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兴桥，浙江温州泰顺县，2018年 图/迈克尔·弗里曼
站在上海的街头，英国摄影师迈克尔·弗里曼并不感到陌生。从1985年因工作第一次来到中国起，他对这片反复造访的土地越来越熟悉，爱上了喝茶、吃包子。2025年9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曾举办“世界摄影大师镜头里的中国——迈克尔·弗里曼摄影展”，展览系统地展出了弗里曼40年间在中国创作的67张摄影作品。
“他的作品传递出他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长期艺术解读；我认为，这些对中国城市、乡村、生活和人的视觉注脚，就是一部精彩的‘视觉编年史’。”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周群华说。
包子，山东曲阜，2024年 图/迈克尔·弗里曼
2026年上半年，弗里曼置身于一个延续四年、覆盖近20个省份的白酒项目中。沿着中国白酒的地理版图，他走访了近20家酿酒厂，从河北到四川，进行一场密集的视觉采风。
其间，他在上海的黄公子会馆举办了一场小型沙龙，会馆主人用中文向参与者介绍他，并提到他的著作。这时，弗里曼迫不及待地追问身旁的翻译：“她说的是多少本？”
“160。”
较真的劲儿立刻涌出口：“不，是165本。”
年过八十的弗里曼身姿挺拔，穿着深牛仔色衬衫，一对黑色的挑眉将他的眼神衬得锐利，唯有只剩半圈的白发流露出衰老的气息。为了这场小范围的交流，他准备了PPT，详尽地罗列了八个摄影技巧：Longer lens（更长的焦距），details may mean more（更多的细节）……并以过往拍摄的诸多照片为例，逐个讲解。
在实践环节，十几人挤在衡山坊，一顿乱拍，拍树、拍水池里的人造雕塑、拍整面墙上的爬山虎。弗里曼左手横握本是给仙娜相机配备、现在被他用来装在苹果手机上的外置光学俯视取景器，右手扶着手机，全神贯注地调整拍摄角度，沉默不语。
同样是将镜头对准树下几株平平无奇的蒲公英状假花球，有人拍得杂乱、尽显塑料感，弗里曼拍出来，干净得堪比精细的标本照。人群中发出惊叹声，纷纷请教如何才能拍出一模一样的“大片”，弗里曼简单地比划几下，大家也都顺利地照葫芦画瓢。他很高兴众人学会了，即便是浮于表面的皮毛。“People who can, do, people who can't, teach（会做的人就去做，不会做的人才去教）。”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他开玩笑地借用了这句谚语，表示自己不是那种极富耐心的老师。他也去高校做讲座、开工作坊，但更愿意把经验写成书，“尝试做一些严肃的工作。”
在工作坊中，弗里曼最享受的不是指导，而是观察：“当你遇到一个有天分、很认真、作业完成得很好的人，看到这一切发生也是一种享受，而且你不需要费什么力。”工作坊要求学生写至少一百字来解释“你拍那张照片时是怎么想的”，遇到差点意思、有改进空间的照片，他不会直接否定，而是说：“对，你解释得非常清楚……如果我在场，我可能会这样做或那样做，但已经很好了。”
迈克尔·弗里曼在上海街头拍摄 图/YY
摄影看起来似乎人人都能学会，但在弗里曼心中，摄影爱好者与职业摄影师断不能混为一谈。当时薇薇安·迈尔的作品正好在上海展出，这位保姆生前拍了数万张未曾公开的照片，死后被偶然发现，成了传奇。谈到她时，弗里曼评价：“她的故事很有趣。但我想不出一张她的照片可以说是‘标志性’的。”
当周遭的世界习惯于为摄影裹上一层关于“灵感”“初心”和“艺术”的浪漫主义糖衣时，他毫不留情地将其剥开，只露出坚硬且清晰的职业底色：“我接任务，完成工作，我们是有报酬的。”
这并非愤世嫉俗，而是一位拥有55年从业经历的职业摄影师，在见证了媒体生态和影像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后的认知。他依然热爱拍照，但那个需要专业猎手历经险恶带回图像的世界，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
从1960年代末开始，他每年有七个月在路上，为时代生活图书、《史密森尼杂志》等出版物完成拍摄任务。在那些年里，他拍摄泰国北部的山民、阿富汗边境的普什图人、苏丹的达尔富尔、印度尼西亚巴布亚高地……体验了嘶啃生肉、被枪抵住头等无数冒险经历。在充斥着磨豆声的咖啡厅里，弗里曼绘声绘色地向一个异国记者讲述那些故事连贯、细节饱满的经历。
以下是迈克尔·弗里曼的讲述：
做一只“墙上的苍蝇”
“我接任务、干活，是有报酬的。”每次有人问起我拍摄白酒项目是不是因为对白酒有特别的兴趣时，我都会这么回答。听起来可能有点冷酷，但这是事实。在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上，任何人谈到摄影，都会写“是什么激励了他们”之类的话。作为职业摄影师，我接任务、干活，过程很有趣，但归根结底是一份工作。
这个项目今年必须完成。进展很顺利，当我们到达任何地方之前，所有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这种模式有时候难免让我感到倦怠。我的旅行总是带着目的，拍照与了解一个地方完全交织在一起，那是新闻摄影的本能。但那些同龄的朋友，现在除了我都退休了，他们总想着“我们去坐游轮吧”。光是待在岛上就已经够糟了，想走的时候下不来，与一帮无所事事的人困在船上？这不是我想要的旅行，我厌倦那种没有任务的纯粹的度假。
我常常想，我的职业生涯是建立在一种正在消亡的特权——进入难以抵达之地的“准入权”——之上的。这种准入，在互联网和旅游产业将世界碾平之前，曾是新闻摄影师最核心的资本。以前，每年大概有七个月我都在路上。我享受那种状态。对我来说曾经是“探险”的东西，正是我被需要的原因，但它已经消失了。如今任何人都可以去任何地方，每个人都在拍照，照片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没什么特别的了。
手持扫帚的泰国女孩，1987年 图/迈克尔·弗里曼
回望1980年代初，我去泰国北部山区待了三个月。那是一个少数民族社区，完全没有游客。我和一位人类学家同行，在当地盖了间小房子，几乎成了社区的一部分。那段时间，我摸索出了一套生存法则：第一，仔细观察人们的行为；第二，跟当地人一起吃喝所有东西，哪怕是把用胆汁调味的生肉当早餐；第三，每天学一个词，我不太纠结语法，只学单词。
想要融入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那么难，记得时刻面带微笑，保持友善，就能相安无事。最终，你要做的就是成为“墙上的苍蝇”——这是我们英语中的表达，意思是没人注意到你。然后，你就可以自由地拍任何东西。
这种沉浸式的工作方式，在巴布亚高地（当时叫伊里安查亚）的疟疾报道中达到了极致。那是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之一。在那些山谷里，一种语言可能只有几百人使用，20公里外就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想去山里，唯一的方式是坐直升机。当时那里只有一架直升机，由一个瑞士宗教慈善机构运营，用它来运送疟疾病人。
飞行员计划第二天送一个刚治好的小男孩回他的村子，他同意要是天气好就让我们搭乘顺风航班。天气很不稳定，如果晚上能看到星星，大概就没问题。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一直往外看。
幸运的是，我们成功进去了。那里的人不穿衣服，只穿一个用葫芦做的“葫芦套”遮掩私处，偶尔佩戴礼仪用的贝壳。我拍到了一个男人站在家门口，把他祖先的遗骸搬了出来，那具遗体完全木乃伊化，是黑色的，像骷髅覆盖着黑皮，他们就是那样风干保存的。
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进入这种地方的拍摄经历。获取这种“准入”的过程，往往需要近乎荒诞的坚持和运气。1989年，我想去柬埔寨拍吴哥窟。我们先去了泰国曼谷，住在朋友家。我们花了两周时间，天天去大使馆，直到混到脸熟，跟某个人说上话。整个过程非常令人沮丧，我不知道这要花多长时间，能不能成功，所幸最后终于拿到了签证。
迈克尔·弗里曼 图/YY
减少杂乱，去掉干扰
进入冲突地区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当地军方不希望你过去，那会带来更多麻烦。哪个指挥官愿意一个外国人在他的防区被杀？这揭示了一个悖论：想要进入危险区域，必须费尽周折，而这种周折本身反而提供了一种保护。我跟一名作家一起去苏丹做过书，在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有时不得不靠近冲突区，才能得到想要的照片，这就是新闻工作。你要做研究，做好调查，了解什么是安全的、发生了什么。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通过新闻社、外国记者俱乐部分享信息。
我并非单纯怀念这些冒险。我从不主动寻找冲突局势，我不是战地摄影师，我从不理解那些能做战地摄影的人，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太疯狂了。我参与这些拍摄，是因为它们是完成报道任务的必要途径。我真正怀念的，是那种“去尽可能远的地方，去那些对我而言陌生的地方，并尝试了解它们”的可能性。
当视线从荒野拉回城市，街头摄影的逻辑其实与在异域生存一脉相承，依旧是做一只“墙上的苍蝇”。我对街头摄影的谈论，总是试图剥离所有潮流崇拜的迷雾，回归到最根本的观察和取悦自我的逻辑。我对社交媒体上那些“装甲摄影师”嗤之以鼻，尤其是美国人，他们都穿着大号的摄影背心，制造很多噪音。我总是尽量保持安静，穿得很简单，背个单肩包，把相机放在肩膀上，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摄影师。
还有些“狡猾”的拍摄小诀窍：如果我想拍面前的人，我绝不看他，假装在做别的事，趁其不备移动相机拍一张，然后继续看别处；如果不小心被发现了，眼神对上了，就微笑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这种未经许可的拍摄，在过去不是问题，现在很有可能因为隐私意识的提升惹来麻烦。这背后是对人类注意力短暂的精准利用——在小村庄你格外显眼，但在人潮汹涌的街头，你只是背景噪音的一部分，反而更容易隐藏。
我坚决反对“街头摄影必须用标准镜头才诚实”的教条，很多人认为使用长焦是“不诚实”的、真正的街头摄影应该用标准镜头或广角镜头，因为那样“更诚实”；摄影师也是场景的一部分，不该像个胆小鬼一样站在远处——那简直是胡说八道。
2025年9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世界摄影大师镜头里的中国——迈克尔·弗里曼摄影展”展览现场 图/受访者提供
我从一开始就用从超广角到长焦的各种镜头，这只是不同的工作方式。我偏爱长焦，并非为了“安全距离”，而是为了更精炼地构图。生活在视觉上是乱糟糟的，摄影师的工作之一就是减少杂乱、去掉干扰。
有一个几乎所有优秀摄影师都会遵循、却几乎没人写进书中的技巧：在街头拍多人时，要设法把人物分开，避免“遮挡”。如果你拍一张街头照片，成功地把四五个移动的人分开，那看起来会很好。
我写过165本书，其中一本关于构图的书《摄影师的视界》在全球卖了近百万本。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谈了摄影师通常不谈的东西。他们真的不喜欢解释自己在做什么，更愿意相信自己拥有某种魔力，或者某种特殊的火花，毕竟这是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创造性行当。
我从不认同那种想法。我一直认为，如果我能分析我所做的，那每个人都能。在创造性活动中多数时候都没有规则，规则是属于工程的，在建造桥梁中把事做得完全正确，那是规则。但在摄影中，仍有在某些情况下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提出了一个“常态指数”的概念：一头是完全遵循规则，那没什么错，但可能很无聊；另一头是做别人说你不该做的事，比如切掉半边脸，或者拍人物闭着眼睛。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学派（古尔斯基、鲁夫、斯特鲁特等），费尽心机追求毫无情感、非常无聊（的作品），那是他们的艺术宣言。古尔斯基的《莱茵河2号》，一条灰蒙蒙的河，灰蒙蒙的天，绿草地，卖了430万美元，还是修过图的。他就是用无聊来做宣言，人们也买账。你可以极端无聊地遵循规则成就事业，也可以打破所有规则而同样成功。关键在于你怎么处理这些所谓的技巧。
我甚至用这种分析为一些大科技公司提供咨询，他们对帮助人们拍出更好的照片非常感兴趣。只要你犯足够多的错，放进去，改进它，分析它，它就能工作。这其实就是机器学习。当算法能成功生成诗歌、小说、乐曲时，这确实有点令人不安，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
迈克尔·弗里曼在上海的一场沙龙上讲解自己的作品 图/YY
一切都变好了，冒险却更少了
摄影就像打猎——这是布列松用过的比喻。出去拍人，就是在“狩猎”人。猎手需要耐心。我职业生涯的头30年，大概每天早上4点起床，为了捕捉光线。在吴哥窟，我可以花几个小时，只是坐着等太阳。
坐着，吸收周围发生的一切，这是你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手机是了不起的机器，但它们正在摧毁“单纯的存在”这种体验。不过我也承认，手机相机变得越来越好，有时甚至表现得比大相机更好。
当话题转向生成式AI时，我的态度明确而坚决：没兴趣，从来没有。我对“捕捉”图像感兴趣，当你使用相机时，你与世界有一种特殊的连接，因为你总是在“看见”照片，所以我总是在从我所见的“世界”中提取东西，创作一些东西。摄影的本质不在于“制作”图像，而在于“捕捉”——在世界中发现、提取、框定。相机不是创造的工具，而是连接的媒介。
摄影师不是发明家，而是发现者。这种“捕捉”的执念，或许是我对抗时代洪流最后的锚点。摄影的价值不在于证明了什么存在，而在于从混乱世界中创造了某种秩序——通过构图、光线、对瞬间的捕捉。摄影师的在场是必要条件，但不是价值本身。
1985年，我第一次来中国，为“麋鹿重新引入”做报道。真正开始常来中国是在2005年，接了《China Modern》这本书。我去了安徽，通过一位美国收藏家的关系，联系上了安徽省文物局。官方给我们安排了一周的行程，有司机带我们去各种地方，宏村、牌坊。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镇长来接，然后吃午饭。吃了那些美妙的午餐之后，就很难再去拍任何照片了，主要都在上午拍。
2025年9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世界摄影大师镜头里的中国——迈克尔·弗里曼摄影展”展览现场 图/受访者提供
对于中国几十年的变化，我的怀念很独特。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变得更好了。我怀念的是“糟糕的路”，是那些尘土飞扬、什么都慢的日子。去一个地方要花很长时间，你得雇车和司机，享受那种缓慢的探索。如今交通好太多了，一切都变好了，冒险却更少了。
从事职业摄影55年了，我现在经常想，我该做什么？我该拍什么照片？我依然喜欢制作图像，在影棚拍静物也一样开心，我就是喜欢拍照。我依然相信分析和实践可以共享，就像我早年在学校上音乐课时老师说的那样：“我会解释乐曲是怎么运作的，这不会破坏你们聆听的乐趣。相信我，你知道得越多，享受就越多。”
我也清楚，我所依赖的那个世界——那个需要专业猎手深入未知、带回秩序化图像的世界——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死也不会错过那些冒险的日子，但可惜的是，已经没有媒体会发表那种东西了。我为《史密森尼杂志》工作了30年，他们付所有费用，但后来广告收入下降，他们不再派人去任何地方，从图库买图片就行了。那个属于记者俱乐部、分社网络、冒险与机遇并存的生态，已经消失在1990年代的某个节点。
现在，我只是带着相机，继续在这个被碾平的世界里，寻找那些还能让我按下快门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