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婚恋高度自由的时代，公开讨论亲密关系，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男男女女发帖，分享自己和另一半的甜蜜瞬间，也袒露自己和另一半的复杂纠葛。然而，在构成一段亲密关系的所有要素当中，唯独有一项，鲜少被置于公众面前讨论，也常常遭遇偏见和恶意。
它就是性。
讳莫如深，大概是我们对“性”这件事的态度的最好概括。百年前，鲁迅写下“我想同你困觉”，震惊世人；可百年之后，笼罩在它上空的，依然是同一种污名、误解与羞耻。
事实上，对于21世纪的人们，性的行为远远走在了性的观念之先。在中小学课堂上，性教育依然大面积缺失；在医院里，下至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上至围绝经期的中年女性，依然会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难以启齿。
性欲望，根植于数万年来人类的生物本能之中。爱欲、婚姻、家庭，所有这些人类社会的底层运行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都是性在文化意义上的衍生物。它从不是一个独属于个体的私密体验，而是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互影响，一路“缠绵”至今。
澳大利亚学者、首个大历史博士学位获得者大卫·贝克（David Baker）在其新作《20亿年的缠绵：从霸王龙的性事到AI伴侣》中，从多个学科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性的起源、演化、变革与未来。他明确指出：性为我们的生命注入了如此之多的激情和迷恋，既会令人快乐，也会令人痛苦，它是塑造人性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文化。
以下，阿信分享书中非常精彩的一段内容，贝克教授系统梳理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性行为和性观念上的变迁，人们是如何打破农耕时代套在“性”之上的枷锁，又是如何以性的解放反过来影响历史的进程。
这段历史，或许正如贝克教授所言：
“我们这副20亿年的旧皮囊，在与30万年文化束身衣的摩擦中，正跌跌撞撞地冲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本文摘编自《20亿年的缠绵：从霸王龙的性事到AI伴侣》
作者大卫·贝克，部分段落有删节
我们的性生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化始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随后在20世纪中叶大大加速。这些时期的变革合称“现代革命”，一直持续至今。技术创新的爆发在短短250年间——演化史上的一瞬间——就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在性和爱情方面的行为模式。现代革命之重要、影响之深远堪比农业的发明，而这一时期远未结束，种种迹象显示，我们才刚刚迈进这个快速变革的时期。我们的性生活方式正在努力适应社会变革的狂潮。一两千年后，当历史学家审视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时，他们将如何描述我们社会的性行为和浪漫关系？
我们所处的时代前所未见，因为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被从31.5万年的历史枷锁中解放出来了。人类的性行为从未如此自由，不必为能否在演化中生存下来担忧。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爱情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不必受宗教或法律的束缚。但对于许多人，尤其是年青一代来说，他们的处境也空前地混乱、迷茫和失落。
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了一片广阔的新疆域。它究竟是将引领我们创造出新的传统，还是仍然保留旧传统？也许，现代革命将使我们的性生活转变为一种对性冲动的功利主义式满足，就像挠痒痒。又或者，关于性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将出现一种出人意料的全新诠释。
工业革命对性和家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规模生产让家庭能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商品。上一代人视为奢侈品的东西，比如软垫家具或棉质衣物，现在都很便宜，价格比农业时代靠工匠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东西要低得多。19世纪每过10年，就有一批奢侈品转变为基本生活用品。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推进，工资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物价增长的速度，“实际工资”变多了，这使普通家庭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实际工资的增加也促进了社会流动，在19世纪创造了比农业时代任何时期都多的中产阶级家庭。
历史上，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有90%左右的人口从事与农业相关的活动，其中大多数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夫妻双方都要下田辛勤劳作。这样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发生饥荒（饥荒也确实经常发生），每个人都会挨饿。因此，全家人都要劳作，而且要勤奋地劳作，以防“狼来了”。中上层社会的男性的妻子则不必从事太多体力劳动（或者根本不用劳动），只需要打理屋子和照看孩子——如果有仆人的话，这些事也不用做。在现代社会之前，做一个当今意义上的“家庭主妇”是只有极少数人能享有的奢侈。
但到了1850年，随着英国农业机械化和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农民人数减少到了仅占总人口的30%。这是一次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比起传统的农业经济，额外解放了60%的人口去从事非农职业。25%~30%的人仍然贫困，其中许多人涌入城市，成为仆人、工厂工人和相关劳工，还有一些人成了机械师、工程师、推销员、医生、律师、发明家或小企业主。中产阶级的人数激增到了总人口的35%，而在典型的农业社会中，这个群体仅占总人口的7% ~9%。结果，到1850年，作为家庭主妇的女性的比例大约翻了两番。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19世纪欧洲和北美实现了工业化的每一个经济体中。需要从事艰苦体力劳动的女性越来越少，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一般至少雇得起一名仆人来打理诸多家事。
19世纪中叶，随着世界从农业时代过渡到工业时代，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堪忧。下层劳动者的妻子仍然需要工作以养家糊口，她们大多在工厂工作或者去当仆人。事实上，在1850年，她们的孩子很多也在工厂做工。然而，到1900年，工业化使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到了约占总人口的45％。实际工资的增长也让一些下层家庭可以仅靠丈夫的工资维持生计，妻子则减少了外出工作。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成了许多女性的愿望。社会将那些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低收入妇女视为不幸的人，而且认为一旦经济条件允许，她们就应该尽快停止工作。与此同时，妇女权益团体纷纷成立，反对让女性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这在现代人听来可能会觉得奇怪——妇女权益团体此时的目标是让女性退出劳动力大军，而不到一个世纪之后，其目标则完全相反。但与20世纪和21世纪相比，19世纪大多数低收入女性的工作前景普遍要糟糕得多。
随着工业化进程持续到20世纪，中产阶级的人数增加到了接近总人口的60%，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家庭主妇。甚至大多数城市工人阶层的家庭也发现，可以不必让妻子参加劳动了。情况在1929年达到历史顶峰，工业化国家约有80%的已婚家庭有一名全职主妇。此时，大众在想象中已经将“家务女神”的形象与1.2万年来勉力维生的农民妻子所承担的艰辛角色混为一谈了，因此通俗文学中经常误以为现代家庭主妇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传统角色。到20世纪50年代，这时的家庭主妇已经是大多数现代人脑海中浮现出的那种传统形象了，但事实上这种理想化的角色在大多数人群中只存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并且很快就要消失了。
尽管20世纪和21世纪有相当一部分人出于个人或宗教原因希望待在家中抚养孩子（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有一些女性渴望重返职场，像前现代化时期的妇女一样参与工作。到1970年，只有45%的已婚家庭中还有全职主妇，比40年前大幅减少。到2020年，这一数字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平均已回落到20%左右，几乎回到了农业时代的水平。
短短一个世纪后，多数男人和女人又走出家庭去工作了。只是如今大多数夫妇不再是下田劳作，忍受背痛的折磨，而是任由电脑屏幕慢慢损坏眼睛的无聊文员和格子间职工，或者其他什么朝九晚五的“工资奴隶”。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有些人只是为了支付账单。而在21世纪，对于许多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想依靠一份收入就能养家糊口，再次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在社会经济发生重大转变之初，你是几乎察觉不到的，更不可能弄清这种转变会带来怎样的长远影响。因此，农业时代有关性和婚姻的许多传统观念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尽管务农的人已大大减少（降至不足三分之一），但孩子的出身依然关系到财产的继承和农耕家庭的生存。可供继承的家族农场越来越少，对越来越多的城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来说，作为一种土地交易的婚姻很快就不再有意义。
但忠贞和性纯洁的理念被宗教理由和家族荣誉的观念所裹挟，已经与1.2万年前催生这些理念的社会经济原因无关了。190万年以来朝着一夫一妻制和性嫉妒方向演化的倾向也在强化这些理念。因此，对于19世纪的普通人来说，婚姻的神圣性和性的正当性似乎是由上帝和几千年的历史赋予的，因而生活在那个体系中的一般人也就觉得这一切相当“自然”。
所以，在现代革命之初，女性的性生活仍然被严加管理。性生活“不检点”的女性可能会被家庭抛弃，甚至没有机会从事大多数种类的工薪阶层工作，因而被迫从事性工作，进一步摧毁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前途。社会对男性的放荡容忍度则比较高，只要不公之于众即可，但通奸的丈夫或嫖客也可能会受到排挤，事业前途尽毁。简而言之，在工业化时期的西方国家，家庭以外的性享乐基本仍然是被社会严格禁止的。
电影《傲慢与偏见》（2005）剧照
农耕社会的成见也影响着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们对女性择偶的态度。今天，在后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二三十岁的女性如果认为一个男性毫无性吸引力，是不太会与他开始一段认真的恋爱的。而在过去，性吸引力是次要的（或压根不纳入考虑），相比之下，男性对配偶的忠诚、正直的品格更为重要，尤其要有养家的经济能力，这些在今天仍然是考量因素。不那么重视性吸引力不代表19世纪的人不考虑爱情（事实上，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提到，正是这些特质让女性坠入爱河），只不过原始的生理吸引确实在择偶要素中位置靠后。
经济方面的考量是最重要的，因为独身女性仅靠固定的工作难以维持生计，而且由于节育措施有限，一旦怀孕，女性就很容易陷入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女性重视男性的经济前景是一种演化上的本能，源自190万年来单配偶制模式下父亲需要承担抚养责任这一事实。如今的女性尽管能够自己挣钱，但在择偶时常常还是会看重对方的经济状况，这是本能的回响。但在19世纪，对金钱的重视比单纯的本能更为迫切，因为假如没有丈夫供养，女性的基本生活乃至生存本身都难以保证。
农业时代的“贞操带”上有三把锁。第一把锁已经被现代革命打开了：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是农民。严格确认孩子的生父身份和确保小型家庭农场的继承权也已不再是下层人民免于饥饿的唯一方法，人们退休以后也不是只能依靠子女来赡养。城市中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可以给子女留一笔遗产（一栋已付清贷款的房子或一笔钱），但这种遗产并不像家庭农场那样关系到生存。最终，子女必须自己闯荡世界，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与父母不同的职业。此外，有越来越多的工薪工作（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工作）开始提供养老金。因此，到20世纪初，家庭成员已经没有什么事关生存的迫切理由可以用于约束妻子和女儿的性生活了。不过他们也没有就此罢手。
第二把锁是女性缺乏经济独立。在1920年之前，年轻女子婚后会直接从父母家搬到丈夫家，不会有任何过渡。再加上社会风气反对以性为乐，这严重限制了年轻女性与男性交往和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机会。但在1920年之后，年轻女性普遍可以在结婚之前享受一段时间的独立生活。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女性从父母家搬出去自己住，也许是和几个朋友住在一起。她们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从事一些薪酬不高但体面的职业，如服务员、打字员、保姆、女佣或各类专业人士的助理。后来，一小部分中上层女性接受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培训，成为自立的职业女性，这部分女性虽然人数不多，但数量在不断增长。
但这种变化并非一夕之间就在整个工业化世界实现了。许多女性仍然遵循传统的模式，直接从娘家步入婚姻。在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职业女性的目标仍然是最终找到丈夫，辞去工作，转换成“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外出工作，她们与男性的接触增加了，并且摆脱了父母的监管。在大城市或城镇，想对婚前性行为保密要比在邻里关系紧密的乡村更加容易。这意味着一些女性可以拓展自己的性经验，了解什么是性，而不会像半个世纪前那样面临被社会排斥的巨大风险。年轻西方女性在婚前享受的自由期也推迟了她们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间。20世纪2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出生率平均下降了27%。尽管许多女性最终还是会生育，但这种总生育数量的下降在此前的5500年里是前所未有的。
总的来说，在20多岁的西方城市中产阶级女性中，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的比例从1900年估计的5%~10%增加到了1929年惊人的25%~30%。中产阶级女性是反映这一变化的最佳晴雨表，因为她们是最受家庭和社会阶层道德观念束缚的群体。她们也是衡量性自由的绝佳参考，因为到1920年，中产阶级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总人口中的占比已经达到50%~60%。
相比之下，城市中的低收入女性拥有更大的性自由，清教徒式的道德规范在工人阶级中通常执行得不那么严格。相对地，上层阶级的女性不需要工作，却可能会被家庭禁锢。但是有财富作为缓冲，如果愿意的话，她们通常也可以自由地发展私情，上演性暧昧。而20世纪初的中产阶级往往是最保守、最古板的，对女性强加了严格的社会规范。但到1920年之后，即便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们也开始体验更多的性自由，爵士俱乐部和地下酒吧里的下层、中层和上层男性往往都乐意为她们效劳。
20世纪2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中出现了一股“摩登女郎”（flapper girl）的潮流，女性性自由度的提高在这一潮流的兴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摩登”这个词最初仅指未发育成熟的少女（在英国某些地区甚至指年轻的妓女）。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开始指代一种反叛社会的年轻女性亚文化。
这些女性大多来自中产阶级，但也有许多上流社会的女性。她们住在城市里，与男性社交，晚上去酒吧，穿着“大胆”的及膝短裙，剪短发波波头，化妆，抽烟，酗酒，甚至自己开车。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屠戮和西班牙流感（1918—1920年）造成的巨大死亡人数引发了一场反主流文化运动。摩登女郎与这种狂放不羁、享受生活的态度完美契合。她们的自我放纵和“不懂事”让老一辈人感到丢脸，也引发了工人阶级的不满，但与此同时，大众媒体又将她们奉为青春和美丽的象征。年轻女性抽烟、喝酒、调情和寻求刺激成了一种时尚。
不过并非所有年轻女孩都是“摩登女郎”。即便在城市中，她们也只占少数，在总人口中只是一个相当小的群体。媒体的关注放大了她们的文化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大多数年轻女性仍然保持着较为端正、传统的着装风格和言谈举止。但“摩登女郎”的历史意义在于，这是传统历史上中产阶级女性第一次可以放纵轻佻，而不会彻底毁掉自己的生活和名誉。比起中世纪对私通进行的公开羞辱和鞭笞，老一辈的讥讽和惊叹已经温和许多了。
典型的“摩登女郎”形象
然而，当现实来敲门时，它往往是一脚把门踹翻。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而言，因为性行为随意而最终怀孕仍然是一桩丑闻，并且可以毁掉她们的一生。这些女性有三种选择：一是堕胎，这不仅危险而且违法；二是背负着屈辱独自抚养孩子，很可能会陷入贫困；三是找个男人匆忙结婚。由于节育措施有限，意外怀孕带来的巨大冲击成了农业社会“贞操带”上的第三把锁，几十年之内都无法打开。
“摩登女郎”现象只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时，这个词已经过时了。随着大萧条的来袭，工业化世界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退回到了依赖家庭等传统的生活模式中。她们也可以在婚姻中寻求安全感。然而20世纪3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结婚率平均下降了35%，因为自认为具备物质条件可以开始婚姻生活并组建家庭的情侣越来越少了。出生率也大幅下降，一些国家的出生率一度降到了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的“人口替代率”以下，这是5500年来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简而言之，在大萧条期间，人们的性行为（包括婚前和婚内）减少了。
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看到的女性性自由的一线微光，要等到世界危机结束以后才能重新显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性而言，农业时代确实结束了。工业化国家妇女的性自由再也不会受到农业时代那种程度的限制。这意味着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动态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弄明白这种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将许多中下层妇女推入了劳动力市场，她们接替了应征入伍去海外作战的男性的工作。一些男子在出征前就与几乎不相识的女子结婚。战时世界形势严峻，许多单身男女都将道德规范抛诸脑后。女性大量加入劳动力大军导致女性性自由再度兴起，但由于战争困苦，她们的可见度往往不像20世纪20年代的年轻女性那样高。但性活动确实存在，因为妇女进入职场的规模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规模。1940年至1945年间，西方中产阶级妇女有45%经历过婚前性行为，青少年未婚怀孕的人数激增了29%，性传播疾病的患病人数也有所增加。
1945年，男人们重返家园，妇女基本上从体力劳动岗位退回到了家庭生活和更传统的女性职业，不过人们的婚前性行为似乎并没有明显减少。二战后发生的变化是，由于人们力图在战后让生活尽快恢复常态，发生婚前性行为的人往往很快就结婚了。先发生性关系再决定是否与对方结婚的现代做法正式开始了。
与此同时，战后的复苏让结婚和组建家庭的成本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有所降低，相较于20年代惨淡的实际工资和房地产价格而言更是经济实惠1946年，西方国家的结婚率飙升，比30年代翻了一番多，并且比20年代平均高出28%。在美国，这一时期估计有15%的新娘在结婚时已经怀孕。平均结婚年龄也急剧下降至20岁。在1946年至1960年间，女性如果20岁出头还没有结婚，就要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对“传统”家庭主妇的理想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社会趋势。人们误以为家庭主妇的角色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其实它只存在于150年前至50年前这段时间。
结婚潮带来的结果是“婴儿潮”：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出生率提高了30%。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出生了很多孩子，但实际上婴儿潮时期的出生率从来没有达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一般出生率水平。即便婴儿潮在1946年达到顶峰时，西方国家的出生率仍然比1900年低15%。这是因为一对夫妇生育超过两个孩子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少，而一对夫妇加两个孩子正是“核心家庭”最常见的形式。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家庭还停留在能生多少孩子就生多少的农耕时代模式，有的家庭有三个、六个甚至十二个孩子。婴儿潮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夫妇们生了很多孩子，而是因为1946年至1960年间结婚的人比二三十年代多。
一名护士在伦敦夏洛特女王医院照顾新生儿，1945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性是婴儿的大量出生带来的。导致现代革命发生的一个关键长期因素是智人的集体学习能力。这是我们人类在许多方面独一无二的原因，让我们在生物学特征不变的情况下从使用石制工具发展到建造摩天大楼。千百年来，我们的创新不断累积，其中一些（比如学会提高耕种效率）增加了社会的总人口承载能力，由此产生了更多的人口，而增加的这些人都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开展创新。这是一个正反馈循环。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创新，人口进一步增加——雪球就这样越滚越大。
然而，婴儿潮的趋势并没有持续下去。农业“贞操带”上的第三把，也是最后一把锁——节育措施有限——很快就要被人们急切地摘下、拆除并抛弃了。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避孕药、宫内节育器、子宫帽和合法堕胎逐渐在西方社会普及。在人类历史上，女性第一次拥有了一套可靠的工具来预防怀孕或终止妊娠。这些措施不依赖于男性体外射精或使用避孕套。这确实是广大女性第一次能够在不必担心很可能怀孕的情况下享受性爱，因为她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的生活会被怀孕这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改变。最终，到2020年，西方女性大约有40种不同的避孕药物和避孕方式可供选择。再加上作为财产契约的农业婚姻的消亡，以及女性对家庭和丈夫终身经济依赖的减少，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性和社会，其影响至今仍未停止。
第一部关于性与爱的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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