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曾任《华尔街见闻》记者、大厂公关，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与发展学研究助理。横跨新闻、企业传播与人类学研究的经历，使其既对宏大的时代议题保持敏感，也习惯追问它们如何落到具体生活。在格鲁吉亚小住期间，作者透过旅行本身，看到了一个小国正承受着历史留下的重量：年轻人把欧洲视为未来，边境居民却从怀念旧日秩序中寻找安全感；政府强调欧亚通道的价值，入欧之门却始终半开半掩。本文从第比利斯街头、地下夜店与边境村庄出发，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如此渴望欧洲的国家，却始终无法彻底告别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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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第比利斯的母亲堡垒上向下望，这座城市像被几段历史同时照亮：教堂的尖顶、苏联时期的公寓、横跨库拉河的玻璃桥，以及街头随处可见的欧盟旗帜，共同挤在一片并不宽阔的城区里。过去没有退场，未来已经到来，两者每天都在这里擦肩而过。

这也是今天格鲁吉亚格外值得被看见的原因。当欧洲再次谈论边界、安全与归属，宏大的变化落到格鲁吉亚人的生活里，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语言教材、导游同时打着的几份工、一次去欧洲留学的机会，也变成了边境居民仍在使用的语言和没有消失的生活记忆。所谓“欧洲”，在这里并不只是一个地理方向，而是一份工作、一种生活，和对未来的具体想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鲁吉亚像是当下欧洲的一面缩影：政治地图可以很快转向，人的生活却很难与历史整齐告别；一个国家可以明确说出自己想去哪里，却仍要回答，过去留下的联系该如何安放。

2024年，我在格鲁吉亚小住几周。

这个对中国护照免签的高加索国家，很容易让旅行者迅速卸下戒心。这里有有八千年历史的陶罐葡萄酒、廉价美味的佳酿、高加索山脉壮丽的徒步路线、古多里的顶级粉雪、世界遗产东正教遗址，以及黑海畔的度假胜地巴统。不论是中国、欧洲，还是曾经的苏联，都视其为度假胜地——“上帝的后花园”。

首都第比利斯尤其如此。酒馆、咖啡馆与硫磺浴室蒸腾的雾气挤在狭窄街巷里，夜晚漫长，酒很便宜。这座城市常被游客称为“酒鬼天堂”。但在微醺的暖意之下，你能感受到一种更深层、更紧绷的东西始终在空气中涌动。

比利斯街头（作者提供）

请叫我们“萨卡特维洛”

来到格鲁吉亚的第一天，导游小哥——一位热情的历史系学生——在车上郑重地为我们科普：“请叫我们‘萨卡特维洛’（Sakartvelo）。”他解释道，“格鲁吉亚”这个国名源于俄语，而他们独特的南高加索语系与周边语言毫无关联。对许多年轻人而言，摆脱这个称呼，不只是语言习惯，更是对国家身份的一次重申。

2008年那场短暂的俄格战争，彻底斩断了格鲁吉亚与北方巨邻的外交关系，也斩断了情感上的最后一丝粘连。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处“冻结冲突”，至今仍是地图上的裂口，也是这个国家民族心理中尚未愈合的伤。使用一个俄语源头的名称，在今日的格鲁吉亚已成为一种政治不正确。自21世纪初，政府便不遗余力地在国际场合推动使用自称“萨卡特维洛”或英语“乔治亚（Georgia）”。

历史格鲁吉亚位于黑海与高加索之间，北面紧邻俄罗斯

然而，名称可以更改，嵌入城市肌理的记忆却很难剥离。

漫步第比利斯，这种矛盾无所不在：现代主义的“和平桥”不远处，就是斯大林式的庞然大物；母亲堡垒俯瞰的全城屋顶上，欧盟的十二星旗与斑驳的苏维埃红星浮雕共享同一片天空。最震撼我的，是一栋宏伟的斯大林式建筑旁，赫然开着一家极简风格的欧洲设计师买手店。

这种“不和谐”的拼贴，并非刻意为之的景观，而是格鲁吉亚最真实的底色—一个挣扎在多重时空里，试图为自己缝合新身份的国度。

“苏联遗迹”之下，响着地下电音

到达第比利斯的第三天，我参加了一个“苏联统治”遗迹徒步团。

上午11点，穿着像嬉皮士的导游顶着一头乱发和黑眼圈姗姗来迟，笑着道歉：“昨晚有电音音乐人来了，嗨到太晚，你们懂的。”

他带着我们从工厂改成的青年旅舍出发，沿途探寻苏联建筑与空间。这里有交通部大楼那样巨大的、粗野主义的苏联时期建筑，也有荒废的巨大停车场，还有沿街无处不在的老式苏联楼，大多数已经荒废，或者住着贫困的边缘人群。

对今天的格鲁吉亚年轻人来说，虽然习惯用“brutality（残暴统治）”来形容苏联时期。但是苏联对于他们来说早已是历史课本中的篇章——他们出生时，那个红色帝国已然瓦解。在遗迹游中，导游谈及那段历史时语气平淡，更像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对他们来说，真正的矛盾从来不在过去，而在当下。

让导游小哥嗨到深夜的夜店，是知名的Bassiani。它藏在第比利斯迪纳摩体育场巨大的混凝土悬臂下，由一座前奥运游泳池改造而成。

Bassiani入口，凌晨2点开放（作者提供）

2018年5月的一个夜晚，武装警察以缉毒之名突袭了这里。行动迅速点燃了年轻人的怒火——出于对“brutality”的愤怒，但和苏联毫无关系。彼时数千人涌向议会大楼前，举行了持续两天两夜的抗议锐舞派对。他们高喊“我们共舞，我们共战”，用震耳欲聋的电子节拍将派对升格为一场政治示威。

Bassiani的一位创始人后来感叹：“以前没人知道第比利斯，没人知道格鲁吉亚在发生什么。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人们从各地来到这些俱乐部。可他们还是在这里打压我们！” Dazed杂志在评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在格鲁吉亚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在这样的俱乐部跳舞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

这场由年轻人发起的运动，矛头指向的是格鲁吉亚政府本身——是它对夜生活的管控、对边缘群体的压制，以及对青年表达空间的收缩。他们深受欧美文化影响，也希望走到时代前沿。地下夜店的鼓点，敲响的不是历史的回音，而是对当下处境的回应。

在我的旅行过程中，遇到了五六位出色的导游，他们大多有大学文凭，有两位甚至是全国顶尖的第比利斯大学历史或文学专业毕业的。但由于格鲁吉亚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好，失业率高，他们为了生活，只能从事旅游业；也有人同时打几份工，积攒博士的学费；还有人为了音乐梦想，攒钱计划前往欧洲。他们是“入欧”阵营中坚实的力量，他们期待格鲁吉亚加入欧盟从而让自己和国家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欧洲之门，为何总是半开半掩

当几位导游反复提起欧洲之后，我开始留意，“欧洲”究竟以什么方式存在于第比利斯。

答案几乎随处可见。

Rustaveli大道旁的咖啡馆里，很容易遇到正在准备雅思或者德语、法语考试的大学生；街头墙面画着欧盟十二星，国旗旁也常常并列悬挂着欧盟旗帜。

格鲁吉亚街头，可以看到很多欧盟的标志（作者提供）

2017年以来，持生物识别护照的格鲁吉亚公民可以免签短期进入申根区。但短期旅行不等于工作权，交换机会也不意味着人人都能承担欧洲城市的生活成本。对许多普通家庭而言，欧洲仍是一扇看得见，却不容易真正跨过去的窄门。

国家层面，这扇门同样半开半掩。

实际上，格鲁吉亚和欧盟之间这种“拧巴”的关系，由来已久。

格鲁吉亚一直把自己视为“欧洲之门”。这个国家早在公元4世纪便接受基督教，官方历史叙事不断强调自身与欧洲文明的渊源；第比利斯街头无处不在的欧盟旗帜，则把这种身份认同变成了最直观的城市景观。

但格鲁吉亚的特殊之处，也恰恰在于它从来不只属于一个方向。它位于南高加索，向西连接黑海，向北紧邻俄罗斯，向东通往里海与中亚。历史、宗教和地理共同塑造了这个国家极强的“变通性”：它既可以强调自己与斯拉夫世界并无血缘关系，也可以凭借基督教传统主张自己是欧洲的一部分；既希望融入欧洲，又把自己定位为连接欧洲与亚洲的黑海门户和“中间走廊”。

在格鲁吉亚看来，这种通道价值理应成为欧洲无法忽略的战略筹码。但欧盟衡量候选国的标准，不只是地理位置和贸易路线，还包括民主制度、法治与政治改革。双方由此形成了微妙的错位：第比利斯反复强调自己的历史归属和地缘价值，布鲁塞尔则不断追问它是否遵守“欧洲价值”。一方希望被当作不可替代的伙伴，另一方坚持接纳必须附带明确条件。

这种错位在近年变得越来越公开。2026年，格鲁吉亚外长博乔里什维利批评欧盟以“忽视和孤立”的方式对待一个对欧洲互联互通至关重要的国家，称其为“战略错误”。在格鲁吉亚政府的叙事里，问题不是自己背离欧洲，而是布鲁塞尔没有给予格鲁吉亚应有的尊重；在欧盟看来，真正让双方渐行渐远的，则是格鲁吉亚国内政治和民主改革的倒退。

2023年12月，格鲁吉亚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全国为之庆祝。但仅仅一年后，欧盟便认为格鲁吉亚的入盟进程已“事实上停滞”；2024年11月，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又宣布，在2028年底之前不再推动开启入盟谈判。双方围绕民主改革、政治对话和签证政策的争执，此后不断升级。

到了2026年，这种官方关系的冷却，仍没有降低民间的热度。欧盟“东部邻国”项目在当年初进行的调查显示，71%的格鲁吉亚受访者支持加入欧盟，79%认为入盟利大于弊，67%信任欧盟。

这份热情背后，也有非常现实的经济压力。国际劳工组织援引的数据曾显示，格鲁吉亚劳动参与率约为52%，失业率接近17%，青年失业率更高。制造业薄弱、非正规就业比例高、优质岗位不足，让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依旧困在有限的职业选择里。

于是，“入欧”在不同人那里有了不同含义：对年轻人，是留学和职业机会；对企业，是更大的市场和更稳定的规则；对国家，则是安全保障与国际身份。

可地缘政治从不允许小国只凭愿望选择方向。格鲁吉亚希望成为欧亚之间不可替代的通道；与此同时，它又无法忽视与俄罗斯之间尚未解决的安全问题和现实经济联系。

欧洲是理想，也是远方；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却仍是无法绕开的现实。

斩不断理还乱的苏联印记

如果只停留在第比利斯，人们很容易把格鲁吉亚理解成一个急于奔向欧洲的年轻国家。但离开首都之后，时间忽然慢了下来。

在这里，苏联的影子也没有消失。在很多远离第比利斯的城市，老年人在市场里用俄语交谈；老式拉达汽车时而驶过街道；一些家庭的橱柜里，还保留着苏联时期的勋章和老照片。首都讨论布鲁塞尔的最新消息，而我寄宿的乡村家庭的电视里却可能播放着俄罗斯的真人秀。这背后，是跟随时代进步的年轻精干的城市群体与被时代边缘化的老龄化农村群体之间的巨大鸿沟。

这里并非没有政治，只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存在。

苏联时期的大规模工业化曾为格鲁吉亚提供大量岗位，教育体系培养了几代知识分子，葡萄酒产业实现工业化生产，巴统和波季也成为全苏联闻名的疗养地。独立之后，这套体系迅速崩塌，新的经济秩序却没有立刻填补空缺。到2000年，格鲁吉亚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1990年的37.6%。

第比利斯可以用现代建筑和欧洲符号展示自己的新面貌，边境城镇却很难靠一块欧盟标志获得新工作。对一些中老年人而言，他们怀念的未必是苏联本身，而是那个时代曾经提供的岗位、福利，以及一种不必每天重新判断方向的确定性。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马西吉斯·佩克曼斯 (Mathijs Pelkmans)长期在高加索地区做田野调查。在他关于格鲁吉亚边境地区的研究中，曾详细探讨过历史如何塑造了当地人的身份认同。佩克曼斯发现，当苏联解体、过去封闭的边境不再牢不可破，一些居民反而开始重新怀念旧有边界曾经提供的秩序感与安全感。

佩克曼斯的作品研究格鲁吉亚边境地区人民的身份认同（作者提供）

边境居民将对文化冲击的恐惧、对经济发展的渴望与对历史安全感的幻灭，悉数投射到过去的边界秩序之上，而这种投射反过来催生了新的边界建构活动。于是在物理边界瓦解后，文化、宗教和身份认同的边界反而变得更加森严。最终，“边境的开放”悖论性地激发了人们重新珍视曾经被视为隔绝象征的旧边界——将其视为曾为自己提供保护、仍值得去捍卫的东西。

格鲁吉亚边境乡间的Berikaoba民俗活动（作者提供）

这也是“去俄化”最难处理的部分：俄语曾是权力与压迫的工具，也是几代人的通用语和生活记忆；俄罗斯带来战争与领土创伤，却仍是农产品出口、旅游和侨汇难以完全避开的对象。

格鲁吉亚想要拥抱欧洲，却无法彻底割断东方；希望获得西方的安全保障，又不敢把北方邻国逼到危险的临界点。

这不是简单的亲欧或亲俄，而是小国在大国夹缝里反复计算生存空间。

当人们被动选择主动的“无知”

佩克曼斯用“wilful blindness（选择性无知）”的概念来研究和理解如今格鲁吉亚边境地区的生态：人们主动过滤那些无法改变、只会增加无力感的信息，让日常生活继续运转。佩克曼斯发现在靠近亚美尼亚边境的村庄，当地人甚至不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开战，电视台也少有报道。“电视台每天播放第比利斯的政治争吵，但那些离我们太远了，”一位当地店主告诉我，“我们更担心今年会不会下雨。”

在这个被地理与信息一同隔绝的角落里，人们更关心葡萄的价格和孩子的教育，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博弈。

第比利斯老城贫民区中的废弃苏联建筑（作者提供）

这种心态似乎也是整个格鲁吉亚的写照。渴望被世界关注、渴望被欧洲接纳，却又担心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卷入的风险与失控的命运；试图摆脱过去，又无法放弃过去曾提供的安全感。

离开格鲁吉亚的前一天，我再次乘缆车登上母亲堡垒。

黄昏时分，城市笼罩在金色的光线中，库拉河如一条缎带穿过城市。东正教教堂的钟声与远处清真寺的唤礼声交织在一起，苏联风格的建筑上，欧盟旗帜与格鲁吉亚国旗并肩飘扬。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佩克曼斯在著作中试图捕捉的那种矛盾：格鲁吉亚人曾在铁幕的阴影下生活，而当那道物理屏障消失后，他们反而开始怀念它曾提供的某种确定性。今天，他们面对的不是来自北方的单一压力，而是一整套需要重新定位的世界秩序。

这不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摇摆不定，而是在历史的夹缝中开辟空间，在创伤的记忆中寻找未来。格鲁吉亚人学会了同时生活在多个时空中，既不否认过去，也不放弃未来。而第比利斯地下那轰鸣的Techno节拍，或许正是这个民族心跳的声音——沉重、顽强，且充满了不肯妥协的律动。

第比利斯全景，在东正教堂与现代风格的“千年桥”交替排列(作者拍摄）

作者：Sylvia

编辑：L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