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在上海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革命社会科学团体，标志着党领导社会科学事业的开端。社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研究理论、服务革命为己任，奠定了革命社会科学事业的政治原则、治学传统与组织根基。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的各级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社科联”），是这一红色文脉在当代的制度延续与形态升级。二者同源共生、一脉相承，共同构成党领导社科群团发展的百年谱系。了解这一历史脉络，有助于认识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从早期探索到制度化建设的发展历程。
一、历史根基：中国社联的创建与革命实践
朱镜我
邓初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厉行文化专制，封禁进步思想，严防马克思主义传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时涌动，误导革命方向。为整合进步力量、传播革命理论、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下，1930年5月20日，中国社联在上海正式成立。大会选举产生领导机构，朱镜我任党团书记，邓初民为社联主席。作为党领导的首个革命社会科学团体，社联与左联等共同构成左翼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
李达
社联组织架构较为完备，组织上实行执行委员会制，据《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规定，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体会员大会，由会员大会推举产生执行委员会。设有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总务部等部门，以及基金募集、编辑出版、书报审查、国际政治经济、中国政治经济等专业委员会。社联内设党团，领导社会科学工作者有组织地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除上海总部外，社联在北平、广州及日本东京留学生中陆续建立分盟，汇聚了李达、杜国庠、王学文、艾思奇、吴亮平、胡乔木、胡绳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革命骨干，郭沫若等亦始终给予有力声援。为扩大影响，1930年下半年，在社联党团领导下，发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作为外围组织，吸收高校师生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成员以大学生为主，形成了党领导革命文化团体的早期工作模式。
郭沫若
全盛时期，社联盟员发展到五百余人，其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最多时达一千二三百人。
社联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现实、开展理论论战、普及革命社会科学为核心任务。
在理论传播层面，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剖析社会根源，积极参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农村社会性质等重大思想论战，驳斥错误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早期理论成果。短短数年间，社联成员翻译和编译的马列著作及社会科学读物达数十种，涵盖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
王学文
在翻译和出版《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同时，社联通过创办或合办等形式，先后出版了《新思潮》《新思想》《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讲座》《社会现象》《研究》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刊物。这些刊物坚持理论性与通俗性并重，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错误思潮、参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思想战线的锐利武器，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在1930年代前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王学文在《新思潮》第5期发表《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潘东周在同期刊发《中国经济的性质》等文章，系统论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一派被称为“新思潮派”。
艾思奇
在普及工作方面，社联在上海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和读书班，还参与创办泉漳中学等学校，安排盟员任教，将课堂变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依托《读书生活》平台，艾思奇连载“哲学讲话”，将抽象哲学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思想武器。文章结集出版后改名《大众哲学》，甫一面世便风行全国，成为无数进步青年的启蒙读物。据统计，仅读书生活出版社一家，至1948年已印行32版，总发行量达数十万册，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里程碑之作。
在宣传实践层面，社联通过办刊、讲学、编写通俗读物、组织街头宣讲等多种方式打破思想封锁，推动马克思主义走向大众。紧扣土地革命与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社联组织盟员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为党的路线方针提供学理支撑。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兼具理论素养与革命理想的骨干人才。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左翼文化团体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需要，相继调整组织形式。1936年春，根据文委指示，社联宣布解散。据李一氓等人回忆，部分社联成员转入救国会等公开救亡团体，另有部分成员奔赴延安等地。
社联虽仅存六年，却为党的社会科学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其精神内核与实践经验，成为新中国社科事业的重要红色源头。
二、时代赓续：新中国社科联的发展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全面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工作重心转向总结革命经验、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服务国家建设大局。七十余年来，各级社科联承袭社联红色文脉，逐步构建起分级设立、全域联动、协同发展的群团体系，实现了从革命型社团向智库型、服务型、平台型组织的全方位历史转型。
1949年至1978年为萌芽奠基阶段。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负责统筹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学部汇集了一批知名学者，郭沫若兼任学部主任。这一时期，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与协调工作主要由学部承担，为新中国社科事业奠定了组织与人才基础。
地方性社会科学群团组织的建立稍晚。为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58年，上海率先成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后改称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此后数年，安徽、黑龙江、江西等省也相继设立类似组织。山东（1960年8月）、福建（1962年9月）等陆续跟进，初步搭建起地方社会科学群团工作体系。其主要工作是联络协调本地学会、开展学术交流和理论宣传。据各地社科联组织史资料记载，省级社科联成立初期，大多挂靠党委宣传部，编制和经费由地方统一安排。“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社科联活动暂停，工作一度停滞。
1978年至90年代初为恢复建制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科学领域拨乱反正。1979年至1985年间，大多数省份恢复或新建了社科联组织。这一时期的社科联主要承担协调学会工作、组织学术研讨、开展社科普及等职能。至1980年代中期，社科联组织体系逐步扩展。与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不同，社科联未设全国性统一机构，实行省、市、县分级建制，各级组织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独立运作、区域协同。
胡乔木
1977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首任院长、党组书记。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设立地方社会科学院，大多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由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形成了社科院系统与社科联系统协同发展的组织格局。
1990年代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为体系成熟阶段。全国基本建成省—市—县三级组织网络，管理制度与职能架构持续完善。社科联正式确立为党和政府联系社科工作者的桥梁纽带，逐步列入群团机关序列管理。至1990年代末，全国多数省份建立了省、市两级社科联，部分省份延伸到县级，省级社科联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逾千个。社科联的职能进一步拓展，形成了“无全国性统一机构、各地自主运作、区域协同”的独特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科联进入提质升级的新发展阶段。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围绕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一战略任务，各级社科联聚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服务高质量发展、推动社科普及、培育青年人才等重点工作持续发力，发展模式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推动社联红色文脉在新时代实现制度化、现代化传承。
三、红色基因的当代传承
纵观百年历程，新中国社科联与中国社联不是割裂的两段历史，而是同源同脉、接续发展的有机整体。跨越时代背景与职能定位的变化，二者在党的领导、学术报国、组织功能、治学理念等方面形成完整的传承与发展脉络。
——党的领导一以贯之。 社联自成立起即在中央文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内设党团。1930年10月，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成立后，设立党团统一领导各联党团，社联亦归其领导。新时代社科联将政治建设贯穿工作全过程，延续了党管社科工作的基本原则，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学术报国一脉相承。社联以理论研究服务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早期路径。这一路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得到延续与发展。社科联随国家发展阶段调整工作重心，扎根中国实践，回应时代需求，坚持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
——组织功能继承升级。社联凝聚学者、开展理论宣传、服务革命的基础职能得到完整承接。各级社科联在组织架构上延续了以学会、协会为基础的组织方式，并拓展出学科建设、智库咨询、成果评价、社科普及等制度化职能，实现了从革命型社团向现代化专业群团的转型。
——治学理念代代相传。坚持立足国情、理论联系实际。社联注重理论研究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社科联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从1930年代的社会性质论战，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情研究，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咨询和智库建设，关注现实问题、服务国家发展始终是社科工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取向。
从组织形态看，社联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革命文化团体，其组织规模和存续时间均受制于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新中国的社科联则是制度化、规范化的群团组织，职能更加广泛，体系更加完善，在组织设置、职能定位和运行机制上，既有历史传承，更有时代创新。
总之，作为1930年代党领导社会科学工作的早期实践，中国社联是党领导红色社科事业的源头，新中国社科联是其红色文脉制度化、现代化的传承载体。革命年代，社联点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星火；和平发展时期，各级社科联接续传承，让红色社科事业成体系、全覆盖、遍地开花。二者同源同脉、一脉相承，形成了“革命奠基—建设探索—改革成型—新时代提质”的完整发展脉络。
（作者：徐先领 单位：济南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