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书是清初著名作家、学者，“与桐城并为开山之祖”，其生平行实主要见于今人卞慧新、蔡心寰各自编纂的《朱书年谱》，然二书所用资料有限，过于简略。
该书在《朱书全集》的基础上，进一步辑佚朱书诗文，并广泛搜集清代诗文集及方志、家谱、年谱、日记、笔记等文献史料，考辨严谨，完整展现了朱书的人生历程，立体再现了朱书古文家、时文家、诗人、史学家、皖江文化倡导者、理学家、翰林院庶吉士、内廷修书人员等多维身份，厘清了朱书的思想特质，纠正了既往研究的诸多讹误，为桐城派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和新的阐释路径。
书中尤重朱书与戴名世、方苞、梁份、李颙、熊赐履等学人的学术互动，揭示其在桐城派形成、清初朱王之争、晚明史研究等领域的重要贡献。本书还掇取朱书卒后诸事为《后谱》，以记其书从禁毁到复苏、其人从隐没无闻到重为世人所知的过程。
南京财经大学石钟扬教授为本书作序，称本书是“桐城派研究之又一基石”。
世传
正谱（顺治十一年至康熙四十六年）
后谱（康熙四十八年至宣统二年）
附录1：朱书诗文辑佚
附录2：朱书文目编年
附录3：朱书著作考述
征引书目
人名索引
后记
一、本谱以谱主著述为主要材料，并旁征其他相关资料，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将谱主生平事迹、交游、著述等系年，并以按语的形式作必要的考辨、说明或补充。
二、由于谱主存世资料相对较少，故凡谱主事迹可考者，无论大小显晦，皆详为记述，多多益善，不以为赘。
三、谱主卒后，事涉戴名世“《南山集》案”，复罹乾隆朝禁书之令，致其著述散佚、文名湮没，故本谱掇卒后诸事为《后谱》，以记其书从禁毁到复苏、其人从隐没无闻到重为世人所知之过程，记事起于康熙四十七年，止于宣统三年。
四、本谱之编排，依时间为序。年月日均用农历，岁末已入公历新年者，仍入本年；一年之内，月日可考者，按月日排列；日无考者，系于每月之末；月无考者，系于各季之末；季不明者，系于相关季节或年末；年不明者，酌情系于相关年份。节令时日换算，则据郑鹤声所编《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
五、本谱不设“时事”一目，凡对谱主人生有重大影响者，随正文偶作穿插介绍。
六、谱主游历之地，可考其详者，一般在初见时略作介绍，此于厘清谱主生平癖好多有助益，征引以当地方志为主。
七、谱主交游人物，若不详其名，则于正文以小一号字体标其字号；生平可考者，皆附以小传。谱后另附《人名索引》，以供稽查。
八、谱中人物年岁，皆依古人惯例，以虚岁计。
九、本谱所引谱主著述，凡标“《杜溪文稿》”者，皆指康熙四十年德聚、四德堂增刻之《杜溪文稿》；凡标“《朱杜溪先生集》”者，皆指道光三十年清贻馆刊刻之《朱杜溪先生集》；凡标“《游历记》”者，皆指康熙原刻本；凡标“《杜溪诗稿》”者，皆指雍正刻本；凡标“《朱杜溪稿》”者，皆指道光家刻本。
十、本谱所引文献，凡原文空缺或漫漶不清者，均用“□”代之；凡原文有错者，不改原字，均在错字后用“[ ]”注明正确字形；凡因原文漏缺而增添文字者，均用“【 】”注明。
十一、古籍用字，常见一字多形。本谱所引文献，凡遇异体字，径自改为通用简体字。
十二、本谱所征引文献之版本、版次，详见谱后所附《征引书目》。《征引书目》之排序，首以类聚，次依书名音序。
桐城派研究之又一基石
——序江伟《朱书年谱》
石钟扬
朱书（1654—1707）作为清初著名学者，于文史哲皆有建树。他不仅是松兹文化史上之奇迹，更“与桐城（戴名世、方苞）并为（桐城派）开山之祖”（民国《宿松县志》卷三十三）。
戴名世称他“才气横绝一世”，许为“百世之人”。（《戴名世集》卷三《杜溪稿序》）方苞说：“古文吾不如子，楚军出巨鹿，一战霸矣。”（民国《宿松县志》卷三十六上）
朱书满怀文化自信，他说：“五岳之气，皆能出云雨、产金玉，而其灵者常郁结盘魄而发为伟人，或以德业，或以文章，卓卓自垂于天地而与为不朽”，他认为自己与戴名世都是秉古南岳霍山（即天柱山）之灵气的文士，“其文之足以不朽，则予固知其与霍山同永无疑也”。（《朱书全集·杜溪文稿》卷二《戴子忧患集序》）然先后遭到康熙朝“《南山集》案”、乾隆朝禁书令之厄，其书多禁毁，其名几泯没。
我手边有数本今人所著桐城文派史书，竟只字不提朱书；二十一世纪初，国家启动重修清史工程，文献丛刊“桐城派名家文集”项目收二十八家文集，亦无朱书一席之地。
幸有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唐先田、陈友冰《安徽文学史》等著述百年不渝次第评说，令朱书史上地位稍有改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凭着一点学术良知与一腔不平之气，于撰《戴名世论稿》之余，秉笔写下《朱书与桐城派》（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创刊号）一文，为之正名。
而后，又两邀同道（宿松学友蔡昌荣、法国学者戴廷杰）点校朱文，《朱书集》《朱书全集》于一九九四年、二○二一年相继由黄山书社出版，旨在为朱书研究提供文本基石。
惜我心多旁鹜，对朱书未作深入研究，抱憾之余寄厚望于青年才俊。
欣见潘宏编出第一部朱书研究资料集《百世杜溪》（黄山书社，2012年版）之后，又有江伟以十年之功铸成四十余万字的大书《朱书年谱》。其索序于我，我何乐而不为，于是推开案头正在书写之文稿，煮茗品读其谱。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有此一问。知人而论世，论世而知人之谓也。知人论世方法有种种，年谱不失为佳径。
好的年谱远不止是某种研究的基础，其本身即优秀的研究成果，如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如戴廷杰的《戴名世年谱》，颇得学界称道。
好的年谱亦当达到姚鼐所谓义理、考证、文章兼长之境，作为文学理论指在义理观照下考证与文章，作为创作实践当以考证与文章去完善义理。以此格之，江伟《朱书年谱》亦为佳构。
《朱书年谱》全书以简洁利索的文言写成，这在当下白话世界里别具一格。其记叙文字与所引文献，同气相求，相得益彰，“气清词洁”之外别有一番韵味。
今之学者因某种特殊需要偶作一文言文间或有之，以文言写一部书却不多见，由此则见江伟之文字非同凡俗。
《朱书年谱》由世传、正谱、后谱三部分组成。世传勾勒朱氏家族明洪武二年（1369）自江西鄱阳迁居宿松杜溪至清道光十年（1831）共十三代行状，朱书为第十代。
正谱全方位展示朱书从清顺治十一年（1654）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五十四年之文行出处。后谱记载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到宣统二年（1910）二百零二年朱书之历史命运。这样将朱书前世、今生、后世皆入谱，就得如傅斯年所云“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因为史学即史料学，年谱更是如此。
从《征引书目》知江伟为撰此谱应用经史子集及今人论著三百九十四部，其中方志七十三部，家谱四十二部，日记、年谱四十二部，尤为难得。
一部佳谱的撰成，史料虽多多益善，关键还在恰当的剪裁、确当的系年与精当的叙说，并非有文必录，如坊间不少年谱那样成为史料长编。这就要求作者不仅有史才，更要有史学、史识，尤其是考证功夫。
《游历记》是朱书得意之作，朱书自序有云：“予生平好游，今天下疆域凡十五区，予足迹所到已三之二。于是仿桑钦、郦道元以道里为经，以见闻为注，作《游历记》若干卷，曰两畿、曰燕秦、曰秦楚、曰闽豫章入燕、曰闽浙入扬州、曰江行。”
而今仅以《燕秦之道》一卷存世，仍不失为不朽杰作。我曾欲对朱书游历予以发覆却未成，今喜见江伟以明人黄汴《一统路程图记》等资料为参考，大致考证出朱书历次出游之行踪，填补了朱书生平既有记载之诸多空白，令朱书形象动态化了。
江伟不仅考索出新版《朱书全集》失收之若干佚文，更为朱书交游的二百多个人物撰写了小传，众星拱月，使朱书形象立体化。好的年谱，因有考证，不仅事事有来历，而且事事靠谱，使之信而有征。
年谱作为历史纪实文本，其义理或灵魂在再现一个有血有肉充实丰满的谱主形象，如同文学以人为出发点与归宿。
江谱之前，天津卞慧新与宿松蔡心寰都曾出版过《朱书年谱》，虽有先导之功，又都失之简陋；朱洪《朱书传》也是《朱书全集》尚未问世时的产物，所用资料难免匮乏。
江谱纠正了卞谱、蔡谱种种失误，后来居上，成为迄今最翔实的朱书年谱。江谱充分再现朱书作为清初杰出的古文作家、诗人、理学家、皖江文化首倡者的形象。他以历史学者的视角，对朱书历史学家的形象，则尤其作了细致的梳理。
桐城派文学云云，其文学是个大文学概念，囊括文史哲。在桐城派那里，古文与时文，都是表述工具，时文应试，古文审美，而且两者互补：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并非如后人描述的那样两者水火不容。
以往学界对时文斥之过甚，自二十世纪末启功先生启动对八股之研究，发现时文八股亦有可观之词。
新锐学者师雅惠在《正声初起：早期桐城派作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中对朱书时文就有可喜之研究。桐城派作家进入翰林院，成为体制内之士子，有几个不是以史官为职业，理所当然为史学家。
江谱正是在丰富的史料、着力的考证与明晰的认知的基础上重现了一个立体而全新的朱书形象。
江伟身为安徽宁国的一名中学教师，繁重教学之余，致力于乡梓文化研究，精神与功力皆可嘉。民国的叶圣陶、朱自清，当代的孔凡礼，都是从中学岗位上涌现出来的杰出学者，但我也深知在中国当下作为中学教师从事学术研究之条件尤其艰难。
江伟乃宿松东洪人，与我老同学是本家，我们神交多年未曾谋面。他为《朱书全集》的点校出力不少且未署名，其人品文品，深深地感动着我。何况如作阿Q式的夸耀，其实朱书与我石家历史渊源也不浅。于是，我义不容辞地为江伟老师之大作《朱书年谱》说几句话。
我相信江伟《朱书年谱》的出版将有力推动朱书学术、文化全方位之研究。朱书虽为宿松名士，其实出生于潜山敢山冲，他青少年时代在天柱山麓度过，天柱山是其精神坐标。
其文其名“与霍山同永”，此朱书之志，亦我等之历史期待。《朱书年谱》问世之日，我等当携《朱书全集》同游天柱与杜溪，诵杜溪之文，慰杜溪之灵。江君其允乎？
是为序也。
（原载2024年11月15日《江淮时报》）
我在读中学时，就知道宿松有一代文豪朱书，但当时也仅限于知道其名而已。
十几年前，我决定利用教学之余，写一本与宿松相关的历史书籍，其中自然涉及到朱书，对朱书的生平、诗文、交游、思想也有了初步的认识，才真正知道他在清初文坛的地位，知道后人何以给予他“一代儒宗，桐城先声”的评价。
朱书一生著述等身，然受戴名世“《南山集》案”和乾隆朝禁书令的影响，其书大多沦毁，其人隐没不闻，在当代有限的研究中也只是恢复了某些侧面，甚至存在不少错误的认识。
于是，我萌生了编撰《朱书年谱》的想法，以求让世人知道一个立体多面的朱书形象。而且，勾稽探讨朱书的生平事迹及其诗文创作的具体情形，有助于拓展桐城派早期发展、皖江文化形成乃至清初文学创作和晚明史撰述的研究视野。本书选题，即基于此。
本书在广泛搜集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合理借鉴了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尤其是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和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对本书的写作有较大的启发。
胡适在《章实斋先生年谱》序言中说，年谱不仅要记谱主之“生平事迹”，还要写其“学问思想的历史”，“若年谱单记事实，而不能叙思想的渊源沿革，那就没有什么大价值了”。
受此影响，我在编撰《朱书年谱》时，力求厘清朱书在文史哲各方面的成就及其思想变迁。而且，还进一步介绍了当今学界对朱书的研究情况。
戴廷杰对后谱的认识，也让我深受其益。他区分了“谱后”与“后谱”的概念，认为“谱后”即在“年谱之后”，类似一种附件，“后谱”则是“身后之谱”，“这样更能体现某人死后通过留给后世的作品或记忆继续存在”。
他进一步指出，戴名世作为一个文字狱的牺牲者，“年谱应该试图展现其作品如何逃过两次焚毁重见光明”。（高黛英：《法国汉学家戴廷杰访谈录》，《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朱书生前虽未经历文字狱，但在其身后，其书却一遭文字狱之祸、二陷禁书令之阨，因此编撰后谱对《朱书年谱》同样显得极为重要。
另外，《戴名世年谱》的行文风格以及作者对人物小传的严谨考证，对本书的写作都有一定的启发。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南京财经大学石钟扬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生潘宏先生、安徽大学束莉副编审、合肥大学任雪山副教授、政协宿松县委员会文史委原主任王皓先生、天津市宝坻区邮政局宋健先生等师友的支持和鼓励。
本书的出版，责任编辑蒋璐女士付出了辛勤的劳作，纠正了书稿很多错漏。对于他们的帮助，在此表达真诚的感激之情！
本书对于文献力求“竭泽而渔”，但清代文献浩如烟海，限于客观条件，有关谱主的少数文献未得一睹，不免遗憾。对于现有文献的释读与取舍，受个人认知水平与学术能力的限制，疏漏欠妥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祈请方家指正。
另外，明年为朱书逝世320周年，谨以此书作为纪念。
江伟
2026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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