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陈春玲
第42个教师节将至，灯光下，我又翻开了那本《梦洲诗论》。扉页上，沈泽宜先生清峻的钢笔字依然如昨：“陈春玲女士 雅正 沈泽宜 2000年5月20日”。墨迹未淡，人已远行。
沈教授在我家歇息时留影
认识沈先生就是2000年5月20日那天。那日宁波大学中文系请他作讲座，系主任贺圣谟老师——也是我大学的班主任——因公务繁忙，托我去火车站迎接。我举着写有他名字的纸牌，在南站出口等了许久，终于等到一位西装革履、身形清癯的长者。我原想请先生先到我家歇歇脚，毕竟车站离我家只两站路。可让一位大学教授挤公交实在失礼，便陪他打的。不料匆忙间，我们跳上了候客长龙的最后一辆出租车，只能眼睁睁等前面的车一辆辆载客驶出。我连连道歉，沈先生却不急不恼，反而与我闲谈起来。听说我也喜欢写小诗，他眼睛一亮，当即从包里取出《梦洲诗论》，问过我的姓名，便低头题赠。那时我才知道，“梦洲”是他的笔名。那本书收录了他1980年至1999年的三十余篇诗论，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我慢慢读懂了这个笔名——梦中的绿洲，大约是他一生辗转颠沛后，仍不肯放弃的精神栖息地。
那天时间紧促，沈先生在我家只停留了十几分钟。他在沙发上休息时，我为他拍了一张照片（见上图）。一杯龙井茶还没喝完，他就起身，我们匆匆赶去宁大。讲座结束，贺老师邀我们几位听众与沈先生一起合影。那时我还不知道，沈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大半生风雨如晦——他曾自嘲说，自己是从青年直接跨入老年的，几乎没有经历过中年。可短短几个小时的接触，我只觉得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水波一样散开。
回湖州后两月，他又寄来新著《诗经新解》。那本书，是他十八年心血的结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已完成初稿，不料原稿遗失三分之二，他不得不在九十年代初从头再来。那十八年里，他经历了父母双亡的“风木之痛”，经历了世事浮沉与个人命运的跌宕。现在，这两本书已从我的书柜转移到我女儿的书柜——女儿从事高等教育，现在是某高校的文科教师。
2004年，《东南商报·校园视窗》举办“我的老师”征文，我约沈先生撰稿。他很快寄来两篇回忆小学老师的文章，字字深情。
他写1941年，班主任颜舜华先生被两名手持刺刀的日本兵一左一右挟持着走进教室。颜先生未曾开口，泪珠已溢满眼眶。她用微弱的声音对学生们说：“同学们，把国文课本拿出来。大家把凡是写中国历史悠久、抗敌英雄的课文都撕下来。”话音未落，已是泣不成声。教室里响起翻动书页的哗哗声，还有纸张撕裂的细碎声响。学生们将撕下的课文揉成纸团，放在课桌上。日本兵见他们如此“听话”，露出狰狞的微笑，扬长而去。沉默良久后，孩子们互相查看桌上的纸团，竟没有一个人撕下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篇章。颜先生见状，哇地哭出声来，她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们，孩子们！”泪珠滚滚而下。此后，颜先生以更加深沉的情感讲读这些课文。
他写1942年端午节，施惠民先生在汪伪“教育局”直辖的学校里，为九岁的他和同学们讲述屈原投江的故事。施先生说：“什么叫诗人？诗人就是替老百姓说话的人。屈原爱国，想用他的诗来唤起民众。大家不要忘记这位热爱祖国的诗人，他是我们中国人的榜样！”施先生还常用风琴弹奏岳飞的《满江红》。有一次，沈泽宜跟着琴声情不自禁地唱起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施先生听到后，问他是谁教的，他答是父亲沈宝如。先生又问他父亲做什么，他答是车站站长。施先生表扬了他，又说：“谢谢你爸爸！”——那样好的启蒙老师，后来却被学校“回头”（开除）了。
他还写一位朱先生，不教日语，只给孩子们讲福尔摩斯的破案故事。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这些小学老师用最朴素的方式，为少年沈泽宜筑起一道精神的堤坝。后来沈先生自己站上讲台，在颠倒错乱的时间段，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变着法儿让学生多学一点真知，多存一点做人的骨气。
他的两篇回忆文章很快见报了，我给沈先生汇去不足百元的稿费。此后，我忙于工作和家务，与他渐渐失去联系。2014年9月21日，沈先生在湖州病逝。我是好几年后才得知这消息的。想起他的《梦洲诗论》和《诗经新解》，想起那杯只喝了十分钟的茶，想起他题赠时低头认真写字的样子，我觉得他依旧活着，他是去长途旅游了，他去了自己的“梦中绿洲”。
教师节年年都有，灯火也年年亮起。今年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写下这些文字，不为别的，只为记下一位故人。愿天堂也有讲台，有诗，有一群不肯撕下岳飞课文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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