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曾被称为“古怪”的书，如何成为当代动物史奠基之作？
20世纪8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学者哈丽特·瑞特沃（Harriet Ritvo）开始研究动物历史时，曾有学者当面调侃：
人文学科最近出了许多古怪的研究，但这个是最怪的。
那个年代，动物史尚未成型，研究动物——不是作为生物学对象，而是作为历史的主体——并未被纳入严肃历史研究的范畴。谁能想到，正是这份当年的“古怪”，成就了一部引领学科方向的经典。
1987年，《动物庄园：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人与动物》（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英文版问世，瞬时引发学界与公众的广泛讨论。《纽约书评》《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等主流刊物纷纷刊发长篇评论，不同领域的读者都从中读出了属于自己的震动。至此，这部“古怪”的研究，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让动物真正走进了历史叙述的中心。
2013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百年社庆之际，将这本书列为该社百部最重要出版物之一。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主任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e）教授评价道：
这本书成为动物研究新领域的奠基性文本，至今仍是该领域最重要、最精妙的史学著作之一。
由于瑞特沃对动物史的杰出贡献，2020年她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2026年，时隔近40年，这部被反复讨论的当代经典，终于来到了中文读者手中。本书由香港中文大学裴啸山博士翻译，清华大学沈宇斌副教授倾情作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诚挚推荐，是“同一颗星球”丛书推出的又一部动物史力作。
今天，宠物文化盛行，动物园遍布城市，动物保护成为公共议题。人与动物的关系如何被塑造，又如何塑造了人类自身——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回望。以下摘选自本书序言。
《动物庄园》序
文 | 沈宇斌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来源 |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作者哈丽特·瑞特沃（Harriet Ritvo）出生于1946年，1968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吉尔顿学院进修过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哈佛，于1975年获得博士学位。1979年起，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任教，从助理教授逐步升任正教授。1995年起，担任亚瑟·J.康纳（Arthur J. Conner）讲席教授，并在2009—2011年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
1987年，瑞特沃出版了《动物庄园：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人与动物》（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这本划时代的著作，该书不仅为她赢得了“动物史的主要先驱者”的赞誉，也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动物史研究奠定了基本框架。几十年间，她更是持续通过教学和研究，培养、影响了众多的动物史研究者。由于瑞特沃对动物史的杰出贡献，2020年她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哈丽特·瑞特沃（Harriet Ritvo）
虽然瑞特沃被公认为动物史的奠基人之一，但是她的学生和职业生涯并不是以动物史为起点的。她的专业是英语文学，博士论文关注的是农村在19世纪小说中的角色。瑞特沃求学时期，动物史尚未成型，所以她并未正式接受动物史的训练，她之后是凭借着早年对历史学和生物学的兴趣，才将研究目光投向人类与动物互动的历史。据瑞特沃回忆，她在1980年代刚开始研究动物史时，曾一度面临质疑，一些学者认为动物“不像是严肃历史研究的适当主题”。她在学术会议上报告《动物庄园》的初步研究时，曾有主持人半开玩笑地介绍说：
人文学科最近出了许多古怪的研究，但这个是最怪的。
早期缺少同侪交流，反而促使她向其他学科汲取营养，与人类学家、兽医、生物学家等跨界讨论，她的研究更具广度，涵盖动物史、科学史、环境史、文学和英帝国史等多个方面。这些特点都在《动物庄园》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动物庄园》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中人与动物的互动出发，分析了家畜品种改良、犬展选美、动物保护、狂犬病恐慌、动物园与殖民狩猎等六个方面，揭示出动物表面上被“关爱”或“管制”的背后，其实是维多利亚社会对人类自身秩序的投射与重申。动物在这本书中，既是行动者，又是人类文化和制度的镜子，是性别、阶级、种族、科学话语、帝国主义等多重权力关系的交汇点。更为重要的是，她用细腻而批判性的眼光，展现出文化史与社会史融合的可能性。她既敏锐分析文本话语，又始终关心制度与结构的现实逻辑。《动物庄园》不是从动物的主观角度“为它们代言”，而是揭示它们如何在被“看”、被“分类”、被“管理”乃至被“保护”的过程中，参与塑造人类社会自身的秩序与边界。
这张1902年的照片揭示了一个被遗忘的劳动场景：在冰冷的工作台上，法国磨刀匠用俯卧姿势对抗职业伤害，而他们的狗狗用体温守护着主人的双腿。这不是浪漫的“宠物陪伴”，而是工业革命浪潮中，人与动物在生存压力下形成的默契共生。这种关系既是底层劳动者的智慧结晶，也成为19世纪法国市井生活的鲜活注脚。
在《动物庄园》之后，瑞特沃还出版了三部著作：
《鸭嘴兽与美人鱼，以及分类想象的虚构产物》（The Platypus and the Mermaid, and Other Figments of the Classifying Imagination，1997）将动物史与科学史、思想史相结合，讨论19世纪博物学和分类学。
《高贵的奶牛与混血的斑马：动物与历史论文集》（Noble Cows and Hybrid Zebras: Essays on Animals and History，2010）涵盖了动物驯化、品种改良和物种观念等多个主题。
《绿色的黎明：曼彻斯特、瑟尔米尔湖与现代环境主义》（The Dawn of Green: Manchester, Thirlmere, and Modern Environmentalism，2009）聚焦英国19世纪湖区供水工程与环境保护理念的兴起，其中同样涉及人类利用自然（包括动物）的问题，体现了瑞特沃关注环境与人类互动的一贯思路。
《动物庄园》和瑞特沃的其他研究力图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将动物视为人类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从而引领了1980年代以来史学界的“动物转向”。而进入21世纪，动物史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和环境史等领域进一步交汇，发展出“多物种史”的新方向，强调不仅要关注人与动物的二元关系，更要思考人类与植物、真菌、微生物、病原体等其他物种的复杂共生网络。然而，无论是动物史还是多物种史，《动物庄园》始终是绕不过的起点。
我第一次接触哈丽特·瑞特沃的著述，是在2010年秋天。当时我还是乔治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博士生，选修了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教授开设的环境史研讨课。他将瑞特沃2004年发表的重要论文《动物星球》（“Animal Planet”）列入了课程的必读篇目，2012年他更是将其收入到他主编的《全球环境史导论读本》（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Introductory Reader），作为动物史进入环境史主流的代表选文。瑞特沃在文中细致梳理了从狩猎、驯化、物种灭绝到文化叙事中的象征，动物在环境史中的多重角色，特别强调环境史乃至人类历史都无法与动物的历史相分离。彼时，动物史已经在欧美学界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实践，但是在中国还少有关注，我也是通过阅读那篇文章才第一次意识到动物可以是历史研究的主角。在《动物星球》的指引下，我读到了她的代表作《动物庄园》。这本书从第一页起就深深吸引了我。瑞特沃以看似琐碎的动物世界为入口，却展开了一幅关于阶级、性别、科学、国家权力乃至帝国主义的复杂图景。
正是这一次阅读瑞特沃著作的特殊经历，引导我进入了动物史的研究和教学领域。我对动物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选择了动物史议题作为课程作业：从之前被忽视的鼠疫寄主土拨鼠的视角来重新探讨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这份作业后来经过反复修订，成为我发表的第一篇动物史研究论文。2014年，我进入博士班的第六年，五年的奖学金已经用完，还好可以申请开一门课程来维持生计。为了能够竞争到这个宝贵的开课名额，我设计了一门系里从未有过的“动物的世界史”课程。为了能够吸引足够的学生把课开出来，我又模仿当时仍有影响力的流行读物和电影《食物、祷告与爱情》（Eat, Pray, Love），将这门课的名称改为“食物、猎捕与爱情：人与动物关系的世界史”（Eat, Prey, Love：Human-Animal Relations in World History），最终如愿以偿。
这门课分为第一部分“食物（吃与不吃）、猎捕（猎杀与被猎杀）与爱情（爱与恨）”和第二部分“动物史的其他专题”。作为这门课的核心阅读材料，瑞特沃的《动物庄园》又与我设定的教学架构相当契合。第一次导论课，我就带领学生细读、讨论《动物庄园》的导言，帮助他们了解动物史的主要研究理路，随后将全书六章内容拆解并贯穿于课程各单元之中。“食物”单元讨论第一章“牛肉男爵”，“猎捕”单元讨论第六章“追猎之快”，“爱情（爱与恨）”单元则分别讨论第二章“头奖爱宠”与第四章“当心恶犬”，第三章“怜悯尺度”与第五章“异域之俘”则被分别指定为动物的专题史的“动物保护”与“动物园”的讨论篇目。可以说，《动物庄园》这本书构成了我理解、研究、讲授人与动物关系史的基本坐标。
布里顿·里维尔（Briton Riviere）《同情》（Sympathy），1877
回国任教之后，我非常幸运能够在清华大学继续开设“动物史研究入门”研究生课程。由于动物史领域的中文译本仍不丰富，我采用的几乎都是英文阅读材料。《动物庄园》虽然依然被频繁引用和介绍，但碍于语言门槛，始终难以做到全书细读和深入讨论。
如今，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这部经典著作的中译本，由裴啸山博士担任翻译工作。裴博士坚实的学术背景和语言能力，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力求精准传达原著的术语与语气，也在涉及维多利亚社会细节、动物术语、文化典故等方面下足功夫，配以详尽注释与术语统一。得益于此，中译本在可读性与学术性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
需要补充说明一下，中译本将书名The Animal Estate 译为《动物庄园》，而非直译为“动物财产”或“动物阶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estate”一词本身就具有多重含义。在中文里直译为“财产”或“庄园”，既指经济上的财产权，又可引申为象征性的社会结构、等级秩序、生活空间。这正是瑞特沃在书中探讨的核心——动物不仅是社会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也是象征维多利亚社会等级秩序与人类控制自然秩序的隐喻载体。
更为重要的是，“动物庄园”这一中文译名很自然地会让读者联想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45年出版的讽喻小说Animal Farm（中文版亦有《动物庄园》的译名）。在奥威尔的作品中，动物被赋予了政治隐喻的功能，象征权力、等级与压迫，这与瑞特沃在The Animal Estate中通过动物揭示社会控制、道德重塑与帝国秩序建构的意图不谋而合。虽然两部作品风格迥异，但“动物庄园”作为书名，建立起了两者之间某种意味深长的对话关系，也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
对于我来说，《动物庄园》的中译本是一份值得期待的教学资源，我终于可以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细致阅读、学习、讨论这部动物史奠基之作。对于国内学界而言，这更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它不仅为动物史研究者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参考，也为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读者打开了理解“人与动物关系史”这一主题的新窗口。在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人类世”焦虑日益加剧的这个时代，动物史能够帮助思考如何更好地与其他生命共处。
在此，我诚挚地向所有关心历史、文化、社会和自然关系的读者推荐这本著作。《动物庄园》是一扇窗、一面镜，让我们在对动物的凝视中，看见他者，也看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