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常常充满痛苦，所以，快乐才显得珍贵。
上学的时候，应试教育让每个人疲惫不堪；工作后，“五险一金”明明是打工人的正常权益，但渐渐地，它成为了人们不敢辞职的重大原因——
哪怕压力不断增生，隐形的人际关系困境令人困扰，也要把自己绑定在并不喜欢的工作岗位上，因为没有”五险一金“的生活，被认为是风险重重的。
忍耐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变得麻木。但是，活出自我一定代价重大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呼应内心的真实需求吗？
今天的文章，正念研究者杨光将从对痛苦和麻木的感知出发，带我们重新打开自己的内心，重新理解生命和现实。或许在世俗时代，依然能活出超越性的生命意义。
讲述｜杨光
来源｜看理想节目《不止减压的正念艺术》
01.
麻木也是一种苦
正念并不是让人远离关系、退回自己，而是一种“关联的艺术”。因为观察从来不是中性的，我们观察自己、观察他人、观察世界，都带着某种意向性。而那个正在观察的“自我”也不是封闭的实体，它更像一张动态的网络，在关系中不断编织、流动。
所以，关怀不是奢侈品，不是要等到我们把自己修得足够好了才去培养的道德品格。生命成长和领悟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断感知苦、回应苦的过程。
关于苦有一个公式：苦=痛×抵抗。我们承受多少苦，取决于有多少抵抗，正念回应苦的方式之一，便是松解这种抵抗。这种抵抗不只针对不舒适的体验，当我们过于执着愉悦的体验、害怕它消失时，这种患得患失同样是一种抵抗，同样会带来苦。
而在“好”和“不好”的体验之间，还有一片更隐蔽、也很容易被忽视的区域，那就是麻木。麻木看似平静，却不是因为正念心力的增强。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我们的感受力冻结了，对苦不再敏感——无论是自己的苦，还是他人的苦。
麻木本身也是一种苦，在这种状态中，我们失去的不只是感受痛苦的能力，也一并失去了感受深层幸福、联结和意义的能力。
正念不是用来逃避苦的，它会让我们对苦的感知变得更敏锐，同时升起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回应它。在佛法传统里，有四种品质正是用来培育这种能力，它们被称为“四无量心”。巴利文中称它们为 Brahmavihārā，意思是“神之居所”，或者说，是心可以安住的高远境界。
慈（Mettā）是一种“予乐”的力量，是由衷地希望另一个生命过得好；悲（Karunā）是一种“拔苦”的驱力，是面对他人痛苦时的不忍，以及想要做点什么的愿力；喜（Muditā）是真心为他人的快乐而快乐，是不带嫉妒的随喜。
舍（Upekkhā）解释起来相对复杂，它不是舍弃，也不是排斥，而是对偏执和抓取的松解。一块石头扔进小水池，会溅起很大的水花，扔进大海，海面却几乎看不出变化。舍心就像这片大海，它不是不在乎，而是因为足够深广，所以可以涵容诸多无常，承载种种体验。
这四种品质互为依托。慈心是其中最基本的，也是其它三种的土壤。英文里有时把它翻译为 friendliness，是对他人最朴素的善意。它不要求我们像爱亲人一样去爱每一个陌生人，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前提——我愿意看见并承认：你和我一样，也渴望远离伤痛，过得幸福。
而每一种品质，都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近敌”。
慈的近敌是贪爱，一种带着条件的友善：我对你好，是期待你以某种方式回应我。这时对方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变成了满足自己欲求的工具。
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是：当对方没有按你期待的方式回应时，看一下自己还剩下多少慈心，而消失的那些善意里，又夹杂着哪些欲求。
悲的近敌，是一种被苦难淹没的感伤——他人的苦触发了自己的伤痛，进而沉溺在深深的无力感里。这也是现代人常见的心理经验：打开手机，看到满屏令人愤怒的言论、令人难过的新闻，我们可能会把自己封闭起来。
这不一定是冷漠，更像是信息过载之后的自我保护。真正的悲心需要智慧去分辨哪些是自己能回应的，也需要勇气，既守住必要的边界，也愿意打开自己的心。
喜的近敌，是基于比较而产生的、有条件的兴奋。朋友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你感到兴奋，可这兴奋也许是期待 Ta 以后能帮到你。真正的喜心，需要自身有一定的安稳和丰盈，如果总要在比较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就很容易迷失在嫉妒里。
舍的近敌是冷漠。二者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冷漠是对情感的冻结，舍是对体验的通透和涵容。舍不是没有感受，而是能够承载和洞穿感受。舍心是这四种品质里托底的那一个，没有舍，其它三种就缺少了智慧的根基。
在具体的修习中，它们也彼此助益、相互校准：以悲心直面苦难，可以为慈心注入深度和力量，没有悲心的慈心容易沦为一种自我陶醉；慈心则给悲心以广度，提醒我们苦不是生命的全部；喜心为悲心提供慰藉和心力；而舍的智慧让我们不执着得失，也不贪恋喜悦。
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滋养一颗既有温度、又有智慧的心。这并不是遥不可及的道德理想，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培养的品质。
02.
培养这颗心
在盖亚之家（Gaia House），也就是冥想导师罗伯·伯贝亚（Rob Burbea）生前讲学的地方，我参加过一个修习“舍心”的静修营。营里有一个练习，是尝试以慈悲的勇力和智慧之心，去涵容、去松解那些紧缩的、痛苦的经历。
在这个练习中，我碰触到了记忆的黑洞——那是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一段长达十多年的经历。
首先浮现的，是小学的一位男性教师。其它老师大多只打那些上课捣乱或者成绩不好的学生，而他最“公平”，会无差别地殴打每一个学生。每次他上课前都有一个奇观：铃声还没响起，大家已经端正地坐在座位上，然后以同一种动作等待他到来——抖腿。不是因为多动，而是因为恐惧，止不住地颤抖。
身体上的暴力还不是最可怖的，真正让人窒息的，是那种被精密计算的、功利到极致的教育信条。高一开学的第一节课，语文老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叮嘱我们：“你们一定要有远见。高考考什么，我们就学什么，高考不考的，一眼都不要看。”
这段经历如同梦魇，紧紧攥住我。我感到生命里最宝贵的时光就这么白白浪费了。我多么希望，在最无助的时候，能有人真正看见，并给我勇气。令人意外的是，当我试着以舍心重新触碰这段记忆时，一个早已遗忘的片段慢慢浮现了出来。
大概是初二的时候，班里来了一位青年语文教师。他从来不打骂学生，即便有同学不守纪律，也只是轻声提醒。他让我们把他当成朋友，而不是老师，还教很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朗读诗歌，阅读小说。正是在他的课上，我开始爱上写作，作文课成了我唯一期待的一节课。
可这段时光很快就结束了。成绩不好的同学觉得他“好欺负”，成绩好的同学埋怨他讲课不按考试要求来，班主任担心他拖累班级成绩。不到两个月，他便被辞退了。此后没有人再提起过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时隔二十多年，那段毫不起眼的记忆竟毫无征兆地再次浮现。它像一根导火索，牵连出更多细碎的片段——同桌善意的举动，师长不经意的鼓励，我甚至回忆起某位老师在打完学生后躲闪的眼神。它们像暗夜中的星光，一颗一颗地亮了起来。这些光亮不足以照亮整个黑夜，但也正因为是黑夜，它们才显得尤为珍贵。
我不断祝福这些记忆中的面孔——愿Ta们被善待，被关怀。随着慈心的滋养，我突然看到整个小镇下起了无声的细雨，这慈悲之雨平等地浸润着这里的每一个生命。伴随着这个意象，我的心里升起一种深深的释然——像是原谅了一切，又一切都没有原谅。
那种被摧折的痛苦，那种生命被白白浪费的惋惜，似乎不再像从前那样紧紧攥住我了。但印记并没有消失，恰恰相反，它们变得更清晰了。我意识到，正是这段记忆的黑洞，成为我后来持续探索的不竭动力。我并不想合理化那些苦痛，更不愿意美化它，我能做的，只是尽最大的努力，不让这苦痛白费。
这次修习像是给我上了一堂生命的必修课，而这堂课，在我求学的二十多年里从未被教授，也从未被提及。那就是情感的教育，或者说——心的教育。
我们通常以为教育就是掌握知识、学习技能，可是，一个人如何面对和回应痛苦，如何关怀自我和他人，如何在艰难的处境下不被恐惧吞没，仍能敞开这颗心——这些更重要的议题，却常常被忽视。
静修营的一位老师莫妮卡，讲过罗伯·伯贝亚去世前的一段小事。那是在医院的病房里，罗伯已经虚弱到下不了床，窗户一直关着，房间有些闷热。莫妮卡坐在床边，一边聊天，一边下意识地用手扇了扇风，那是一个连她自己都没有留意的动作。罗伯却看到了，他转过头，对另一位照顾他的好友说：“凯瑟琳，你把窗户打开一点吧，莫妮卡有些热。”
一个临终的病人，身体虚弱到无法下床，却依然在感知着周围人的需要，依然在尽可能地关怀。罗伯在临终前经常说一句话：“人终其一生，最重要的，还是培养这颗心。”
03.
超越与联结
关于这颗心，罗伯在晚年还常常谈到一层更深远的维度——与“超越性”的联结。
如何重建这种联结，也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一生追问的议题。2024 年，93岁高龄的泰勒出版了新书《宇宙联结：祛魅时代的诗歌》，试图回应：在这个被科学和技术彻底“祛魅”的现代世界里，人类是否还能找回那种与更大“存在”相连通的感受？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从来不只是物质的存在，它们富有灵魂和意义，始终在与人类对话。现代科学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它把世界变成了一堆可以被观察、测量和操控的“客观物质”，意义不再是世界固有的属性，而成了人类主体“投射”到客体上的“主观感受”。
祛魅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也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后果：世界变得沉默了，它不再对我们说话。
泰勒认为，诗歌是一条可以帮助我们重拾联结感的途径。他追溯了从浪漫主义开始的诗歌传统，展示诗人如何唤起那种与自然、与他者、与宇宙节律共鸣的经验。这种联结感不是一种教条的信仰，而是可以被体验、被感知的真实。
在《十三邀》的访谈里，许知远问泰勒：“为什么这种联结如此重要？”泰勒答道：“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世界——人们会真心为他人考虑，会关心他人的福祉，而不是生活在一切都围着自己转的世界里。如果更多地与某种超越性相连——可能是宇宙，可能是某种精神的源头——它会让你的内心充盈，让你试着去超越自我中心。”
在泰勒看来，感受超越性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恰恰相反，它可以让人更深地走进关系与关怀中。当一个人只活在自我中心里，世界很容易变成一套围绕着“我”的得失系统。而超越性的联结，会让人感受到某种比自己更大的整体，从狭窄的自我里松动出来，也就更容易关心其它生命的处境与福祉。
这也呼应了哲学家金观涛所说的“终极关怀”——当一个人周围的一切都毁灭时，仍然能够支撑Ta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它不是银行存款，不是社会地位，甚至也不只是你所爱的人，它不依赖于任何现世的、可以被摧毁的东西。
金观涛认为，终极关怀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根本性的突破。那些拥有终极关怀的文明，往往有着极强的韧性，能在最黑暗的历史周期里存活下来。
然而，进入世俗时代之后，这种终极关怀不再是一个社会默认的必选项。它从公共生活中悄然退场，变成了一件私人的、可有可无的事。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曾真正意识到这个维度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再需要它。
那种渴望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潜伏在意识的深处。到了某个年龄，或者遭遇了某种人生变故——一场大病，一段关系的破碎，一次事业的崩塌——那种追问就会像地下的泉水一样，自然地涌上来，变成一种无法逃避的召唤。
我为什么要这样活？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如果我失去了现在最看重的东西，生命还剩下什么？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顺利运转的时候，可能不会浮现。但它们并没有消失，只是在等待某个时刻，重新把我们带回生命最根本的地方。
这种召唤，在现代社会的早期，就已经被人们察觉了。哲学家、宗教家、诗人、政治家，甚至资本家，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试图回应这种召唤，探寻新的可能——然而这些尝试，大多未能真正填补那种缺失。
但这些未完成的追问，需要我们继续去探索，我们需要从“关系”而非“实体”出发，重新理解生命和现实，在世俗时代，活出超越性的生命意义。
音频编辑：LinQ、dolly
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
封面图：《晚酌的流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