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民律师打来电话，说师父田文昌先生八十岁了，想编本文集，请我写序。我迟疑了一下。他在电话那头笑了：“老师，三十三年前我系统听过您的宪法课，您知道师父是怎样的人。”
书名《没有辜负这个时代》。八十位作者，八十篇文章，同写一个人。我读了发给我的前十篇，有法学弟子、律师同行、案件当事人、专栏记者、杂志主编、大学教授和家人。每个人都在讲田文昌的故事，但讲着讲着，就讲成了自己的心事、自己的感念、自己对一个时代的追问。
最让我放不下的，是田文昌的侄子田鹏那篇，他写三叔，从根上写。
田家的根在山东。父辈逃荒闯关东，一路北上，在吉林市落地，住在温德河子。那是一段用脚板丈量出来的路。田鹏写到，祖辈骨头极硬，不给日本人做事。这份气节，不是挂在嘴上，是刻进命里的。田文昌从小在东北长大，眼见父辈如何在困苦中守住做人的底线，那份硬气，像河水一样流进了他的血管。所以后来，他不与假大空为伍。不说假话，不办假案。这不需要高深的道理，是家风使然。
但一个人的成长，光有硬骨头还不够，还需要引路人。田文昌最感恩的有两个人。
第一个是李春田先生。他教田文昌拉小提琴。一个逃荒后代的手指按在琴弦上，发出的声音竟然也是美的。更重要的是，李先生鼓励并助推他考上了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从东北到西安，这一步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闯关东”——不是逃荒，是奔着一个更大的世界去。
第二个是解士彬先生。解先生帮他走上了刑法学术之路。从音乐到法律，从弦上的抒情到卷宗里的说理，这条路不是谁都能走通的。但田文昌走通了，而且走得比谁都远。因为他把音乐教给他的一件事带进了法律：节奏感。小提琴讲究起承转合，辩护同样如此。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发声，什么时候低沉，什么时候激昂——这是艺术，更是智慧。
于是有了“三师合一”。他是小提琴演奏师，能用琴声诉说悲欢；他是法学教授，能把晦涩的法条讲成哲理；他是中国大律师，在法庭上为权利辩护、为人性发声。这三重身份，看似各不相干，实则一脉相通：都是在寻找一种表达，一种能够穿透事物本质的表达。
读这些文字时，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听故事？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说，故事的价值在于把经验传递下去，变成听故事人的经验。鲁迅在《好的故事》里说，好故事如水影，储存着文化记忆、心灵期盼和民族气节。两位哲人隔着时空握手，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故事不是消遣，是火种。这本集子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粒火种。
田文昌有一条办案铁律让我印象极深：他不会因为自己办理的案件，去找任何一位身居要职的学生。这话说起来轻巧，做起来难如登天。他一生最敬重的两个人，一个是江平先生，中国法学界的良心，那句“只向真理低头”，是多少法学人的座右铭。另一个是张思之大律师，中国刑辩界的丰碑。敬重他们什么？不是他们声名显赫，而是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守住了。守住，有时比冲锋更难。
他常说：辩护的艺术，本质上是说服。它关乎人性，关乎权力，关乎我们怎样定义正义。这话说到了根上。辩护不是为了吵架，是为了说服法官，说服公诉人，说服这个时代。而仅仅用道理是不够的，还得懂人性，知道权力怎么运作，明白正义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体到每一个被告人的命运。田文昌懂这些，所以他成了“中国的丹诺”。
他还说过另一句话：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这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但读这本集子我才发现，说这话的人是用自己的一辈子在践行它。他不是天使，因为他知道这世上有太多灰色地带，太多无用“对”和“错”简单裁断的事情。他也不是魔鬼，因为他始终相信，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应有的尊严。
我想起了罗曼·罗兰那句话。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田文昌太清楚刑辩律师的代价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职业不是什么光鲜的称呼。但他一头扎进去，就没打算出来。这份执拗，不是不懂世故，是懂了之后选择不世故，这就是闯关东精神在当代的化身。
我国宪法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十九个字，字字千钧。田文昌一生所做的，就是把它们从纸上请下来，变成法庭上的声音，变成卷宗里的批注，变成当事人眼中的希望。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本文集里的八十位作者，都是同路人。
田文昌作词、作曲、指挥过一首《律师之歌》。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还能为自己的职业写一首歌，不是因为他闲，是因为他心里有团火。那首歌里有一句词，我觉得就是他这一生的写照：“让我们化作雷霆，荡涤尘埃。”
不是毁灭，是涤荡。让遮蔽的被看见，让沉默的被听见，让委屈的被抚慰，让正义成为正义。这就是律师，这就是八十位作者共同讲述的那个故事。
让我们记住这本文集的名字：《没有辜负这个时代》。它是一位老人的八十年，也是一群人对一个职业、一个国家的深情告白。
我教了四十三年宪法，最常对学生说：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文本，它是每一个人活出来的尊严。田文昌用八十年，把这句话活了一遍。
是为序。
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