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辉：耐心资本在创新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丨浙商学研究专栏

十几天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杭州位列全球第13位，连续两年稳居这一位次。这份榜单用三项核心指标衡量创新集群的能级：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风险资本交易量。杭州的PCT申请达到11309件，科学出版物超过9万篇，风险资本交易3047笔。更值得关注的是创新强度排名，杭州从全球第25位升到了第20位，在中国仅次于宁德和北京。

3047笔风险资本交易，这个数字放在全球创新集群的坐标系里也是有分量的。它意味着，杭州的创新产出不只是在“发生”，而是在被资本“定价”、被市场“筛选”、被创投生态“加速”。WIPO把风险资本交易量作为衡量创新集群的核心指标，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天才可以被发现，但创新的持续发生，要依靠风险投资的催生和哺育。

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核心命题。

2015年，我率团访问美国硅谷时，发问为何是硅谷，在场的一位华裔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本尚无中文翻译的书，叫《天才地理学》，回来后读了同事的翻译稿，就爱不释手，因为它基本回答了我的问题，更增强我对杭州和浙江科技创新的信心。此后，在各种场合和文章中都会推荐和介绍此书的观点。韦纳在《天才地理学》里写的虽是宋代杭州，但也讲到今天的杭州。他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盛产天才的城市，往往不是最舒适的天堂，而是“需要大胆的新方式进行改善的地方”。宋代杭州的天才，沈括也好，苏轼也好，他们的创造力不是从安逸里长出来的，是从商业文明的繁荣和多元文化的碰撞中迸发出来的。

最近重读了一遍此书，又有新的感悟。今天的杭州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转折。应用层的创新，杭州已经证明了自己。我在拙作《有为与有效》试图证明“六小龙”的横空出世不是偶然，它是商业需求催化、人才流动聚集、创投生态协同的结果。这是一场地理、历史与文化的“三重奏”。地理上，独特禀赋造就了既敢冒险又务实的商业基因；历史上，长期和平稳定孕育了深厚的商业文明；文化上，重视商业、讲究诚信、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社会气候，让创新的种子有了发芽的土壤。

现在，杭州创新发展处于蓬勃上升期，省委提出打造人工智能科创高地，市委提出争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这些号召正在得到响应，总体看好杭州。但是，韦纳在书里也不断提醒：舒适区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杭州的挑战，从来不是“为什么是杭州”，而是当杭州不再需要被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能不能持续产生改变世界的原始创新。

从创投的角度看，这个跃迁的核心命题只有一个：资本能不能从“追逐应用”转向“陪伴源头”。

我注意到一个数字。2026年上半年，杭州AI融资总额反超上海和深圳，位列全国第二。这是市场用真金白银投出来的判断。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杭州与全球前十创新集群的差距，不在应用层的活跃度，而在基础研究的厚度和成果转化的效率。这十年的万物生长大会不仅仅是发现一些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而是在揭示一个道理：“只有宽容失败，才会有伟大的企业熬出来。” 

这句话在创投的语言里，就是四个字：耐心资本。

杭州已经在做这件事。“3+N”产业基金集群，“十五五”期间规模要突破5000亿元，其中杭州科创基金的定位非常明确——“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润苗基金首期20亿元，专门为A轮前的科技型初创企业提供第一笔投资。钱江世纪城的“1+3+N”天使科创基金矩阵，明确允许最高80%的亏损。这些制度设计的背后，是一个清醒的判断：原始创新需要一种不同于应用创新的资本逻辑，前者需要的是“容忍失败”的长期承诺，后者才可以追求“快速验证”的退出节奏。

而杭州的创投生态，正在从单一的应用层耐心，向源头层耐心延伸。今年5月，国新杭州基金、晨壹并购基金等四只基金集中签约，总规模超200亿元，其中国新杭州基金明确围绕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等重点方向深化合作。杭州市首只场景驱动的AI产业基金——杭数人工智能壹号——已经投出了一个样本：在建设全国首个液冷万卡智算集群的场景中，挖掘出一家AI算力服务商，两轮融资后估值增长超过800%。这说明，耐心资本不意味着被动等待，它可以主动创造场景、定义需求、孵化标的。

我想说得更直白一些。

杭州的创投生态，目前仍然有一个结构性短板：从实验室到产品的“死亡谷”，资金的密度远远不够。 有科研人员形容这段距离“不是最后一公里，而是十万八千里”。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成果转化直投基金，这些基础设施杭州都在建，超100亿元的科技成果转化直投基金正在加速组建。但创投机构在这个环节的参与度，还远远不够。杭州的创新生态需要“生态共同发力——资本、创业者、政府、社会，缺一不可”。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创投只盯着成长期和成熟期，那“天才集群”的传统就会断代。

宋代杭州的天才集群，靠的是商业文明和多元碰撞。今天杭州的创投集群，需要的是从“发现价值”到“创造价值”的能力跃迁。发现一个已经跑出来的独角兽，不难；在一个科学家还只有论文和专利的时候，就敢于下注、敢于陪跑十年，这才是真正考验一座城市创投生态的时刻。

2026年万物生长大会的独角兽榜单上，有一组数字值得注意：杭州独角兽从44家增至48家，准独角兽从397家突破至413家，还有种子独角兽，今年新诞生的8家独角兽全部集中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等硬科技赛道。同时，8家杭州独角兽企业叩开资本市场大门，创下近6年单年最高纪录。这组数字说明，“发现—陪伴—上市”的培育闭环正在高效运转。

但真正的考验在前端。那413家准独角兽里，有多少能在未来三年获得第一笔机构化的早期投资？那数以万计的实验室成果里，有多少能被创投的眼睛“提前看见”？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具体的倡议。杭州市创投协会的会员单位管理着超过两万亿人民币的资金。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其中哪怕一个很小的比例，系统性地配置到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和极早期直投环节，杭州的创新生态就会从“应用层的繁荣”走向“源头层的涌流”。这已经不只是情怀了，而是策略。因为全球创新集群的竞争，最终比拼的不是谁有更多的独角兽，而是谁有能力持续地、系统性地制造出独角兽的源头。

韦纳如果十年后再来杭州，我不确定他会说什么。但我希望他能看到的不只是西湖的山水，不只是几家明星企业的名字，而是一个真正被制度化的创新系统——在那里，科学家和投资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论文和商业计划书之间没有“十万八千里”，失败不会被嘲笑，而是被当作创新的必要成本。

创新可能不是被计划的，但一定是被哺育、引导和催生的。

而创投，就是那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哺育者。

（本文为周国辉在“未来十年创新会议暨杭州市创业投资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