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周维强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接受他的弟子胡适、陶行知的邀请，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作学术演讲之后，1919年4月偕夫人爱丽丝·杜威转道来华，原拟作短暂停留，不料“从1919年4月30日到1921年7月29日，在中国足足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之久，影响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很多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参见刘幸为《杜威东亚书简》写的前言）。在中国的这段日子里，杜威曾于1920年10月偕夫人访问长沙并作演讲。在长沙期间，杜威和夫人各有一封家书，两封家书合起来看，颇能有助于我们今日了解那时长沙的人物和风气，可作读史释史的补充材料。
两封信都写到了当时湖南省的省长兼督军谭延闿。杜威10月26日在长沙致孩子们的家书里写谭延闿，先以“据说”概括谭延闿是“中国最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之一”。接下来说自己未见谭延闿时推测谭应该是一位老人，因为杜威已经听人介绍谭延闿是“翰林”——杜威给孩子们解释“翰林”是“旧的中国考试制度中的博士”，结果见了面才知谭“还不超过四十五岁”。杜威信里幽默了一下：“他一定非常早熟，还在吃奶的时候就取得了学位。”接下来写到的细节颇有意味，杜威25日下午拜访谭延闿，谭正在开会。随后谭就“几乎是跑着进了屋子，一边喘气，一边致歉，没有排场，也没有保镖”。这一段所写，回应了前面的“据说”。杜威很留意谭延闿出行有没有保镖。所以接下来写谭延闿26日来听自己的讲座，又一次强调“今天下午，他来听我的讲座，没带任何士兵，没穿制服，还帮忙向大家介绍我”。杜威此时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年有半，对中国的官场做派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所以接下来再次强调：“大多数长官身边没有几个士兵就不会现身，以防止流弹。”杜威家书中这短短的几句话，速写了谭延闿的精神风貌。杜威夫人10月31日在长沙写给次女露茜·杜威的信里也有对谭延闿的简单的几句描述：“省长非常注重民生，他是个非常简单的人……他马上要在爸爸的建议下开办一所模范小学。这在中国仅有两所。他邀请一位姓罗（Lo）的女士操办一切，她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学过三年的学校行政管理，之前还在别的地方学过三年，去年9月才回国。”杜威夫人信中后面又写道：“……毫无疑问，政府对教育是很有兴趣的。据说，这位省长实力有限，不想得罪任何人……”信中所说的“爸爸”，自然是指杜威。刘幸注释“罗校长”不是女士，而是一位先生，是指湖南教育家罗辀重，1915年入读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归国，所办学校是陶龛学校，当时有“北晓庄，南陶龛”之说。至于杜威夫人为何会误以为罗是女士，刘幸推测“或许是因为听人转述”。谭延闿给杜威及其夫人留下的这样的印象，或者说，杜威及其夫人对谭延闿的描述，应该可以给今日的我们了解谭延闿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美国学者的视角。
《杜威东亚书简》的主编兼译者刘幸教授在这儿特意从公开出版的《谭延闿日记》里找出几条相关的记录做了杜威夫妇家书的注释。第一条是谭延闿10月25日日记：“……开财政委员会至五时三十分，闻杜威博士及夫人、颜医生来，乃归见之……”颜医生，即颜福庆，江苏人，耶鲁医学博士，长沙雅礼医院外科医师，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创办人之一。这条日记可以和杜威初见谭延闿相对应。第二条是谭延闿10月26日的日记：“杜威来，演说教育，语皆平实，老生常谈也……”这条日记可以对应杜威家书里说谭来听他演讲。谭延闿评杜威演讲“语皆平实”，可以理解为杜威谈教育不作大话空话；“老生常谈也”，或者可以理解为杜威所谈论教育和谭延闿所理解教育没有二致？第三条是谭延闿10月29日日记：“顷之，杜威夫妇来，与谈教育……盛称山西，又云当使中学生略知教育学，并办规模小学于省城，皆有至理。”山西督军阎锡山办教育甚笃，陶行知后来说：全国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谭延闿日记里说杜威谈教育“皆有至理”，这条日记可对应于杜威夫人家书所介绍的“省长非常注重民生”“政府对教育是很有兴趣的”。中华书局列入“中国近代名人日记稿钞本丛刊”的《谭延闿日记》，系谭延闿日记手稿影印本，全套20册，2019年出版。
杜威夫妇家书里也都写到了颜福庆。杜威这封信说自己和太太“住在一个中国医生家里。他在一家医学院任教，从耶鲁毕业，英语讲得比我还好。他的妻子从未出国留学，但也讲一口不错的英语。他们有座西洋式的房子，菜都是中式的，这一点让我很高兴。厨师的厨艺非常棒。”杜威夫人的家书里对颜福庆及其夫人曹秀英和孩子的描述是：“颜医生是中国人里最有精神的。秀英女士如金子般善良，人也单纯。她来自上海，完美无瑕，有四个可爱的小孩……”刘幸给出的注释是：曹秀英“188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杜威夫妇眼见为实，家书里给我们留下了颜福庆一家当时在长沙的生活状况以及精神气质的记录。刘幸在书里还特意给出注释：颜福庆曹秀英育有五个子女，次女颜芬清早夭，故杜威夫人家书里说他们“有四个可爱的小孩”。
长沙的时代政治氛围，杜威书信里也有记录。杜威那天下午演讲之后，接着是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演讲。刘幸做的注释里摘录的谭延闿10月26日日记，在记载杜威演讲之后，就写了罗素的演讲，谭延闿日记有云：“四时，罗素来，演说博尔雪维主义与世界政治，于俄过激党历史甚详尽……”“博尔雪维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杜威这封书信里有更多的说辞，说罗素的演讲“并不是那么受欢迎，因为人们并不是完全赞同他的那些激进表达。他们相当程度上将布尔什维主义者理想化了，尤其是学生中的激进分子。这里似乎成为一个温床……”杜威的观察是，长沙或湖南将成为激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温床”。杜威信里还讲了一个湖南学生闹平等的故事：“我被告知，在一所学校，学生们在过去的两个月换了二十一位老师……他们贴出告示，宣布所有人都不得被称作‘先生’或者‘老师’，或者任何种头衔，因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平等”闹到了要废除“先生”或“老师”的称谓，我们今日看到这些历史上的掌故，不免会心不远。杜威信里接着写道，这样闹平等的学生，“事实上，这可能只是一千名学生中的一小撮。但这个少数群体足够有干劲，而大多数人在被这些人点名的时候，会选择让步”。一场广场式的政治运动里，多数人的意志会被少数人的意志所绑架，这是杜威的阅历所作出的判断。杜威这封书信里给湖南做出了这样的表述：“湖南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最独立、最革命的省份。”这也可以看作是杜威对当时湖南的时代政治氛围的一个概括。这也就可以理解若干年后那份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以能够产生的社会缘由了。
杜威夫妇在长沙停留时间不过一周，却能够在家书里有这样多的记述，固然和他们的广泛的社会接触有关，但也离不开他们的洞察力。我今天刚好读到《沈津乐道：八十忆往录》（王婉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版），沈津回忆他和广东文博界大佬王贵枕老先生交往，老先生拿到一本古籍，看了几秒钟就说：“哦，明末刻本。”沈津说：“这确确实实是一种‘观风望气’。贵老这种经验多了，他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他自己的感觉，他的判断基本上来说八九不离十……”我不禁联想到杜威夫妇在中国讲学、游历所做的观察，杜威夫妇见多识广，这也是阅历、学识而带来的智慧有以致之。杜威及其夫人均1859年出生，此时都已过了六十岁了。
本文所引用的杜威夫妇的书信，均采自《杜威东亚书简》（刘幸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2月版）。特此说明。
2026年7月30日，富春江畔古桐庐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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