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印度驻华使馆时隔数年重启侨民开放日活动，驻华大使与在京印度侨民代表座谈交流。这场看似常规的侨务沟通，却曝出极具争议的一幕：在华印度侨民集中提出三项诉求，涵盖舆论管控、工作签证、家属就业三大领域。这套全方位索取式要求，结合中印双向不对等的相处现状，让印度的双标处事风格与过度利己心态展露无遗。
侨民提出的第一项诉求，希望中方管控社交平台的厌印舆论，减少针对印度民俗、民众的争议内容，缓解自身在华生活的不适感。
客观来说，网络舆论源于民间真实观感，从来不是单方面产生。相较于国内零星的讨论，印度全网长期充斥大量极端言论，媒体常态化炮制涉华谣言、炒作对立话题，民间敌意氛围远比国内浓厚，两者完全不具备可比性。
第二项诉求直指来华工作签证，侨民抱怨近年印度公民赴华工作签证获批缩减，影响其在华就业增收。我国外籍签证与就业政策面向全球统一标准，依据人才等级、市场需求审核，从未针对印度设置专属限制。
反观印度，长期收紧对华签证政策，大幅抬高中国公民赴印工作、求学门槛，早已形成常态化的排他性限制，双向开放程度严重失衡。
第三项诉求更为苛刻，要求中方放开印度侨民配偶的在华合法就业渠道，优化领事配套服务。需要明确的是，外籍随行配偶不得随意就业，是我国面向所有外籍人员的通用规定，适用于全球各国，并非针对印度侨民单独设限。
但印度从未给予中国侨民同等便利，在印华人、中方家属长期面临就业、生活、领事求助多重困境，权益难以保障。最讽刺的是，印度一边肆意索取中国的包容与便利，一边长期以立法形式敌视中国。
印度1968年出台《敌国财产法》，并在2017年修订强化，至今依然有效，该法案明确将中国、巴基斯坦列为特殊管控对象，赋予印度官方极大处置权限，可接管、管控认定为“敌产”的中方资产，且民事法院无权干预纠纷处置。
这部法案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条款具备追溯效力，即便资产继承人变更国籍、离世，资产的“敌产属性”也不会消除。
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被认定的中方相关资产，从未被返还，彻底锁死中国在印资产的安全底线，成为悬在中资、华人头上的长期风险，也是两国民间隔阂的核心根源之一。
不止立法敌视，自加勒万河谷冲突以来，印度持续出台各类对华打压举措。大规模封禁中国应用软件，无端排查、打压中企正常经营，纵容议员炮制虚假议题，向中方索要天价赔偿。官方持续加码对立，舆论刻意煽动敌意，全方位、无差别制造对华隔阂，持续恶化双边相处环境。
反观中国，始终秉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在华印度侨民。即便民间存在部分观感分歧，社会层面从未出现针对性排挤、迫害，使馆可以正常举办侨民活动，侨民可安稳工作生活。这份善意包容，换来的不是对等尊重，而是得寸进尺的索取与毫无底线的双标诉求。
人际交往、国与国相处，向来讲究礼尚往来、对等互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印度在持续敌视、限制中国的同时，奢求中方全方位让步包容，本身就毫无逻辑。唯有印度主动放下对立心态、废除敌视法案、善待在印华人，双向的尊重与友好交流，才有真正落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