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刘玉涵
由作家畀愚深耕二十载打磨的42万字长篇小说《纯真年代》，已全面登陆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当当网等线上图书平台。
该书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入选作品，同时获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自8月15日亮相上海书展后，引发文学界、评论界及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年度现实主义文学重磅新作。
这是一部当代江南城乡的发展史，也是一代浙江农民的创业史与成长史。不同于常规现实题材或温情或犀利的叙事，《纯真年代》融合了青春、爱情、命运等多重元素。
小说立足改革开放四十年壮阔的时代背景，聚焦马中林等一批青年农民，他们告别故土，奔赴城市，在市场浪潮里起落浮沉，历经百般磨砺，有人扎根都市立足发展，有人返乡建设故土，但他们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
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将个人命运的起落、乡土面貌的革新、城乡融合的进程相互交织，以小人物的奋斗悲欢，映照出大时代的奔腾向前，于江南乡村振兴、社会飞速发展的真实记录中，描摹出当代中国蓬勃向前的时代巨变。
在畀愚看来，这次创作源自一个写作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于像我们这样处在当代的一名中国作家来说，尤其在我这个年龄段，全程参与了这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在几十年间社会的大变革里，既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
畀愚提到，有很多作家在书写这个时代，书写改革开放，并且创作出很多优秀的作品。他认为，这40年的巨变，不是哪个作家或者哪部作品能够全部概括的，而是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不同的立场出发，去讲述它。“就像建造金字塔那样，要不断地累积，或许才能成就对这个时代的书写。如果哪一天，真有这么一座金字塔的话，我希望《纯真年代》可以成为这座塔上的一块砖。”
不少读者熟悉畀愚，可能更多源于《叛逆者》《邮递员》等谍战故事。而这部现实主义力作的诞生，跨越了近20年的时间。“这部小说不仅是我个人对创作的回顾、对人生的回顾，它也可能是我文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写作。”
早在2008年，畀愚便依托江南水乡的生活积淀，开启了《纯真年代》故事的创作。然而写到大概6万字的时候，他停下了，三十几岁的他意识到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对这个时代的把握、对人性的认知还不够”，创作就此搁置。
此后十余年间，他沉浸在江浙沪交界地域，多次回到家乡，回到嘉兴西塘，走在街头田间，与街坊邻居、小商贩、工人、民营企业老板等各种职业的普通人聊天，和企业家交朋友，积累乡土与时代素材，见证这片土地从昔日三省交界的小众村落，蜕变为长三角一体化核心示范区，最终创作、打磨、完善全篇内容，成就了这部人物众多、庞杂、立体，故事兼具生活质感与时代厚度的诚意之作。
全书以“纯真”为题眼，构建起时代发展与人性成长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兼具宏大格局与微观温情。时代维度上，小说完整复刻了改革开放以来乡土转型、市场经济崛起、社会规则迭代的全过程，细腻展现乡村民众从“土里刨食”到闯荡市场、从固守传统到接纳现代契约精神的思想蜕变，生动诠释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深刻内涵。人性维度上，作者摒弃脸谱化塑造与刻意道德评判，刻画了一群在时代洪流中挣扎、奋进、取舍、成长的普通人，他们无绝对善恶之分，唯有认知差异、性情之别，在社会闯荡、恋爱、成家、突围的人生百态中，尽显人性的复杂与真实。
作品接续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风骨，立足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语境，打破了类型叙事的局限，既有江南乡土的烟火冷暖，又有时代变革的磅礴力量，既有青春成长的细腻情愫，又有人生取舍的深刻思辨。《纯真年代》将带领读者穿越岁月长河，回望一代人的热血青春与时代征程，在时代变迁与人性坚守的碰撞中，读懂初心与成长的意义，寻找那份激情澎湃的“纯真”。
【精彩试读】
徐长贵忽然从一排野槿丛中钻出来，就在我推着他女儿的屁股爬上架在船舷上的竹梯时，在我们身后重重地咳嗽一声。
一直等到徐红萍涨红着脸跑开，他才背着双手迈上裤带桥，站在仅铺着一条石板的桥面上，头也不回地说，你跟我来。
我跟在徐长贵的屁股后面，到了村民委员会的办公室——这里也是我们村五金胶木厂的厂长室。
徐长贵关上门对我说，你要认清形势。
我说，什么形势？
他的眼睛像蚊子那样在我脸上盯了会儿，问我信不信，他说，你再敢耍流氓，我就把你吊起来。
这怎么是耍流氓呢？流氓我不是没见过，我家隔壁的马三宝就是。
他偷看女人洗澡，偷她们晾在晒场的花裤衩，还在村口的磨坊里摁着公羊给母猪配种。这样的人才是流氓。但只要徐长贵说我耍流氓，那我在马家浜村里迟早会沦为一名流氓。因为，他是我们的村长，还是我们村办五金胶木厂的厂长。
想当年，他去公社看了场电影，回来就让我们在所有的土地里都种上高粱。他要让我们马家浜村成为一片青纱帐，这里就成为了一片青纱帐。他还让我们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扎上白头巾，我们的头上就都扎上了白头巾——因为，这是出入马家浜村唯一的通行证，不然我们就会变得有家难回。
可是，老天爷与土地爷从来都是两位不听人使唤的爷，而且常常还会背着人的性子胡来。那一年，我们全村上下颗粒无收，只有那些疯狂生长的高粱秆子在田野里摇曳，到了秋天依然一片青翠，就像春天永无尽头。
徐长贵不光威胁我，还威胁了我的父母，让他们要把儿子管教好，别等到哪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去求他。徐长贵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全家正围着桌子吃晚饭。他背着双手进来了，说大老远就闻到了清炖猪卵子的味道。
徐长贵就是这么一个人。每天到了黄昏都背着双手在村子里转悠， 像条狗一样伸着鼻子，嗅到谁家灶间透出的味道香，他就往谁的家里闯。进了门，笑呵呵地像是回到了自己家里，搬开凳子，端起碗筷。用
他的话说这是联系群众，跟乡亲们打成一片。
还有什么比上饭桌更能深入群众的？徐长贵常常自问自答，说除了钻进人家的被窝里，那可是要犯错误的。徐长贵就是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吃着我家的清炖猪卵子，教导我的父亲——人民群众的干部，一不能搞贪污，二不能搞腐化。
我的父亲连连点头。他对徐长贵向来都是言听计从的，尤其在进入了村委会以后，更加坚信了一条真理——要在村里挺起腰杆来，首先得听村长的话。
乡里突击搞计划生育那年，徐长贵让他带个头，他二话没说，隔天就去卫生院把自己给结扎了。回到村里后，俨然成了我们计划生育的义务宣传员，逢人就指着自己的小肚子，说不疼，一点都不疼，就跟刮了把胡子差不多。
也就因为这句话，从此我父亲在村里有了个绰号叫“马胡子”，但他一点都不在乎。他曾认真地对我妈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省事了，我也省事，我们的国家更省事。
我妈眼泪汪汪的，一个劲地埋怨他是平日里阉的猪太多了，让猪屎灌进了脑袋里。她说，现在你跟一头骟猪还有什么分别？
父亲一下就火大了，大叫一声徐引珍，说，怎么没分别？怎么没分别了？骟猪得花钱，这可是免费的。
我父亲是马家浜村的会计兼兽医，公社没有撤掉时，他还是方圆十几里唯一的赤脚医生。这让他在很多时候都把自己当成了马家浜村的第三把手。然而，他赤脚医生的生涯干到 1985 年结束了。
1985 年的夏天，我的父亲马胡子捧着那张《人民日报》坐在徐长贵家的堂屋里，反反复复地说，这怎么可以呢？这从今往后的，让乡亲们找谁看病去？
当然找你。徐长贵严肃地说，当不成赤脚医生，你就不为人民服务了？
我父亲想了想，说，名不正，言不顺嘛。
徐长贵板起脸，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再也不理他了。在对待我父亲马胡子的态度上，徐长贵跟我们治保主任的意见是一致的。他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对付那些时常要自以为是的人，我们就得拿自己当耍猴的，就得一手巴掌，一手糖。
可我父亲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自以为是的人，反倒认为自己是我们村里最有学问的一个。这从他给我们兄妹四人取的名字上能看出来——马中林、马中海、马中雪、马中原。这是他对革命样板戏深入研究的结果。说句毫不夸张的话，在整个马家浜村（当初还叫红旗第三生产队）也只有他知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小说《林海雪原》的产物，是《林海雪原》生出来的一个儿子。他还知道红旗塘为什么要叫塘，而不是被称作河——因为，塘就是由西向东流的河。
可惜，我的妹妹马中雪在出生后不久就死于急性脑膜炎，送到镇上的卫生院时已经没了哭声。现在，也只有当妈的才会想起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女儿，每到她忌日或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一个人坐着发会儿呆。
结扎之后的马胡子在以后的很多年里都是理直气壮的。他经常会在床上挑着眉毛对我妈说，我都生出一部《林海雪原》来了，难道你还想再来一出《奇袭白虎团》？
但是，在我跟徐红萍的问题上，他像变了个人，每次都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话说到尽头，还叫我撒泡尿，自己去照照看。
我在一天傍晚的饭桌上终于发火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家里面嗓门大过我父亲。我瞪着他说，关你什么事？我跟谁相好，碍着你什么事了？
父亲看着我，有些发愣，没说话。他的目光很快变得深不可测。夜深人静以后，在我准备出门去跟徐红萍幽会时，发现他像条狗一样蹲在门边，抬眼看着我，一口一口地用力吸着嘴里的烟。
我跟村长合计过了。马胡子蹲在地上，说，等到秋季征兵时，把你的名字也报上去。说着，他站起身，把烟屁股扔在地上，狠狠地用脚一后，盯着脚尖又说，别去招惹人家了，我们惹不起。
我说，这不劳你操心。
我是你老子。马胡子在我背后喊出一嗓子后，马上又变得心平气和，说，要是真穿上军装，你就是城里人了，到时候什么样的女人找不着？
问题是，我找的绝不只是女人——女人不等于爱情。
我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已经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一把拉开门，一头扎进茫茫的黑夜。天上星星点点，我的脑袋里只有徐红萍，只有她那张香喷喷的脸蛋，还有那两片软绵绵的嘴唇。除了这些，我什么都不想，我什么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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