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器》对自己如此之狠？
为什么《重器》通过本不该有所关联的两个或多个案件，通过各种老一辈法律人的表现，翻来覆去打自己的脸？
为什么《重器》要将这些年轻的天之骄捧到如此之高，为什么《重器》要如此贬低这些在基层工作一辈子的老前辈？
这些从《重器》开播至今，从1979年到1996年横跨近20年的时间里，反复形成强烈对比的人物性格，通过各种事后翻案形成的各种冤假错案，让我对这部电视剧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不同解读。
也许是今天的我们被太多短视频误导了，也许没有多少人会在看过“因为跳贴面舞就被处决”这样的视频后，会去详细了解案件原型中的主办者先后和数十人发生两性关系并收取钱财，还被认定威逼、引诱自己两名亲生女儿参与流氓活动。
而这或许才是《重器》敢于不断打自己脸的真正原因，才是为什么需要将这些不堪的陈年往事重新拿出来，再一次放在阳光暴晒的真正原因。
历史是真实发生过、存在过的，历史就那么摆在这里、放在这里，历史不会因为你我都不提及就不存在、就没有发生过，也许只有将历史完整拿出来重新再读一次，才能让所有真相被所有人了解与理解。
当被公检法一致认定被钱兴良杀害并肢解的于三花重新出现后，当于三花的母亲因为拿出不曾经钱家陪给自己的丧葬费希望女儿赶紧离开时，当所有人在认错、道歉的大前提下，急于找到当年办错此案的元凶时。
这样剧情不应该只令我们感受到无力感和不信任感，更应该让我们从中看到当今法律敢于面对自己不足、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与担当。
这是一个法律在经历了近乎被完全摧毁式崩塌后逐步恢复与完善的时代，这是一个法律正在自上而下努力进行自我修复的时代，这是一个老一辈法律人将所有希望寄希望于新一代法律人的时代。
他们心里清楚卖烧饼的夫妻因为当街扒女人衣服被判死缓太重了，他们心里明白一个组织流氓团的高干子弟糟蹋这么多女人太轻了，可现实就是每个人都需要留有余地，现实就是1996年于三花出现时才有了将DNA检测应用于法律的技术与可能性。
袁亦方问陆则铭和自己“为什么要当一名律师”，陈一众因为自己错误重新选择了人生与职业的道路，夏英杰决定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信念，直到她等来了于三花的重新回归。
无论宋小光这个高干子弟最终会被判几年，至少他身后那个让整个滨江市都颤栗的父亲，最终因为这个不孝子落马了。
也许这些被《重器》拿来不断打自己脸的案件几乎没有能完美收场，也许这些让《重器》不断被我们嘲讽与诟病的案件几乎个个都充斥着不公与不平。
可这不正是《重器》之所以会被拍摄出来的原因吗？不正是今天的我们通过观看《重器》，需要明白今天法制与法律来之不易的原因吗？
一部几乎集齐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不那么公平与公正大案要案的年代法治剧，一部处处都对自己下狠手的电视剧，一部在讲述自己曾经那些丑事时完全不给自己留情面与退路的电视剧，也许才是《重器》之所以有价值的重要原因。
也许我会说剧中将老前辈们过度丑化了，可如果没有他们在年轻人背后的默默力挺，这群年轻人又怎么能成为今天法律与治制的脊梁？又如何能让我们看到与明白今天太平盛世的来之不易与艰辛？
法律不仅是一个社会最低的道德底线，法律还是决定一个人生死的最后守门员，法律更是撑起公平与公正的脊梁，法律却不是尽善尽美能让所有人情绪都得到宣泄的海绵。
也许我们会因为这对当街扒女人衣服的夫妻被判死缓感到解气，也许我们会因为糟蹋了多名女人的高干子弟只判了五年感到愤怒，可借用“严打”余威做出的判决未必就对，因为没有直接致死证据只能判五年未必就错。
说到底，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法律和法律背后的律师、审判长、检察官甚至是警察，都离大多数普通人太过遥远，这种很有可能一生都未必会交集的遥远，很容易造成认知偏差和盲目解读。
无论是《重器》里尚不完善的法律，还是今天被某些人解读应该完善的法律，都只能也只能是“最底”的存在，只有像陈一众和他两位导师这种的人不断去完善和修正，才是对《重器》和法律最好的解释、最正确的期待。
关于《重器》的解读暂时先写到这里，更多精彩解读且听下回分解。
若觉得文章不错，希望您可以点赞、分享与关注哦，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