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的资料很多，有传记，有采访，有史实，有解密。同一件事，不同版本，而他本人也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写他的一生，当你站在他的终点，替他再看一遍他自己来不及看清的路。那种感觉，是镜中花，也是水中月。
这一集的故事，带你走进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人生拼图。
诺贝尔和平奖
这一集的故事，我们从一张照片开始。
1994年12月10日，挪威的首都奥斯陆（Oslo）。
那一天，是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
领奖的人，来了三个。三个在今天看来不可能站在一起的人。
最左边那个，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当时他65岁。
右边那位，是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72岁。照片上拉宾没有笑，他这辈子拍照都不喜欢笑。
站在中间的，是以色列外交部长佩雷斯（Shimon Peres）。一年前，在他的推动下，巴以双方签署了许多人做梦都不敢相信的《奥斯陆协议》。协议里以色列允许巴勒斯坦在加沙自治。两家决定用五年过渡期谈分地和难民的问题。
颁奖的那天，拉宾没有穿军装。但他打了半辈子的仗。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他是前线指挥官；1967年六日战争，他是总参谋长。再后来干到了国防部长，两次当上以色列总理。
阿拉法特穿着军装，裹着黑白格头巾，那是他的标志性装扮。但他这辈子其实没有真正上过前线。他干了四十多年的革命，是1948年以后巴勒斯坦人唯一的领袖，也是以色列最想杀的人。
两个当家的，曾经的敌人，终于在1993年，决定和解。一年后，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颁给了他们。
然而，和平只是幻觉。
1995年11月4日，拉宾在特拉维夫的广场上被人从背后开了三枪。死在了一个以色列青年的枪下。
杀他的理由只有一个：他不该和阿拉法特握手。
拉宾死后第五天，阿拉法特从加沙坐直升机飞到了特拉维夫。以色列不允许他入境，但他不顾危险，直接来了。他要去拉宾家里看望他的遗孀利亚。
那是阿拉法特一生中极少数几次在公开场合摘下方巾。摘下方巾的他，看起来就是一个66岁的普通老人。矮小，秃顶，眼睛肿着。
阿拉法特的故事，我们依然从他出生那天说起。
一个一辈子都在回家的人。
开罗人的耶路撒冷
1929年8月24日，埃及的首都开罗，一个从加沙来的布商家里，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家里人叫他“亚西尔”（Yasser），阿拉伯语里“容易”的意思。可他后来的人生，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
1933年，母亲病死了，那年他刚4岁。母亲是耶路撒冷人，死的时候，最小的弟弟法特希才出生四十天。父亲一个人带不了七个孩子，就把亚西尔和还在襁褓里的弟弟送去了耶路撒冷的舅舅家。
舅舅家在老城区，离哭墙只有几步路。每天早上，亚西尔听着犹太人在哭墙下面的诵经声醒来。
哭墙背后就是圣殿山（Temple Mount），犹太人说，他们三千年前的圣殿就建在那里。穆斯林说，那是先知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地方。山上有两座阿拉伯人盖的清真寺。一座金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另一座是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
从舅舅家往西北走几百步，是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基督徒相信耶稣就是在那里被钉上十字架，又在那里复活的。全世界的基督徒一辈子都想来这里看一眼。
三个宗教的圣地，就这么挤在一座一平方公里的老城里。
阿拉法特就在这个声音里长大了。
他后来讲过一个故事，童年时候的一段回忆。
那是1936年前后，巴勒斯坦人正在闹大起义，就是上一集里阿明·侯赛尼发动的那一场。有一天夜里，英国士兵踹开了舅舅家的门。舅舅被从床上拽起来，还没来得及穿鞋，就被拖了出去。
阿拉法特躲在墙角，看着英国人的靴子踩在石头地上，嘴里喊着他听不懂的话。手电筒的光扫过屋里的每一张脸。舅妈在哭，弟弟在哭，只有他没有哭。
那年他8岁。
他到底哭了没有，没有人知道。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从那之后，他一辈子都在说：我出生在耶路撒冷。
有人找出了他的出生证，证明他生在开罗。他不认。出生证上的生日是8月24日，但他对外却说是8月4日。为什么不一样，他从来没有解释过。
从历史学家的角度，他们把这个叫作：统治者对自己出身的“合法性叙事”。
一个巴勒斯坦人的领袖，不能出生在埃及。
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
阿拉法特编的不是一个谎言，他编的是一个故乡。一个失去母亲、寄养在舅舅家的孩子，在耶路撒冷住了四年。耶路撒冷，就是他的执念。从8岁的那夜起，就再也没有消失过。为了这个执念，他拼了一辈子。
一个人的故乡，往往并不是出生证上写的那个地方。而是他自己心中认的那个。是午夜梦回的地方，是他这一生无论走到哪里，都觉得自己从那里出发的地方；也是他快要死的时候，唯一想要回去的地方。
阿拉法特的一生，一直在用自己的意志去改写那些他不喜欢的事实。
出生地和生日只是第一件。
回到开罗
舅舅被抓走后，父亲把八岁的亚西尔和弟弟都接回了开罗。
父亲已经再婚了，继母不喜欢他。家里有一间布料铺子，生意不错。孩子们都能上学。日子还算过得去。
家里的房子是租的，父亲一辈子都在打官司，他们家在埃及有一块祖传的地，被别人占了。打官司的钱花了不少，地最终还是没能要回来。父亲的心思全在那块地上，对孩子并不关心。
在那个家里，亚西尔是一个外人。他是被长姐拉扯大的。
阿拉法特（右）与姐姐哈迪杰、弟弟法特希
尽管说着一口开罗口音的阿拉伯语，但亚西尔从不认为自己是埃及人。他是巴勒斯坦人，一个住在开罗的耶路撒冷人。
他的姐姐后来讲过一件事。中学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偷偷跑到开罗的犹太区，钻进犹太会堂，站在后面看人家做礼拜。
父亲知道了，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但他后来偷偷又去了。姐姐问他：“你到底去那里干什么？”
他说：“我要弄明白犹太人是怎么想的。”
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的那天晚上，一群埃及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听到广播里宣布：
“以色列可以在巴勒斯坦建国。”
所有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问：“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阿拉法特说了一句话：“送枪回去。”
那一年他刚17岁，还在上中学。送枪回去的意思是，走私武器。一个中学生，在那一刻决定要帮巴勒斯坦人打仗，把地抢回来。
埃及西部的沙漠里，有战争时英国和德国留下的枪、子弹和地雷。撒了一地，没有人收拾。一帮孩子凑钱租了辆卡车，把沙漠里那些生锈了的步枪一件一件捡回来，擦干净，装箱，偷偷地送到了加沙。
在和平的国家，17岁的孩子应该在操场上踢球，在教室里为考试发愁，为一个女孩子睡不着觉。而乱世里的孩子会走私武器。
他们把这件事叫作：干革命。
这件事，亚西尔·阿拉法特干了一辈子。
大学时代
1948年，19岁的阿拉法特上大学了。他念的是福阿德一世国王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这所学校后来改名叫开罗大学，就是今天埃及最大的大学。
在大学里，阿拉法特改掉了第二件不喜欢的东西，他的名字。
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很长，叫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乌夫·阿拉法特·库德瓦·侯赛尼（Mohammed Abdel-Raouf Arafat al-Qudwa al-Husseini）。
他只留下了自己的中间名，阿拉法特。加上自己的小名，亚西尔。他不要父亲的姓，也不要家族的后缀。他不想和这个家有任何关系。
从此，全世界只知道亚西尔·阿拉法特。
大学的课还没上几天，战争就来了。
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第二天，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开进了巴勒斯坦。阿拉法特这个大一新生扔下了课本，跟着一帮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志愿者去了加沙前线。
他到底有没有上前线，没有人能证明。他自己后来讲过好几个版本，越讲越精彩，讲到最后连他的传记作家都分不清哪句是真的。
但在他所有的故事中，提得最多的，还是那件从他中学时代就开始做的事，运枪。
有一天，他们的走私车开到了加沙边境的一个检查站，一个埃及军官拦住了这帮大学生。
“把枪交出来。”
“这是我们自己从沙漠里捡的。”
“埃及的正规军到了，用不着你们。回开罗去吧，大学生们。”
捡来的枪被埃及军队没收了，他们被送上了回开罗的卡车。阿拉法特后来说，就是在那一刻，他明白了一件事：
“阿拉伯兄弟靠不住。巴勒斯坦人的事，得巴勒斯坦人自己干。”
这个信念，他后来坚持了一辈子。
1949年2月，停战了。以色列占领了78%的巴勒斯坦土地。巴勒斯坦人最后的两块土地，埃及拿了加沙地区。约旦拿了西岸和东耶路撒冷。
但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看，最后的两块地还在阿拉伯兄弟手里，也就意味着他们还可以住。
巴勒斯坦人的村庄还是老样子，橄榄树还在，仙人掌也在。老百姓只想活下去，至于头上插着谁家的旗子，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毕竟联合国画的那个饼，“巴勒斯坦阿拉伯国”，从来没有成立过。
阿拉法特又回到了校园里。但从那以后，他的心思就不在教室里了。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理想。不是土木工程，而是帮巴勒斯坦人把土地要回来。
耶路撒冷，是他的故乡。从八岁被迫离开的那天起，这个念头就再也没有改变过。
大学里，他当上了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一开始只管自己学校里的巴勒斯坦学生，后来他把开罗其他大学的巴勒斯坦学生也拉了进来。到他毕业那一年，整个埃及的巴勒斯坦学生，几百号人，都归他管。
他组织集会，发传单，召集大家开会，募捐。谁被警察抓了，他去救人。谁家钱不够了，他也管。
一群大学生，为一个不存在的国家，为一个不肯消失的民族，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学生会里，有一个雅法来的同学，叫萨拉赫·哈拉夫（Salah Khalaf），他比阿拉法特小4岁，能说会道。
阿拉法特（左）萨拉赫（右）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萨拉赫问他：“你打算干到什么时候？”
阿拉法特说：“干到巴勒斯坦人能够回家。”
萨拉赫笑着说：“那你恐怕不能毕业了。”
阿拉法特在开罗大学读了八年，直到1956年，27岁的阿拉法特终于拿到了毕业证。
他搞了八年学生运动，但他知道，学生运动救不了巴勒斯坦。发传单、开会、喊口号，他喊了八年，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只有巴勒斯坦人在乎。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领袖。
可是，自从以色列建国以后，巴勒斯坦人不但没了土地，领袖也没了。
怎么办？自己家没有，那就从别人家找吧。
这个人很快就找到了。
别人家的领袖
1952年，埃及的一群年轻军官推翻了埃及国王法鲁克。带头的那个，叫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34岁，年轻，有魅力，嗓门大，长得也好看。
纳赛尔（中）
他在台上讲话，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内容就一个主题：阿拉伯民族主义。
他说：我们阿拉伯人，从摩洛哥到伊拉克，本来就是一家人。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被人欺负？因为我们不团结。团结起来，把英国人法国人赶出去，把尊严拿回来。
开罗有一个电台，叫“阿拉伯之声”，每天开到最大功率，向整个阿拉伯语系国家，从中东到北非，循环播放纳赛尔的演讲。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加沙的难民营里，几十个人围着一台收音机，收音机里那个声音说：
“兄弟们，我们会回去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加起来几千万人，以色列才几十万人。难道我们阿拉伯人打不过它吗？”
这话听起来太有道理了。收音机前的巴勒斯坦人听得直抹眼泪。
1956年，纳赛尔当选埃及总统。紧接着，他干了一件更大的事：他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了。
那一战，英国人叫它“苏伊士运河危机”（Suez Crisis）。最后靠的是联合国的帮忙，以及美国和苏联的支持。苏伊士运河留在了埃及手里。
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
纳赛尔一战封神。整个50年代，他是像神一般的存在，是所有阿拉伯年轻人的偶像。从1956年起，巴勒斯坦人的领袖，就是隔壁的那个埃及人。
但有一个人没有相信。
亚西尔·阿拉法特。
换个地方
阿拉法特不喜欢纳赛尔。
在他眼里，埃及人不会真心帮巴勒斯坦人建国。他从小看着父亲打官司，自家的地还是没要回来。1952年，父亲郁郁而终，葬在了老家加沙。阿拉法特没有回去奔丧。
连一块自家的地都要不回来。还能指望埃及人替你把整个巴勒斯坦要回来？
他不想再待在埃及了。于是，他做出了人生 中的第三次改变，换地方。
他要去一个没人管的地方。
放眼整个中东，哪里最适合？
答案是，科威特。
1950年代是科威特的黄金时代。石油让这个沙漠小国富得流油，人均GDP冲到了世界第一。不止有钱，更重要的是，当时科威特国王阿卜杜拉·萨利姆是个改革派。
他让自由的风，吹到了中东。甚至史无前例地把“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写进了国家宪法。叙利亚和埃及的许多知识分子在自己国家待不下去的，都去了科威特。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纳赛尔还在喊口号，而科威特已经在用行动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了。
阿拉法特是个聪明人，他看明白了。他要去的是一个有钱，但又不会管你脑子里在想什么的地方，只有那样的地方才适合搞事情，才可以继续干他的革命事业。
1957年，28岁的阿拉法特来到了科威特。
谋生和革命，他一辈子最重要的两件事，都将在这里起飞。
那时候的科威特遍地是钱，到处都在盖房子、修路、建港口，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工地。最缺的就是工程师。
阿拉法特的专业，这就派上了用场。他先进了科威特的工程部画图纸，没过多久就自己开了一家承包公司，在沙漠里给人修路。
赚钱的速度超出了他的意料。他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语气里有那么一点怀念。
钱赚得太快了。一年之内，他就买了车，买了房，有了自己的佣人。晚上下了工地，他有时候会开着车去海边转一圈，回家佣人已经把饭做好了。
银行里的存款一个月比一个月多。
他说，那是他一辈子唯一一段有钱又轻松的日子。
如果一切就这样停下来，他大概会娶一个科威特的姑娘，生几个孩子，公司越开越大，老了在海边买一栋别墅。当一个巴勒斯坦裔的科威特富商，安安稳稳地过完一辈子。
这条路就摆在他面前，走下去很容易。他没有选。
他还是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甚至看不清方向。
但那条路，是他回家的路。他要带领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回家。
“法塔赫”（Fatah）
阿拉法特在科威特买的那套房子，是一间公寓。有了钱后，他没有换更大的房子。而是把所有的钱，用来干了另一件事：养兄弟。
第一个住过来的，就是他大学时代的好兄弟萨拉赫。那个雅法人。他白天在科威特的一所学校教书，晚上就住在阿拉法特家。
第二个来的，叫哈利勒（Khalil al-Wazir），是个加沙人。这个人是阿拉法特一生最信任的人。他会打仗，有军事才能。后来成了组织里的军事总指挥。
这三个人，此后的三十年里，一起战斗，一起被追杀，一起躲来躲去。到最后，两个死于暗杀，一个被毒死在医院。这是后话。
哈利勒（左一）萨拉赫（左二）阿拉法特（右三）
阿拉法特把他们叫到科威特的公寓里，包吃包住。这帮人每天就是开会、吵架、攒钱、发宣传册。
1959年，他们正式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字叫“法塔赫”（Fatah）。这个词倒过来拼，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阿拉伯语缩写；正着念，是“征服”。这个组织直到今天，依然是巴勒斯坦人的核心政治力量。
阿拉法特是法塔赫的灵魂。这个组织走的不是宗教路线，而是民族主义路线，它的核心思想说穿了只有一句话：巴勒斯坦的解放，靠巴勒斯坦人自己，不靠任何一个阿拉伯政府。
这个想法，听起来没什么。但在1959年的中东，是大逆不道的。因为它是在跟纳赛尔对着干。纳赛尔说巴勒斯坦的事阿拉伯人一起办，阿拉法特说巴勒斯坦人自己办。
法塔赫成立了五年，并没有太大动静。
他们没有枪，没有训练营。最大的进展是他们办了一本杂志，叫《我们的巴勒斯坦》。杂志是在黎巴嫩印刷的，然后偷偷地发往全中东的难民营。难民营里的年轻人读了，有人记住了这个名字，更多的人翻过去就忘了。
阿拉法特知道属于自己的机会还没到来。他还缺少一件关键的东西：旗号。
自古造反，要有旗号。
阿拉法特没有。他生在开罗，说话还带着埃及口音。在科威特给人修路盖房子。他凭什么站出来，说自己替巴勒斯坦人造反？
没有旗号，就是土匪。有了旗号，才是起义军。
而眼下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等纳赛尔出手。阿拉法特要是自己先动了，名不正言不顺，纳赛尔一句“激进分子”，法塔赫就会被捏死在摇篮里。
他在等。
八年后，他等到了。
偶像的破灭
阿拉法特等到的，不是一个好消息，而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最坏的一天。那场令阿拉伯人颜面扫地的，六日战争。
1967年6月5日，早上7点45分。以色列空军倾巢出动，飞机贴着海面飞，绕过雷达，直扑埃及的机场。
埃及的空军刚吃完早饭，正在往机场走。仅仅三个小时，埃及三百多架飞机，还没来得及起飞，就被炸成了一堆废铁。
可阿拉伯人不知道。
纳赛尔故意隐瞒了这个消息。他不但没有说实话，还打了一通电话给约旦国王侯赛因，告诉他：“埃及空军发挥得不错，你也上吧。”
侯赛因信了。约旦的炮兵开始轰耶路撒冷。他被骗了。骗他的是他的盟友。
真相是三天后才传开的。6月7日，以色列的伞兵降落在了耶路撒冷老城，站在哭墙前面哭。
六天，战争结束了。以色列大获全胜。史称“第三次中东战争”。
这场战争里的每一步，都是一个错误叠着另一个错误。阿拉伯团结的神话，在六天之内碎了一地。埃及丢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约旦丢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叙利亚丢了戈兰高地。
巴勒斯坦人看到的是什么？
他们回家后，发现以色列的坦克就停在难民营门口。在这之前，他们最后的两块土地，至少还在阿拉伯兄弟手里。六日战争后，最后的这两块，也被犹太人抢走了。
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伞兵走向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金顶清真寺
埃及死了一万多人，以色列死了不到一千。
纳赛尔在电视上宣布辞职。他说，我负全部责任。开罗几百万人涌上街头，哭着喊他别走。
他留下了。但他的心，已经碎了。
十九年。
从1949年停战到1967年开战，这十九年里，全世界的犹太人往以色列搬家，以色列的犹太人口从65万涨到了240万。他们修路，建港口，办大学，扩充军队，犹太人依旧在全世界捐款，以色列人全世界买武器、买飞机。
而巴勒斯坦人做的事只有一件：等。
他们在等一个埃及人帮他们回家。但最终等来的，是1948年剩下的最后两块地，一天之内全丢了。
阿拉法特在1959年成立法塔赫时说的那句话：“不能再指望阿拉伯国家了”。
突然之间成了真理。
自己的领袖
阿拉法特等了八年，最后纳赛尔自己把旗号递到了他的手上。
早在1964年，纳赛尔就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巴解组织（PLO）。主席是纳赛尔选的人来干。这个组织的目的不是解放巴勒斯坦，而是替阿拉伯政府把巴勒斯坦人管住，别让他们乱来。
1967年六日战争后，纳赛尔从神坛跌落。他开始留意这个比他小11岁的巴勒斯坦人。那一年，阿拉法特39岁。个子不高，总是戴着一副墨镜，说话的时候喜欢拍对方的胳膊。
他没有电台，没有军队，没有国家经费。阿拉法特最大的本事，是讲故事。那是他从大学学生会时代就在干的事。
除了办杂志、印宣传册，他还到难民营里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跟人去聊天。阿拉法特讲的故事，不是纳赛尔那种长篇大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他的故事，用一个词就能概括：回家。
这个词，在六日战争后，扎得巴勒斯坦人的心，更痛了。加沙丢了，西岸也丢了。巴勒斯坦人绝望到了极致。这时候的阿拉法特是唯一那个还有勇气站出来说话的人，而且他把回家那个词变得更具体了。
他说的是：我能带你们回家。
从1965年起，法塔赫的人就在约旦河边跟以色列人打，埋雷、伏击、破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套打法，来自他心里那位真正的偶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用游击战去消耗一个强大的敌人。阿拉法特把这套理论搬到了中东的沙漠里。
1968年，法塔赫的游击队在约旦河边跟以色列的正规军正面打了一仗。以色列出动了上万人，法塔赫只有几百人。仗打了一整天，打坏了以色列的几辆坦克。
难民营里的年轻人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敢朝以色列人开枪，而且没有死。纳赛尔只会在广播里喊口号，这个人是真的在打。阿拉法特一下子成了巴勒斯坦年轻人的偶像。
1969年2月，在纳赛尔的推举下，亚西尔·阿拉法特正式当选巴解组织主席。
从这一天起，巴解组织不再是阿拉伯政府的巴解，而是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巴解。
阿拉法特的照片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那一年阿拉法特40岁。他的那条黑白格方巾，也是那时候戴上的。
但他从来没有说过，那条方巾到底是为了什么。
从阿明·侯赛尼错误的投靠希特勒那年算起，二十八年，巴勒斯坦人自己的领袖，终于回来了。
自从阿拉法特当上巴解主席之后，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年轻人从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的难民营赶来，排着队要加入。
法塔赫从几百人迅速膨胀成了一支上万人的武装。
上万人，就不能再叫游击队了。得叫军队。
但军队需要训练场，武器需要仓库，指挥需要根据地。问题是，巴勒斯坦人没有土地。
没有土地的军队，和一群拿着枪的流浪汉有什么区别？
放眼整个中东，只有一个地方能去。
约旦。
黑色九月
约旦，是地缘上和巴勒斯坦纠缠最深的国家。
地理上，约旦河西岸曾经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和东岸只隔一条约旦河。
历史上，1948年之后，约旦收留了最多的巴勒斯坦难民。给国籍，给工作，给学上，整个阿拉伯世界只有约旦这么干。但约旦也拿走了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直接并入了自己的版图。
1951年，侯赛因的爷爷阿卜杜拉一世就是因为这块地，被一个巴勒斯坦小裁缝开枪打死在了阿克萨清真寺的台阶上。15岁的侯赛因亲眼看着爷爷死在自己面前。这一幕影响了他的一生。
也许换了其他国王，都会因此和巴勒斯坦人结下不解之仇。但侯赛因没有。
他从来没有关上约旦的大门，六日战争后，又有30多万的巴勒斯坦人从西岸和加沙，穿过约旦河逃到了约旦。这是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失去家园，侯赛因全部收了。到了1960年代末，约旦人口超过一半都是巴勒斯坦人。
侯赛因的态度很明确：我养你们，但你们别闹。
阿拉法特不想闹，但他需要地。最根源的问题依然是，巴勒斯坦人没有土地。
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要搞武装斗争，就必须借别人的地。借了别人的地，就一定会跟主人起冲突。起了冲突，就会被赶走。被赶走，就要再去借下一家的地。
这是一个死循环。打破它的办法只有一个：拥有自己的地。但那块地在别人手上，而别人不给。所以循环继续。
法塔赫的人口增加后，就开始在约旦招兵、练兵、划隔离区、收过路费，甚至办起了自己的法庭，收起了税。到了1970年，安曼街头，拿着枪的法塔赫游击队员比约旦警察还多。
有一回，一个游击队员拦下一辆车，让车里的人下来接受检查。
那人下了车。
是国王侯赛因本人。
侯赛因不忍了。再忍，这个国家就不是他的了。
9月17日，约旦军队开进安曼，坦克对着难民营开炮。巷战打了十天，法塔赫死了三千多人。
叙利亚的坦克开到了边境，美国的航母开进了地中海，以色列的飞机在约旦上空盘旋。全世界都以为，中东又要打起来了。
这时候，纳赛尔出面了。
那一年他52岁，六日战争后他就一蹶不振了。他患上了糖尿病，还有心脏问题，医生不让他工作，家里人劝他休息。他拒绝了。
他说：这件事只有我能办。
1970年，9月27日，他把侯赛因和阿拉法特叫到开罗，关在一间屋子里，逼着两个人签了停火协议。
签完字，他送两位客人到了机场，一位一位地拥抱告别。第二天，纳赛尔心脏病发作，再也没有醒过来。终年52岁。
停火协议签了，但安曼的枪声并没有真正停止。
第二年夏天，约旦军队把最后一批巴勒斯坦武装彻底赶出了约旦。巴勒斯坦人给1970年的9月起了一个名字：黑色九月。
被直播的屠杀
被约旦赶出来后，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去了黎巴嫩。
从1971年到1982年，他们在黎巴嫩住了十一年。在黎巴嫩落脚之后，法塔赫内部有一些人咽不下约旦的那口气。
萨拉赫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法塔赫内部秘密成立了一个行动小组，取名“黑色九月组织”。意思很明确，我们不会忘记那个月。
萨拉赫决定干一次动静大的。他的目的就只有一个，我要让全世界都注意到我们巴勒斯坦人。既然没有人真正在乎巴勒斯坦人的命运，那就用暴力让你们看见。
1972年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德国慕尼黑开幕。那一年的奥运会，是德国最想让全世界忘掉纳粹的一次盛会。开幕式上没有军队，保安全都穿着便装。德国组委会特意把安保降到最低。他们要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的、和平的德国。奥运村连证件都不查。
八个巴勒斯坦人，穿着运动服，背着运动包，包里装的是冲锋枪和手榴弹。没有任何人阻拦他们。他们来到奥运村的宿舍，直奔以色列代表团的房间。一脚踹开门，开枪打死了挡在门口的教练，和另一名举重运动员。
剩下的九名以色列运动员被绑住手脚，捆在一起，成了人质。
天亮后，消息传了出去。当时全世界的主流媒体都住在奥运村里。本来是拍比赛的，全都冲了出来。摄影师扛着长焦镜头，摄像机架好，齐刷刷地对准了对面楼的阳台。
观众原本要看奥运直播，结果打开电视，看到的是一场绑匪和人质对峙的大戏。
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戴着面罩，蒙着脸出现在了阳台上。屋里是九个被绑在一起的无辜的运动员。
奥运村村长特罗格（Walther Troger）勇敢地来到阳台，提出给绑匪“不限金额”的赎金，绑匪拒绝了。他们要的不是钱。
他们只有一个要求：以色列释放234名巴勒斯坦囚犯。
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是“铁娘子”梅厄夫人。她的回答是，不放。她后来解释说，如果这一次放了人，以后以色列的每一个公民都可能成为人质。
谈判失败了。
绑匪要求德国警方给他们一架飞机飞回开罗。到了机场，绑匪一看，飞机里面是空的。没有飞行员，也没有燃油。他们立刻知道上当了。
九名人质当时被绑在一架直升机里。发现被骗后，一名绑匪跑回直升机，朝机舱里扔了一颗手榴弹。人质当场被炸死，九名以色列运动员全部遇难。
五名绑匪被当场击毙，剩下三名被活捉，一名德国警察殉职。
慕尼黑之前，绝大多数西方人不知道巴勒斯坦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慕尼黑之后，他们知道了。但知道的方式，是一场发生在奥运会上的绑架和屠杀。
萨拉赫想借电视的力量让全世界注意到巴勒斯坦人。可他判断错了方向。电视的镜头看不见巴勒斯坦难民营里的苦难，看见的只有戴着面罩的绑匪和死去的人质。
你可能想问，巴勒斯坦人死了上万人，为什么没人注意。
这里有个很残忍的心理学理论，叫“可识别受害者效应”。
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是一串印在报纸角落里的数字。人类对数字的感觉，永远比不上亲眼看见一张脸。一张脸会唤起同情，一万个数字只会带来麻木。
这个解释很残忍，但这是人性。
而慕尼黑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电视从头到尾观看恐怖袭击的直播。1972年，电视媒体刚刚兴起，电视直播带来的震撼是巨大的。全世界的观众打开电视，看到的不是比赛，而是一个戴着面罩的黑影站在阳台上。最后等来的结局是：营救失败，人质全部遇难。
死去的，是前一天还穿着国家队队服在赛场上比赛的11名运动员。他们不是士兵，不是政客，只是来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每一个人都有名字，有面孔，有家人在电视机前等他们回来。
第二天，八万人涌进奥运体育场参加追悼会。在那一刻，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死去的以色列运动员身上。没有人提起巴勒斯坦难民。
从慕尼黑以后，"恐怖分子"这四个字，就和巴勒斯坦绑在了一起。
这次行动是不是阿拉法特指使的？
以色列说是。阿拉法特到死都说不是。
后来的解密资料显示，“黑色九月”的核心成员来自法塔赫，行动的策划人是萨拉赫。萨拉赫知道，阿拉法特到底知不知道？没有证据。他从来没有签过任何一张命令。
“不知道，没签字。”
这六个字，就是阿拉法特的生存术，也是他这个人真正厉害的地方。
没有命令，没有证据，没有一个证人指认他。以色列把他的档案翻了几十年，审讯了所有抓到的人，没有任何一条指令链可以追溯到阿拉法特。
以色列和美国想给他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贴了几十年，贴不上去。
这就是他和后来的哈马斯最根本的区别。哈马斯每炸一辆公交车，第二天就公开发声明认领。美国和欧盟把它列为恐怖组织，西方世界的大门对它永远关着。所以哈马斯永远坐不上白宫的谈判桌。
而阿拉法特不一样。他有意地、精准地、几十年如一日地控制着自己和那条线之间的距离。他永远只说一句话：我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
这句话，你没有办法反驳。所以他能走上联合国讲台，能走进白宫，能站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
下一集，我们讲他怎么躲过以色列的暗杀，他的感情生活。他怎么在离和平最近的那一天，亲手把它推开了。
一个人的巴勒斯坦，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最后一搏。
下集见。
（上集完）
*本文基于公开新闻报道、书籍及官方调查文件撰写。部分人物动机、因果关系的分析为作者基于已有信息的推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