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奥德赛》的中国首映礼上,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被问及近来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奥德赛时期”一词。他选择回溯史诗本身来回答这个问题。诺兰说,《奥德赛》写的是一个人长年离乡、不断迷失,最终踏上归途。这种经历至今仍能引发共鸣,是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漫长的迷惘。尤其是在年轻时,人们“看不清前路”,却一心想要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奥德赛时期”其实早已脱离史诗本身的语境,尤其是在中国,它经历了一次“进口转内销再出口”的复杂流转。2007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借用这个史诗隐喻,形容青春期结束与稳定成年生活开始之间的那十来年。如同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后花了十年才回到伊塔卡,布鲁克斯试图借这段漫长的归途,勾勒出千禧年初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何在求学与休学、合租与归家、这份工作与下一份工作之间反复辗转。今年,这个沉寂多年的词在中文互联网意外翻红。年轻人用它形容工作、住处和感情尚未定形的二十多岁,称自己是“成年人类的未成年”。随着讨论扩散、热度上升,这个浪漫化的隐喻又流入英文报道和网络讨论,完成了一次“再出口”。诺兰被直接问及这一概念,正是这次回流中颇具象征性的一幕。然而,在这个词最初出现的英语世界,学界早已开始警惕它所附带的浪漫色彩。2000年,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提出“成年初显期”时便提醒,并非所有年轻人都有条件将这段被拉长的时间用于独立探索。到了2007年,政治学者戴安·辛格曼进一步提出“等待成年期”,用来描述那些生理上已经成年,却因为工作、住房和成家成本,迟迟无法获得完整社会身份的年轻人。近二十年过去,这种差别并未消失。2025年,社会学家布莱克·西尔弗在美国一所公立大学访谈了九十六名学生。多数人都认为自己“还不是成年人”。同样是面对迟迟无法成年的过渡期,家境较好的学生认为大学给了他们寻找方向的宽裕,而家境较差的学生遭遇的则是行政系统的冷漠,也更容易陷入自我贬低。“奥德赛时期”确实提供了一种宽慰,让人不必把迟疑和改道看成失败,但也容易让人把所有延迟理所当然地理解成成长本身。“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毕竟,即便必须经历漫长的漂流,也应当让这场自我寻找最终通向那座名为伊塔卡的岛屿。

2007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发表了一篇名为《奥德赛时期》(The Odyssey Years)的文章。他试图为自己目睹的新一代人在青春期与成年之间被无限拉长的岁月命名。布鲁克斯认为,过去人们常说人生有童年、青春期、成年和老年四个阶段,但现在至少还要塞进“奥德赛时期”和“活跃退休期”两个阶段,人生变成了六段。所谓“奥德赛时期”,即新一代人已经离开青春期,却还没有抵达稳定成年状态的阶段,如奥德修斯般经历海上“十年游荡”。这群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上学与休学之间反复,在合租屋与父母家之间不断折返,在不同的职业轨道上跌跌撞撞地试错。社会还无法理解这种新现象,但在布鲁克斯看来,“奥德赛时期”恰恰是对现代生存条件的一种“合理反应”。当年轻人从日程越发紧密的童年毕业,迎接他们的却是一个空前充满“不确定、多样、寻找和试装”的世界,“旧的成功配方不再适用,新的规范又没有建立”,“游荡”本身成为一种生存策略。实际上,在千禧年之际,人们愈发注意到,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普遍存在新、旧“人生时钟”无法对接的现象。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最先注意到的是“晚婚”现象开始出现,但他真正关心的是,随着婚姻节点后移,这一代年轻人如何度过这段“腾出来”的人生阶段。他将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称为“一种新的发展概念”,“成年初显期”。它既摆脱了童年和青少年阶段对家庭的依附,又尚未承担成年期的持久责任,从而相对脱离了既定社会角色与规范期待。“这是一生中最由个人意愿支配的几年。”阿内特后来为其归纳了五个特征,即“身份探索的年龄、不稳定的年龄、关注自我的年龄、感觉处在中间的年龄,以及可能性的年龄”。当然,他提醒,这五项并非所有年轻人的共同经历,只是在成年初显期比其他人生阶段更为常见。教育系统的扩张,也为这段被拉长的岁月提供了时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阿内特提出理论的2000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约为1亿人。而在二战刚结束的1950年,这个数字还不足700万。半个世纪间膨胀了十余倍的校园,成规模地拨慢了年轻人踏入社会的时钟。随之向后推移的,是离开原生家庭的时间表。皮尤研究中心梳理美国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1960年,18至34岁的年轻人中有62%已婚并与配偶同住,仅有20%留在父母家中;而到了2000年,传统的居住结构已经明显松动,与配偶同住的比例大幅跌落至43%,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比例则开始逆势攀升。离开原生家庭、独立组建小家庭的社会时钟,正在被成规模地向后拨动。那些曾经紧密咬合、标志成年的刻度纷纷脱节。美国人口普查局在其关于青年向成年过渡的人口报告中,回溯了这几十年的演变。1975年,25岁至34岁的美国人中,有45%已经同时跨过了“离开父母家、参加工作、结婚并与子女同住”这四道门槛;而进入新世纪后,这一比例持续跌落,到2016年已降至24%。同时,旧有社会时钟上的那些刻度,似乎也不再被这一代年轻人视为成年的标志。阿内特饶有兴致地通过多项调查发现,年轻人判断自己是否成年时,最看重的通常并非结婚、做父母或拿到某个职位,而是能否“为自己负责”“独立作出决定”,以及取得经济独立。这似乎意味着,重新校准个人内心的时钟,可以弥合个人标准与落伍的社会时钟之间的错位。但在现实中,社会时间表仍像计价器一样不断跳动。面对家庭、用人单位和银行,年轻人仍不得不反复解释自己,也难以避免外在评价带来的焦灼。同时,成为雇员、配偶或父母,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完成成年的训练,在漫长磨合中学会承担,仿佛也可被重新解读为一种“从前慢”的幸福。相比之下,在反复更换与重启之间,“无脚鸟”们承受着前人未曾有过的身份解离之苦。站在千禧年初,布鲁克斯郑重指出,正如一个世纪前“青春期”被确立为独立的人生阶段,“奥德赛时期”,这一新的生命刻度正在成形。在这个过渡带里,原有的社会组织已经无法与年轻人完成对接。他乐观地期望,随着这种代际结构的固化,市场和社会系统最终会演化出“新的仪式和机构”,来承接这些身处“奥德赛时期”的人。
虽然布鲁克斯的预言十分乐观,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也变得无法回避。即使社会时钟被慷慨地拨慢,为“悠长假期”(抑或说Gap Year)留出空间,但这段时间是否平等地属于每一个年轻人?这意味着一些更具体的处境。比如,年轻人打完短工到底能攒下什么技能;即使他们在当下仍在不停地换租,未来能否获得“恒产”,进而生出“恒心”;甚至,哪怕是走错了路,社会还允不允许他们退回起点、重头开始。正是这些条件,决定了“奥德赛时期”的漂泊最终留下的究竟是经验,还是被耗掉的时间和被消磨的心力。阿内特在提出“成年初显期”时提醒我们,文化与阶层会严格限定年轻人使用这段时间的方式,“并非这个年龄的所有年轻人,都能把这些时间用于独立探索”。假若我们思考一下,探索其实并非只是二十多岁时的特权,实际上依赖的是一套保障容错的现实机制。这是因为,只有当失败不至于切断生计,绕路才能被存为经验。所谓“奥德赛时期”,首先是一段由家庭和制度共同托底的缓冲期。布鲁克斯在小说《社会动物》中刻画了一个他心目中身处“奥德赛时期”的典型人物哈罗德。哈罗德大学毕业几年后,仍在报社做着基础的事实核查工作。而他的朋友们,也不过是断断续续做家教、打零工,在旧金山与华盛顿之间迁徙,“除了电子邮箱,一切都在变”。城市是这群人的“职业更衣室”,而布鲁克斯不无辛辣地指出,这是因为哈罗德“付得起反复试穿的成本”——他的房租依然由父母承担。在大卫·布鲁克斯发表《奥德赛时期》的一个月前,美国政治学者戴安·辛格曼在一份关于中东青年晚婚的研究中,提出了另一个由wait(等待)和adulthood(成年)拼接而成的新词,waithood(等待成年期)。由于购房等成家成本必须耗费多年积蓄,婚姻的推迟直接导致这些中东青年的独立居住、合法亲密关系以及完整社会身份被全盘冻结。几年后,莫桑比克人类学家阿尔辛达·洪瓦纳将“等待成年期”这个概念引入她在莫桑比克、塞内加尔等地开展的青年调查,将其扩展为一个跨越地域的结构性概念,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悬置”,更是现代性施加的一种残酷处境。这些非洲青年通过无处不在的电视、手机、广告和跨国流行文化,视野被无限拓宽。但本地停滞的生存环境,又切断了他们获取资源的路径。“十八岁时,我们的父亲会去南非矿山做工,带回足够的钱付聘礼。然后,他们再去做一轮合同工,回来时便有了盖房、办婚礼和负担其他家庭开支的钱。”二十八岁的莫桑比克青年乔尔如此描述他的父辈们如何集体通过去矿山做工,迈过成年的门槛。矿山的收入足以让那些年轻人成为丈夫、父亲乃至大家庭供养者。但对于乔尔这一代年轻人来说,大多数人仍在工作,却只能靠零工和非正规经济勉强谋生,劳动已经很难再把他们带向父辈那种稳定的成年生活。“生理上他们已被界定为成人,在社会契约层面却未被承认。”洪瓦纳发现,这些缺乏一份能维持家庭的工作、一处独立居所的非洲青年,被迫失去了与之相伴而生的社会尊严。这些非洲青年并非选择“躺平”。事实上,他们与布鲁克斯笔下那个身处迷茫“奥德赛时期”、随遇而安的漂浪者哈罗德截然不同,始终试图与命运搏击。洪瓦纳写道,她研究中的年轻人并不是“消极地等待”处境改变。他们摆摊、做跨境生意,甚至卷入帮派或犯罪活动,想方设法地求得生存空间。但他们并不将其美化。这种生活方式,在莫桑比克年轻人口中被形容为“desenrascaravida”,即“勉强谋生”;南非年轻人则说的是just getting by(将就活着)。虽然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他们从未放弃,仍旧随时盘算着如何利用手边的资源,更接近自己的生活目标。洪瓦纳承认这种即兴生存中蕴含着极大的创造力,但她拒绝以一种顺理成章的乐观态度看待这种生活。虽然少数人或许能借此脱身,“绝大多数人却将在这种暮色地带耗费一生”。她把这些做法称作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德·塞托意义上的“战术”。它们为眼前的需要而生,不同于着眼长期目标的“战略”。对穷人和被剥夺者而言,战术常常是“仅有的武器”。他们没有既有的积累优势,只能在被规定的狭小空间里“一次一次地行动”,抓住当下出现的任何机会,但“每一次赢来的东西,都无法保存”。悲哀的是,和他们的父辈相比,乔尔这一代人或许是更积极的行动派,活跃在零工和街头交易之中,同样勤奋、聪明、反应迅速,却无法将这些努力积累为自己未来的生存优势。在千禧年过去近三十年后,更多学者开始注意到,普遍存在的“等待成年”事实上由不平等所塑造,并造成了明显的“分流”。2025年,《美国文化社会学杂志》刊发了一项针对96名公立大学学生的访谈,其中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还不是成年人”。但研究者认为,对于不同阶层的学生而言,“还不是成年人”的语境截然不同。社会经济条件较弱的学生,普遍把自己在工作、收入和独立住房方面迟迟无法确定的成年进程描述为“停滞”,并将这种停滞归咎于自己。而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则认为自己在享受“在路上”的过程,通过曲折探索发现自我的潜能,视自己为蕴含潜力、正走向未来的人。研究者指出,这种差距决定了他们调用大学资源的方式。大学的职业服务、本科研究等分散在不同办公室,虽然机会向所有学生敞开,但缺乏统筹与导航。那些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在入校时已自带信息渠道,习惯主动求助,熟练地把实习与社团经验转化为求职时的履历;但那些条件较弱的学生,则对这套庞大的行政系统感到陌生和恐惧,继而畏首畏尾。名义上,所有人面临同等的发展机会,但学校极少主动教导普通学生如何寻找、整合这些经历,并将其转化为对日后发展有说服力的个人叙述。为了找到一个支持项目,大学生迪伊在半小时内被转接了15次,最后她得出的结论是,“我得改进自己。”“奥德赛时期”由此显出它的两面。它确实为成年道路被拉长之后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描述。迟疑、改道和重新开始未必意味着失败,也可能是一个人认识自己、选择生活的过程。但这远非一种普适的经验。对于受限于现实条件,既难以触及机会,又不知道如何利用机会的人而言,同样的几年往往只意味着停滞。因此,“奥德赛时期”既描述了成年延宕的现实,也可能掩盖了这种变化内部的不平等。正如美国大学资源分配和制度托底上的缺失,可能被“还不是成年人”这一说法合理化为个人成长必经的曲折。
“社会托持”
所谓探索,最终指向的是个人作出的选择。对于家庭、社会等外部环境而言,需要思考的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既为年轻人提供托底,避免将个人置于“等待成年”的系统性困境之中,又不越俎代庖,取代个人意志?“奥德修斯其实从未迷茫。”古典学者、荷马史诗译者陈中梅曾对媒体做过一个有趣的辨析。他认为,更贴近当下年轻人漫长漂流处境的比喻,其实是“忒勒马科斯时期”。奥德修斯从未迷茫,他始终知道家在哪里,缺少的仅仅是回家的办法。忒勒马科斯从幼稚单纯起步,经历一系列磨练,才“独立思考,建立起自己的勇气和尊严”,长成一个真正“荷马式”的英雄。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前四卷,被后人称为“忒勒马纪”(Telemachy),即“忒勒马科斯之歌”。古典学者丹尼尔·门德尔松在他的《与父亲的奥德赛》一书中,将这四卷概括为“一个儿子受到教育的故事”。“这部关于游历、航海、旅行的伟大史诗,以陷入停滞的种种人物开篇。”门德尔松指出,在《奥德赛》的开头,奥德修斯还没有出场之时,他的妻子佩涅洛佩白天忙忙碌碌地为公公拉埃尔忒斯织寿衣,夜里又一针一线地将它拆开,以拖延求婚者的逼迫;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则“心中充满悲怆”,却只能独自坐在求婚者的宴席旁,幻想父亲突然归来,将他们赶出家门。荷马为这部史诗打破“停滞”的方法,是“将意志付诸行动”。智慧女神雅典娜化作远方来客门忒斯,来到伊塔卡,“鼓起忒勒马科斯的心”,让他召集议事会,当众斥责盘踞在家中的求婚者,再到皮洛斯和斯巴达打听父亲的归期。然而,雅典娜并非以神的意志操控忒勒马科斯,把他变成自己的“提线木偶”。“忒勒马科斯借着打探父亲音讯的由头出行”,门德尔松引用了一段直白的古代评注,意即雅典娜让忒勒马科斯启程,真正的用意是使他“受教”——他需要亲眼见到父亲的旧友,从他们那里听见关于父亲的那些往事,才会知道奥德修斯是怎样的人,自己又该怎样面对父亲,长成“堪与父亲比肩之人”。雅典娜引导忒勒马科斯,为他安排引路、接待和陪行之人,并让他从一次次开口与应答中学会成长。抵达皮洛斯时,忒勒马科斯先问雅典娜,自己该怎样向年长的涅斯托尔说话,“我还不懂怎样婉转说话,况且年轻人向长者发问,心里总会羞怯。”雅典娜安慰他,“有些话你自己会想到,有些话神会提示你。”她领着他走进祭宴,涅斯托尔的儿子皮西斯特拉托斯握住他们的手,请他们入席。第二天,涅斯托尔备好车马,又让皮西斯特拉托斯陪他前往斯巴达。到了国王墨涅拉奥斯面前,皮西斯特拉托斯先替忒勒马科斯说明处境。他的父亲不在,“民众中也没有别人能替他挡开灾祸”。到了第二天,忒勒马科斯心绪已定,能够自己说明来意,向国王倾诉伊塔卡的困境,并请求他不要“出于怜悯说安慰的话”,只告诉他真相。种种帮助没有“取消”忒勒马科斯的责任。这些新缔结的关系,让他第一次有条件承担责任,并鼓起勇气,孤身一人回到伊塔卡,面对唯有自己该面对的残局。布鲁克斯虽然在《社会动物》中吐槽,主人公哈罗德的“奥德赛时期”建立在父母的房租补贴之上,但他也写到了另一张支持哈罗德探索、由“关系编织”而成的安全网。在离开父母家、尚未建立自己的家庭这一阶段,他和二十来个朋友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每周一起吃饭,在节日里收留回不了家的人,彼此之间借钱周转、送彼此去机场、帮忙搬家,提供了“传统社会中大家庭成员会彼此提供的所有服务”。德国青年研究者芭芭拉·施陶伯把这类支持称作“社会托持”(socialhold)。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基于欧洲青年过渡研究的文章中,她观察到,年轻人从学校进入工作的路径,已经变得“更漫长、更碎片化、更不安全”,而且经常倒退,“像悠悠球一样在青年与成年之间上下往复”。但相关政策一味要求年轻人自我组织、自主选择,并为自己的履历负责。施陶伯指出,这种要求有其物质和心理前提,“首先是一种‘社会托持’感”。在风险最高的过渡期,最容易缺失的恰恰是稳定、可靠的关系,以及能够带来机会的社会资本。“社会托持”不仅能提供在失败时把人接住的安全垫,从根本上说,更是维持一个人继续尝试的动机。她考察过并认为比较有效的青年项目,首先提供的是具体的“试验空间”。这意味着年轻人可以决定活动怎样开展,承担其中一部分工作,也被允许犯错。其次是“温暖的空间”。那里有可靠的关系和友好、欢迎的气氛,在某些阶段,甚至暂时代替了缺席的家庭。更重要的是,项目人员努力维持了“边界”的平衡。他们为年轻人提供具体的资源支持,同时支撑起一个允许错误成为学习经验的框架,并不吝啬把责任直接交给年轻人,从而允许一段“暂停”合法存在。这使年轻人得以从频繁受挫的循环中抽身,并通过持续咨询和正式认证,将新习得的能力放回更长的生命轨迹中加以理解,最终建立起对“结构边界”的体认——哪些是自己需要重新选择的,哪些是仅凭个人努力无法抵达的。重返伊塔卡后,忒勒马科斯面对的仍是被求婚者们占据的宫殿。但他不再等待父亲独自平息混乱。他开始与父亲一同清点人数,直言两人对敌的风险,随后又依计转移了厅堂内的兵器。决战时,因忘记关门,致使敌人夺取武器,他立刻坦承,“这是我自己的过错,不能怪别人。”沿途的指引与陪行,让他拥有了承担责任的能力。旧的社会时钟刻度既已停摆,便无需强求步调重新一致。探索与停滞的分野,仅在于弯路能否转化为走向下一步的经验。或许,我们亟待修复的,正是其间断裂的连接,而非对晚到或改道的恐惧。时代越嘈杂,深度越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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