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分享丨同居原因竟会影响亲密关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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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天天见到TA,不住一起怎么行?”

“不先住在一起试试,怎么知道合不合适?”

“房租太贵了,住一起能省点钱。”


现在人们的婚恋观越来越开放,婚前同居行为在国内也越来越普遍(陆 & 谷, 2025)。不过也有研究者发现“在中国语境下,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仍主要产生消极影响”(陆 & 谷, 2025, p.117)。但这不代表所有情侣在同居后感情质量都会下降,许多情侣同居后仍然拥有很好的关系。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同居和好的关系发展有关呢?


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的《伴侣与家庭心理学:研究与实践》(Couple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期刊今年发表了论文《正在考虑同居吗?同居原因与关系的长期发展结果相关》(Thinking About Moving In Together? Reasons for Cohabit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Relationship Outcomes Over Time)。在这项研究中,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团队对485名异性恋情侣进行了长达5年的纵向研究,结果发现:为什么搬去同居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和长期的感情走向密切相关。


情侣同居最常见的三大原因

1. 为了有更多时间相处(内在原因)

2. 为了方便(外在原因)

3. 为了考验感情(其他原因)


我们可以通过内在和外在的视角来区分这些同居原因。

  • 内在原因,可以被看作是伴侣对其关系持有的积极特征,例如希望通过同居来增进亲密感或和伴侣共度更多时光(Adams & Jones, 1997; Rhoades et al., 2009)。

  • 外在原因,则可以被看作是关系之外影响人们同居意愿的事件,例如分开居住的不便、怀孕或分担经济开支。

  • 除了内在和外在原因,其他原因也可能促成同居,例如对感情有疑虑,希望在决定结婚或做出更长期承诺之前,通过同居来考验感情(Rhoades et al., 2009)。

不同的原因,可能预示着不同的关系走向,并影响未来感情痛苦或分手的可能性。


假设:研究者想验证什么?

基于先前关于同居原因和感情质量之间关联的研究(Rhoades et al., 2009; Tang et al., 2014),以及同居过渡期间感情质量变化的证据(Rhoades et al., 2012),研究者提出了以下假设:

1. 分手可能性更认同“共度时光”(假设1a)、更不认同“考验感情”(假设1b)、更不认同“方便”(假设1c)作为同居原因,同居后分手的可能性更低。

2. 整体感情质量在同居原因方面更认同“共度时光”(假设2a)、更不认同“考验感情”(假设2b)、更不认同“方便”(假设2c),同居后的整体感情质量更高。

3. 感情质量变化轨迹更认同“共度时光”的同居原因 (假设2a),同居后感情质量下降更慢(假设3a);相反,更认同“考验感情”(假设3b)和“方便”(假设3c)的原因,同居后感情质量下降更快。


方法:怎么验证?

参与者

研究一共485参与,TA们在5年内完成了11轮问卷调查。参与者基线(第一次填问卷时)平均年龄27.1岁,年龄范围18.1~35.7岁。所有参与者都处于异性恋关系中。基线时的平均关系时长为47.1个月。略多于三分之一(35.4%)的参与者至少拥有学士学位,大多数人有工作(78.1%),个人年收入中位数在20,000~29,999美元(约135,500~203,200人民币元)区间。从未报告与基线伴侣同居过的参与者被排除在当前分析之外。


样本人口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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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工具

同居原因

在参与者第一次报告和基线伴侣同居的时候,TA们会填写“同居原因量表”(Rhoades et al., 2009)报告TA们的同居原因。这个量表有三个子量表:

  • 共度时光(10个项目):衡量的是出于增加与伴侣亲密感的内在愿望而搬去同居的原因,比如“我想和TA共度更多时光”、“因为我认为这会让我们更亲密”。

  • 考验感情(12个项目):衡量的是一个人希望通过同居来考验感情的程度,比如“因为我想考验我们的关系”、“因为我对于我们的长期发展有疑虑”。

  • 方便(6个项目):衡量的是对双方来说,搬去同居有多方便,比如“为了分担家庭开销”、“因为我们反正大部分晚上都在一起”。

每个项目的开头都是“我和我的伴侣搬去同居是因为……”,参与者使用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的李克特量表表示TA们对每个原因的认同程度。参与者对每个原因的认同程度通过计算对应项目的平均分来得出,分数越高表示对该原因的认同度越强。


感情质量

研究者用了三个指标来衡量感情质量:

  • 关系满意度“伴侣关系适应量表”(Spanier, 1976)中的一个项目“请指出,综合考虑,你对你的关系的满意程度”来测量,分数从0(非常不幸福)到6(非常幸福)。

  • 负面沟通:“沟通危险信号量表”(Stanley & Markman, 1992)中的六个项目来测量感知到的负面沟通,例如“小的争论会升级为带有指责、批评、辱骂或翻旧账的丑陋争吵”、“我会隐瞒,不告诉我的伴侣我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分数从1(从未或几乎从未)到3(经常)。

  • 投入度:“修订版承诺量表”(Stanley & Markman, 1992)中的14项“投入度量表”来测量,例如“我希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这段关系都能保持牢固”和“我更倾向于将我的伴侣和我视为‘我们’,而非‘我’和‘TA’。分数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


结果:发现了什么?

1. 同居原因和分手:

  • 更认同“考验感情”作为同居原因,分手可能性更高,支持假设1b。

  • 然而,认同“共度时光”或“方便”作为原因并不能预测分手,没有支持假设1a和1c。

  • 控制人口统计学(即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教育程度、就业状况、个人年收入)和关系特征(即关系状态和关系时长)后,这些发现保持不变。


2. 同居原因和整体感情质量:

  • 更认同“共度时光”,同居后的关系满意度更高、负面沟通更低、投入度更高,支持假设2a。

  • 更认同“考验感情”,同居后关系满意度更低、负面沟通更高、投入度更低,支持假设2b。

  • 然而,“方便”和同居后的关系满意度、负面沟通或投入度的水平都没有显著关联,没有支持假设2c。


3. 同居原因和感情质量变化轨迹:同居原因与同居开始后的时间对三个感情质量指标均无显著交互作用,这表明同居原因不能预测同居后感情质量的随时间变化轨迹,没有支持假设3a~3c。


4. 此外,在同居开始时,这些原因和感情质量相关联。

  • 更认同“共度时光”的人,同居开始时感情质量更好、负面沟通更低、投入度更高。

  • 相反,更认同“考验感情”的人,同居开始时感情质量更差、负面沟通更高、投入度更低。

  • “方便”和同居开始时的三个感情质量指标没有关联。

所以,并不能说同居原因“导致”了关系的长期发展结果,而更可能是同居原因反映了关系本来的健康状况


比如,研究者解释那些强烈认同“考验感情”作为同居原因的人,在同居前就已经对感情心存疑虑。TA们可能认为通过同居来展示承诺会改善TA们已有的(较低的)关系质量,或者认为TA们的伴侣或关系会通过这个承诺考验。但实际常常和这种期望相反,这些情侣可能会发现,在经历同居带来的额外挑战和压力时,如分担财务、分配家务、减少独处时间等,TA们并不适合长期发展。尽管分手本身压力很大,但选择结束一段质量不高的关系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积极的结果。


结论:同居前,需要考虑什么?

这项研究建议情侣就为什么想同居进行深思熟虑的对话,而不是带着矛盾或不确定心理“滑入”同居状态(Lindsay, 2000; Stanley et al., 2006)。


如果你们的原因是“为了考验感情”,同居往往不会带来希望的感情改善。与其把同居当作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选择更直接地面对关系中现有的疑虑,并探讨在同居前测试和改善关系的别的方法情侣们可以考虑选择别的风险较低的方式来考验感情(例如一起旅行),而不是选择同居。因为同居可能会增加彼此的约束,分手变得更加困难,而增加困在一段低质量关系中的风险。如果需要,也可以寻求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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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献:

Chapman, C. L., Liu, D. Y., Stanley, S. M., & Rhoades, G. K. (2025). Thinking about moving in together? Reasons for cohabita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relationship outcomes over time. Couple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5(2), 138–151. https://doi.org/10.1037/cfp000028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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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s, J. M., & Jones, W. H. (1997).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marital commitment: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5), 1177–1196.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2.5.1177

Rhoades, G. K., Stanley, S. M., & Markman, H. J. (2009). Couples’ reasons for cohabita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0(2), 233–258.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08324388

Tang, C. Y., Curran, M., & Arroyo, A. (2014). Cohabitors’ reasons for living together, satisfaction with sacrifices,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50(7), 598–620. https://doi.org/10.1080/01494929.2014.938289

Spanier, G. B. (1976). Measuring dyadic adjustment: New scales for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marriage and similar dyad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38(1), 15–28. https://doi.org/10.2307/350547

Stanley, S. M., & Markman, H. J. (1992). Assessing commitment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4(3), 595–608. https://doi.org/10.2307/353245

Lindsay, J. M. (2000). An ambiguous commitment: Moving in to a cohabiting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6(1), 120–134. https://doi.org/10 .5172/jfs.6.1.120

Stanley, S. M., Rhoades, G. K., & Markman, H. J. (2006). Sliding versus deciding: Inertia and the premarital cohabitation effect. Family Relations, 55(4), 499–509. https://doi.org/10.1111/j.1741 3729.2006.00418.x


编译丨子晴

编辑丨雯钰 青豆 刘文利

排版丨子晴

责任编辑丨刘文利

刘文利性教育工作组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