在继续享受全球商品的同时，承担债务、产业升级和消费模式调整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