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今天推出之一。目前，国民经济消费增长乏力，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投资增长收缩，出口需求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消费价格低迷，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怎么办？渐进转轨经济供给—分配—需求流动运行系统的经济学阐述及其仿真结果和政策建议如下。
一、产出与增长的仿真预测结果
将上述供给—分配—需求流动运行系统代入以下渐进转轨经济仿真运算体系，可以得出两种不同场景下的增长前景：一种是体制基本不变的“自然增长”场景，另一种是推进关键领域改革的“改革释放”场景。
（一）自然增长场景：低速增长的风险
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基于供需混合增长模型测算，如果城乡土地和国有经济等关键领域体制基本不变，仅依靠要素投入的自然增长和有限的技术进步，2026—2030年和2031—2035年的GDP增速预计分别为2.48%和2.42%。这一测算考虑了人口负增长压力、投资和消费增长率趋势下行、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增长不确定性加大等因素。
在体制不变的场景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部分新质生产力（如AI与平台经济）会替代劳动、资本和土地房屋，形成“节约工资、利润、折旧和地租等增加值”的新经济模式，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收缩性压力。若不推进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中国将跌入低速增长的长周期陷阱。
（二）改革释放场景：中高速增长的潜能
如果在“十五五”时期（2025—2030年）及未来十年切实推进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中国仍有能力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改革释放的增长潜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释放生产率提升。 目前体制性剩余劳动力约1.61亿人，体制性剩余资本约249万亿元。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资本从低效率国有部门向高效率非国有部门流动，可形成年均约1.47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贡献。城乡土地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等体制性剩余率约35%，市场化改革可形成年均约0.4个百分点的新经济增长率。
第二，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释放财富溢值。 目前禁止交易和不能交易的农村宅地、城乡其他建设用地和农村住宅，按照市场影子价格估算，规模在900万亿元左右。如果放开交易，这些无价格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一旦发生交易，即可形成零到市场价格的财富溢值。1998—2000年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和90年代后期土地有偿出让，至2023年期间资产化溢值年均贡献经济增长约1.6个百分点。如果继续推进剩余无价格土地房屋的资产化改革，未来仍可获得约1.6个百分点的年增长率。1978—2010年间，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贡献了1.3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2012—2023年间，土地有偿出让和原无价格城镇住宅交易贡献了2.30个百分点，占这一时期总增长的36.88%。
第三，调水增地战略扩大要素投入。 如果调水改土将中国国土利用率提高5个百分点，可增加7.2亿亩可利用土地。调水工程新增建设用地可贡献约0.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综合而言，劳动力和资本配置市场化改革贡献1.47个百分点，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贡献1.94个百分点，调水增地和土地盘活贡献约0.7个百分点——三项合计可释放约4个百分点以上的新增经济增长动能。即便假定自然增长1.5%、创新增长0.5%，叠加改革释放的增长动能，中国仍可将经济增速保持在5%以上的水平。
二、实验室的对策建议：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
基于上述仿真结果，要实现中高速增长、避免跌入低速增长陷阱，必须在以下关键领域协同推进体制改革。
（一）推进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 在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延长土地使用年期，确立土地使用财产权，赋予其交易、出租、入股、抵押、继承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权利。解除对土地房屋的限建、限用、限购、限售、限价等过度行政管制。放开农村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市场交易，使700万亿元规模的“沉睡资产”转化为可定价、可交易、可抵押的有效资产。这一改革既能直接贡献经济增长，也能为宏观资产负债表注入巨额资产，缓解债务风险。
（二）推进收入分配和消费体制改革。 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降低政府和企业积累占GDP的比重。扩大政府对居民福利、社保和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将财政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占比提升至国际标准水平。改革土地和住房制度，防止高房价和高公共服务价格逆向转移居民收入。只有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能力增强，供给侧改革释放的产出才能被市场有效消化，形成“改革—增长—收入—消费—再增长”的良性循环。
（三）实施调水增地重大发展战略。 将调水开发土地确立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通过跨区域水资源调配，开发近10亿亩未利用土地。将调水工程与土地开发、金融资产化相结合——新开发土地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价格、进入宏观资产负债表，并以土地资产的长期收益为基础发行超长期债券和抵押贷款，为工程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来源。这一战略既能扩大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也能在资产端充实宏观资产负债表、增强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
（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资本配置优化。 降低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比重，提高资本配置效率。1978—2008年，国有企业资产占社会总资本比例从80%降至20%，贡献了年均1.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而2009年以来该比例回升至40%左右，造成了年均约0.7个百分点的增长损失。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和直接融资市场，消除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歧视和体制性挤出，使资本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
（五）体制改革主要发力，宏观调控协同配合。 总量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只能缓解短期波动，无法替代体制改革释放长期增长动能。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来自于体制改革释放被计划行政禁锢的体制性剩余。因此，宏观调控应以体制改革为主、政策刺激为辅。在调控顺序上，应将推动CPI回升至2%—3%区间作为首要目标，其次是降低失业率，最后才是GDP增长速度——只有物价稳定、就业充分，经济增长才具有可持续性。
（六）建立改革落实的考核与问责机制。 改革方案的生命在于落实。应建立改革任务的年度分解、进度跟踪和效果评估制度，将关键领域改革成效纳入地方和部门绩效考核。对改革推进不力、落实不到位的，应予以问责。改革的最终效果取决于执行力度和落实深度，只有建立有效的落实机制，改革释放的增长潜能才能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速。
小结是：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取决于自然增长率的高低，而取决于改革推进的力度和深度。如果体制不变，经济将跌入2.5%左右的低速增长陷阱；如果切实推进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中国仍有能力在2035年前保持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潜能仍然存在，关键在于是否敢于改革、善于改革、落实改革。供给、分配、需求三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只有“三管齐下”协同推进，才能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和现代化目标。
二、公布仿真运算系统及其仿真过程
下图的渐进转轨经济流程将中国经济运行整合为一个从供给侧到分配环节再到需求侧的完整流动系统，并形成从需求侧回流至供给侧的闭环反馈。这一系统的核心逻辑是：供给侧总产出决定可分配的总量，分配环节决定收入流向结构，需求侧决定最终支出的规模和方向，而需求侧的实际支出又通过市场信号和产能利用反馈至供给侧，形成下一轮生产的动力。以下从三个环节逐一展开阐述。
（一）供给侧：三种增长源泉的汇合
供给侧总产出是经济运行循环的起点。在渐进转轨经济中，供给侧增长来源于三种性质不同的要素池：自然经济增长要素池、改革释放增长要素池和发展举措增长要素池。
自然经济增长要素池包括创新要素、劳动力和资本。这三类要素是标准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核心投入变量。创新要素体现为技术进步、知识积累和管理改进，是长期生产率提升的根本来源；劳动力要素取决于人口规模、就业结构和人力资本水平；资本要素则反映机器设备、厂房和基础设施的存量积累。三者按照既有的生产率水平形成自然基础产出。这一部分产出是“常规性”的——其增长空间受制于人口结构变化、资本积累速度和创新能力的自然演进，不需要体制变革即可获得，但其增速也相对稳定且有限。
改革释放增长要素池包括体制剩余劳动力、体制剩余资本、体制剩余土地和潜在可溢值土地资产。这四类要素的本质特征是“已存在但被体制禁锢”——劳动力因户籍制度不能自由迁移而滞留在低生产率农业部门，资本因所有制偏好配置在低效率国有部门而无法流向高效率非国有部门，土地因禁止交易而无法形成市场价格、无法作为抵押品进入信用体系。改革释放产出池的作用机制是：在不增加要素总量的前提下，通过体制改革优化要素配置结构，盘活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存量资源，释放被体制压抑的生产率。具体而言：（1）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劳动边际产出；（2）资本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流动，提高资本回报率；（3）闲置土地通过市场化配置被激活；（4）无价格土地房屋通过资产化改革形成市场溢值。这四类改革释放的产出，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红利”的核心内容。
发展举措增长要素池即调水增地资产，其产出来自跨区域水资源调配带来的新增土地要素投入。与改革释放增长不同，调水增地属于典型的“规模扩张型”增长——不是盘活存量，而是增加增量；不是优化配置，而是扩大要素供给。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土空间和未利用土地资源，通过水利工程调节水资源空间分布，可以开发出大量新的可利用土地。这些新增土地一旦进入市场交易并形成价格，既增加了要素投入量，也扩大了资产池规模。
三种产出池——自然基础产出、改革释放产出和调水增地产出——最终汇合为供给侧总产出，即生产法GDP。这一总产出既是国民收入的来源，也是后续分配环节的起点。
（二）分配环节：国民收入的流转与结构性调整
供给侧总产出进入分配侧后，首先进入初次分配池。在初次分配环节，总产出按照劳动、资本、创新和土地房屋溢值四个渠道进行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要素按照其边际贡献获得相应份额。然而，在中国渐进转轨经济中，初次分配存在两个显著的结构性偏差：一是资本分配占比偏高、劳动分配占比偏低；二是政府获得的土地房屋溢值占比偏高、居民获得的溢值占比偏低。
针对这两个偏差，分配侧设置了两个调整环节。资本向劳动调整，将资本分配过多的部分向劳动转移，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调整的理论依据在于：劳动收入边际消费倾向高，增加劳动收入能够更有效地转化为消费需求；而资本收入边际消费倾向低，过多集中于资本端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政府溢值向居民调整，将政府获得的土地房屋溢值向居民转移，使居民能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这一调整的政策含义在于：土地是全民所有的资源，其增值收益不应主要由地方政府获得，而应通过合理的分配机制使居民受益。
调整后形成居民、政府和企业三方的初次分配收入。随后进入再分配环节，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税费调整。政府对居民、企业和自身初次分配收入征收税费，形成居民净收入、政府可支配收入（含税费收入）和企业净收入。在现行体制下，宏观税费率偏高，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较重。因此，流程图中设置了“税费过多则削减”的调节阀，意味着税费率应控制在合理水平，避免过度挤压居民和企业可支配收入。第二步是转移支付调整。政府将其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通过社会保障和福利转移给居民。当前中国转移支付规模占GDP的比例约为8%，显著低于国际标准值15%。因此，流程图中设置了“政府转移过少则增大”的调节阀，意味着应加大政府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转移支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经过初次分配的校正和再分配的调节，最终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调整后政府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三者分别从分配侧流向需求侧，成为消费和投资的资金来源。
（三）需求侧：可支配收入转化为最终需求与循环闭合
居民、企业和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是需求侧的源池。三股收入分别通过不同的支出管道转化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消费需求的根本来源。当前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例约为37%，显著低于中高收入国家59%的平均水平。因此，流程图中设置了“消费流量过少则增大”的调节阀，意味着需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和边际消费倾向来扩大消费需求。
企业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投资支出。当前企业投资中资本密集型和国有企业占比过高，而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投资不足。因此，流程图中设置了“投资流量过少则增大”和“投资过多则削减”的双向调节，意味着投资结构需要优化——在总量上控制低效投资，在结构上鼓励高效率投资。
政府可支配收入分为三部分：教育卫生医疗支出、政府自身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当前政府自身消费比例偏高（约占GDP的14%，国际标准值为6%），教育医疗支出相对不足（两项合计不足GDP的5%，国际标准值为10%）。因此，流程图中分别设置了“自身消费过多则削减”和“教育医疗支出过少则增大”的调节阀，意味着财政支出结构需要向民生领域倾斜。
三大需求池最终汇聚为总消费需求、总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者合计形成支出法GDP。这一总需求规模如果与供给侧总产出相匹配，则经济循环畅通；如果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则出现生产过剩；如果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则出现通货膨胀。
循环闭合：从需求回到供给。 支出法GDP形成后，并非终点。市场需求的变化通过价格信号、库存调整、产能利用率等机制，反馈至供给侧，引导下一轮的要素投入和产出结构调整。这一反馈回路意味着：供给侧改革创造了可供分配的总量，分配侧改革决定了总量如何转化为居民购买力，需求侧改革决定了购买力能否有效释放为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的强弱又反过来影响供给侧的生产决策。三个环节的任何一处“梗阻”或“扭曲”，都会破坏整个循环的畅通性。
四、系统运行的经济学含义
第一，改革必须系统推进。 上述流动系统清楚地显示，渐进转轨经济的体制改革不能局限于单一环节。如果只在供给侧提高生产效率，而分配侧居民占比偏低、需求侧消费能力不足，则增产的部分无法被市场消化，最终形成生产过剩。反之，如果只在需求侧进行刺激，而供给侧要素配置效率不变、分配侧收入结构不调整，则刺激的边际效应会递减并可能积累债务风险。因此，改革必须在供给、分配、需求三个环节协同推进。
第二，收入分配是畅通循环的关键枢纽。 在供给—分配—需求的传导链条中，分配侧是将供给侧创造的产出转化为需求侧购买力的关键枢纽。如果分配环节出现扭曲——劳动占比过低、居民转移不足、房价和公共服务价格逆向转移居民收入——则供给侧的增长成果无法有效转化为需求侧的购买力，导致“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消费”的循环梗阻。
第三，需求侧改革的实质是分配侧改革的延伸。 需求侧设置的各调节阀——消费流量过少则增大、投资流量过少则增大、教育医疗支出过少则增大、政府自身消费过多则削减——其有效性归根结底取决于分配侧能否提供足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分配侧的收入结构调整，需求侧的消费刺激就是“无源之水”。
第四，循环闭合的系统特征决定了政策效果的反馈时滞与乘数效应。 从供给侧改革到分配侧改善、再到需求侧扩张、最后反馈回供给侧，需要一个完整的传导周期。政策制定者需要把握这一时滞特征，避免因短期效果不明显而放弃长期改革。同时，循环闭合意味着每一轮循环都会产生乘数效应——需求扩张带来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又进一步扩大需求。因此，改革的边际收益不是线性的，而是累积的。
综上所述，流程图刻画的供给—分配—需求流动运行系统，揭示了渐进转轨经济中“改革—增长—分配—需求”之间的内生传导关系。理解这一系统的运行逻辑，有助于把握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深层规律，也为制定系统性的体制改革方案提供了分析框架。
实验室大型运算：金融债务出了什么问题，经济景气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