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吴经熊（John C.H.Wu，1899—1986），浙江宁波人。与林语堂所谓“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自我评价类似，他将英文自传命名为《超越东西方》。20世纪30年代，面对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和“失语”状态，英文月刊《天下》（T’ien Hsia Monthly）既是他“超越东西方”理想的落地载体，也是其双向文学翻译、中西比较文论创作的核心阵地。同时，办刊历程串联起中西文人圈层，形成跨越国界、贯通东西的学术交往网络，在中国近代对外文化传播史上留下独特坐标。
《天下》和他的朋友圈
《天下》月刊于1935年8月在上海创刊，上海沦陷后编辑部迁往香港，1941年停刊，总计出版56期。它是近代中国少数由本土知识分子自主策划、自主把握叙事立场、面向英语世界发行的全英文文化期刊。
《天下》月刊封面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传播以单向“西学东渐”为主。海外对中国的认知，大多由传教士、西方汉学家塑造，充斥着刻板印象；西方报刊、外文读物主导海外中国形象建构。《天下》的创办源于吴经熊向西方诠释中国文化的想法。他向温源宁、孙科等人表达过这样的想法，获得了他们的一致支持。至于刊名的来历，他在自传中写道：
“天下”一名是我建议的。我在孙博士那里看到一张很大的横幅，上书“天下为公”四字，就是“普天之下的万物都应为人民所享”的意思。我想，我们的杂志也应谈论天下大事，要与别人分享。“天下”倒是一个不坏的名字。
我的建议在编辑部第一次会议上被采纳了。
《天下》志在天下，它的宗旨是“向西方解释中国”。创刊之初，吴经熊便确立了区别于同期所有外文刊物的双向阐释路径：
向外释中：立足本土经典，用西方能够理解的现代学术语言重构儒家、道家思想，破除西方长久以来的偏见；
以中释西：尝试运用中国哲学视角解读西方文学，打破“以西裁中”的单向阐释惯性；
典籍英译实践：推动唐诗、《道德经》等古典文本系统性英译，搭建稳定的对外传播通道。
《天下》编辑部初创阵容包含吴经熊、温源宁、林语堂、全增嘏，后续姚莘农（姚克）加入。撰稿群体以编辑部班底为核心，汇聚了一批具备双语创作、经典外译能力的学者。温源宁任名义主编，负责日常稿件统筹、每期编辑前言撰写。吴经熊担任常务编辑，主导刊物的文化宗旨、阐释范式与核心选题方向；他也是最高产的核心撰稿人。林语堂供稿散文与东方小品英译，与吴经熊频繁探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策略；全增嘏主攻中西哲学对话，常与吴经熊交流儒道与西方人文主义的互通性。姚莘农为现代戏剧译介主力，翻译《雷雨》（最早英译本），吴经熊与其交流现代文学海外传播路径，平衡刊物古典典籍与现代文学的版面配比。
吴经熊说过：“用英文思想，却用中文感觉，有时我也用法文歌唱，用德语开玩笑。”但他自认为“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只是一个学习着的人”。他有一间很大的图书室，也有一群他视之为“走动着的工具书”的好朋友。吴经熊自述常向他们请教中西文学、艺术和哲学，但没有人向自己请教法学。他在自传中特别提到了《天下》的朋友圈：
你的每一位朋友都会在某个方面比你有学识，充分“利用”他们会有助于你的修养。这些年里，我从朋友们那里获益匪浅。我请教孙博士经济学和法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请教傅秉常（Pingsheung）文献和传记，温源宁英国文学，杜波斯（Dubosc）法国文学，莘农（Hsin-nung）当代中国小说和戏剧，福开森（Ferguson）中国绘画，全增嘏（Tseng-ku）希腊哲学……（林）语堂论幽默和尼姑的书。
当时还有一批“人文比较学者”为《天下》撰写文章，正求学于牛津大学的钱锺书在此发表了《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和《吴宓诗集》书评；岭南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陈受颐发表了《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等文章；此外，还刊有美国汉学家苏特（Rufus Suter）的《柏拉图与孟子论“勇”》、波伊斯（John Cowper Powys）的《威尔士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处》等文章，《天下》还推介了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
《天下》月刊1935年8月创刊号目录，作者有吴经熊、钱锺书、欧文·拉铁摩尔、温源宁，译者有陈世骧、林语堂等
《天下》在六年的办刊过程中共刊发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与交流的文章166篇，占文章总数的七成。在中外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中国本土学者的努力下，《天下》成为英语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向西方诠释中国文化以实现文化交融互通的典范。
还原富有烟火气的凡人孔子
《天下》的内涵与风格从吴经熊的人生与学术经历中也可见渊源。吴经熊早年学习法学，后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之后去巴黎、柏林继续从事法学研究，并应邀在哈佛研究比较法哲学；回国后，历任法学教授、法官、立法委员等职。他的精神之中，自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浪漫气质和悲天悯人的超越情怀，这与法学和法律的客观并不契合。但中西会通的教育背景，国际法学习塑造的国际视野以及宗教的影响，使吴经熊形成了独特的人文视角，其文化和翻译理念从其作品中可见一斑。
吴经熊
1935年，吴经熊在《天下》分两期连载长篇英文文论《真实的孔子》（“The Real Confucius”），是刊物初创期奠定学术底色的核心力作，也是他面向西方重塑中国儒家形象的标志性文本。彼时国内外对孔子的认知深陷双重误区：西方传教士将孔子简化为世俗道德家，消解其精神维度；西方汉学则将孔子等同于专制礼教的符号，全盘否定儒学价值。与此同时，国内文化论战白热化，陈序经“全盘西化”与十教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相互辩难。激进西化派笼统批判孔教；复古保守派神化孔子、固守礼教。
吴经熊摒弃神化孔子的圣人叙事，以《论语》文本为根基，辅以现代人文视角与心理学思维，还原一个真实的、“人性”的、富有烟火气的凡人孔子。他以“悦乐精神”为核心重构儒家内核，指出孔子修身的终极追求是内在心灵的安宁与自由，颜回“不改其乐”、孔子“乐以忘忧”，彰显儒学本质是成全人格、滋养心灵的生命哲学，而非压抑人性的外在规训。这一阐释，让儒家思想拥有了适配现代文明的人文价值。
同时，他对孔子原生思想与汉以后制度化、工具化的封建礼教作出严格的学理区分，明确后世皇权对儒学的改造与利用，不能归罪于孔子本人，从根源上消解西方与激进思潮对儒学的片面批判。
作为上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论战的重要突围之作，《真实的孔子》具备极强的时代影响力。对外，它是中国学人首次自主以英文重构孔子形象，打破了西方汉学与传教士的话语垄断。对内，它跳出“全盘西化”与“固守传统”的二元对立，主张以现代视角激活儒家经典的当代生命力，为民国双语知识分子提供了重估本土文化的新范式。
如果说《真实的孔子》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思想，那么1936年刊发的《作为道家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as a Taoist”）则是以中国哲学阐释西方经典。彼时学界普遍奉行“以西释中”的单向阐释逻辑。吴经熊打破这一桎梏，首创“以中释西”的比较范式，以老庄道家哲学解读莎士比亚戏剧与诗歌的精神内核。文章论证说，莎士比亚虽未接触老庄典籍，但基于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其作品暗藏与道家高度契合的宇宙观、处世观与生命观。莎翁笔下的自然秩序对应老子的“道法自然”，对功名权力的解构对应庄子齐物思想，晚年作品的宽恕不争则对应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智慧。吴经熊通过文本对照证明：中西文明无高低优劣，只是殊途同归、各有千秋。
《道德经》翻译
1938年，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和民族危机，《天下》编辑部搬至香港，吴经熊一家也搬至香港避难。1939至1940年间，吴经熊英译的《老子：道德经》（“Lao Tzu’s The Tao and Its Virtue”）中英文对照版分三期连载于《天下》。
《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翻译与发行量仅次于《圣经》。20世纪之前，《道德经》共出版14个英译本。各译本虽不相同，但主要都是对《道德经》的宗教性解读，目的是配合在华的基督教传播，政治功能显著。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中国人英译的《道德经》，走出了《道德经》译介由西方人垄断的时代，此后吴经熊翻译的版本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吴经熊注重对道家思想及其深邃精神的解读。他在译文中增加了大量的注释，篇幅甚至和原文字数相当，用西方读者熟知的宗教知识、西方哲学和文化知识来解释原文中的专有文化词汇，力图说明中西方文化在精神层面的内在统一性，减少西方读者阅读过程中文化上的隔阂感。比如：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Vast is Heaven’s net;Sparse-meshed it is,and yet Nothing can slip through it.
Notes: Cf. Dante: The sword of Heaven is not in haste to smite,Nor yet doth lin ger;save unto his seeming,Who,in desire or fear,doth look for it.
老子认为，万事万物都依照自然规律而运作，自然规范看似疏松无边，实则任何事物都受其约束，绝不会有任何疏漏。吴经熊的注释引用但丁的诗句（“天之剑不急击，亦不逗留；唯有在渴望或恐惧中翘首以待者，方觉其迟速”）来说明中西方对于自然规律的认知，将中西思想并置，印证了某些规律在中西方的普适性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
《唐诗四季》
在《天下》的译介作品中，诗歌所占比例最大。其中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作品基本由吴经熊主笔。他撰写了关于唐诗研究的《唐诗四季》（“The Four Seasons of Tang Poetry”），包含他翻译的百余首唐诗，分为六期载于《天下》。除此之外，他还以李德兰（Teresa Li）为笔名，在1938至1940年间于《天下》分批发表142首中英文对照的中国古代诗歌。
《唐诗四季》
通常我们分唐诗为四个时期：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吴经熊认为，这种分法是根据诗的技艺而言，与政治社会变迁无关，其实大部分的盛唐是处于“国”不“泰”、“民”不“安”的状态下，无“盛”可言。
他在《唐诗四季》一书中，将唐诗的发展历程与四季对应。春季包括初唐诗人，李白和王维；夏季包括杜甫和战时诗人；秋季有白居易、韩愈辈；冬季有李商隐、杜牧、温庭筠、韩偓及其余诸家。
考虑到《天下》月刊的读者群体，吴经熊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在《唐诗四季》中形成“重神遗形、情志优先”的译介策略：在书中不仅解读和赏析唐诗，还特别注重将其与英国诗歌进行比较，阐释文化内涵，所译诗歌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提高了中国古典诗词在西方文化中的接受度和认可度。
彼时，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人民流离失所。吴经熊划分了四季，却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发出了对春的希望：
倘是祖国的将来还有一个黄金时代的话（我深信不疑），愿它的光比唐朝更灿烂，更辉煌！（《唐诗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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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90年重新审视《天下》，其最重要的遗产，是一份在动荡年代树立的“向西方诠释中国”的文化自觉：文化传播不是迎合西方审美、制造东方奇观，而是带着文化自信，自主讲述立体、完整的文明故事。同时也应当客观看见《天下》与吴经熊自身的时代限度：刊物依托少数双语精英圈层，受众范围狭窄；为适配西方读者，部分阐释存在“以西调适中”的倾向。世易时移，当年因战争而被迫终止的《天下》月刊的文化事业，在当今文化出海的时代浪潮中迎来全新发展契机。让世界读懂中国、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事业方兴未艾。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