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肠癌”，到底长在哪里？

大肠癌通常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

结肠位于腹腔内，负责吸收水分、形成粪便；直肠是消化道最后一段，与肛门相连。两者在手术方式、放疗价值和治疗顺序上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常从肠黏膜上的息肉或腺瘤开始。

部分腺瘤经过多年积累突变，逐渐变成癌。这个过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做肠镜时发现息肉，直接切掉，治疗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小肉疙瘩”，而是一场未来可能发生的癌症。

2022年，中国新发结直肠癌约51.7万例，死亡约24万例，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在上升。它已经占我国全部新发恶性肿瘤的约十分之一。

检查难不难？真正难的是迈出第一步

结直肠癌筛查并不只有肠镜一种选择。

最简单的是大便隐血检测。它不需要插管，也不需要麻醉，只需留取少量粪便，检测肉眼看不见的出血。优点是便宜、方便，适合每年做一次；缺点是可能漏掉不出血的息肉，阳性后仍然需要做肠镜。

肠镜麻烦一些。检查前要控制饮食、服用泻药清洁肠道。检查时，医生把内镜送入大肠，直接观察黏膜。很多医院可以选择镇静或无痛肠镜，患者通常在睡眠状态下完成。

肠镜最大的价值，是把“检查”和“治疗”放在了一起。发现小息肉，可以当场切除；看到可疑肿块，可以取组织做病理。

真正令人不舒服的，往往不是镜子，而是前一天的肠道准备。但与晚期癌症的手术、化疗和长期造口相比，这点麻烦很有限。

国家卫生健康委2024年方案建议，散发性结直肠癌高风险人群在40至74岁之间接受筛查；结肠镜可每5至10年进行一次，未发现病变者复查间隔最长可达10年。不愿或不能接受肠镜者，可先选择每年一次大便隐血检测。

有一级亲属患结直肠癌、本人曾长过腺瘤、长期患炎症性肠病，或者家族中有人年轻时发病，筛查时间需要明显提前。

大肠癌早期可能完全没有感觉。

等到出现持续便血、大便习惯改变、腹痛、体重下降，肿瘤可能已经长到一定程度。右侧结肠癌还可能不出现明显鲜血，只表现为长期缺铁性贫血、脸色苍白、乏力和活动后心慌。

最容易被耽误的情况，是把便血一律当成痔疮。

痔疮确实常见，但一个人有痔疮，不代表不会同时患肠癌。40岁以后出现反复便血、大便明显变细、腹泻便秘交替，或者原因不明的贫血，不应该只买痔疮膏。

便血可以来自痔疮，但诊断不能只靠猜。

早期结直肠癌并不一定需要“大开刀”。

部分局限于黏膜或浅表层的病变，可以通过肠镜下黏膜切除或黏膜下剥离完成治疗。再深一些的局限期结肠癌，核心是手术切除肿瘤和区域淋巴结；部分Ⅱ期高危患者和大多数Ⅲ期患者，术后还需要化疗。

直肠癌的位置更复杂。肿瘤距离肛门很近时，要同时考虑能否保肛、局部复发和排便功能。部分局部进展期患者需要先接受放疗、化疗或联合治疗，让肿瘤缩小后再手术。

进入转移期，治疗难度明显增加，但也不是一概“没办法”。肝、肺转移数量有限且能够完整切除时，部分患者仍有机会获得长期生存；无法手术者，可以根据RAS、BRAF、HER2、MSI等分子特征选择化疗、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现代结直肠癌治疗已经从单纯看分期，进入“分期加基因分型”的阶段。

美国最新数据中，局限期结肠癌和直肠癌的5年相对生存率接近九成；发生远处转移后，则下降到约一至两成。不同国家、患者和治疗条件会有差异，但趋势非常清楚：发现早晚，比寻找所谓抗癌秘方重要得多。

东亚并不是从古至今都属于大肠癌高发地区。

过去，大肠癌更多见于欧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随着日本、韩国、中国城市化程度提高，东亚的发病负担迅速上升。全球范围内，最高发地区仍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但东亚已经成为病例数量极大的区域。

第一个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结直肠癌风险会随年龄增长而上升。东亚社会进入老龄化后，即使每个人的风险不变，患者总数也会明显增加。

第二个原因是饮食结构西化。肉类、加工肉、快餐和精制食品增加，豆类、全谷物和膳食纤维不足。红肉和加工肉摄入、饮酒、吸烟、肥胖和糖尿病，都与结直肠癌风险增加有关；全谷物、膳食纤维、乳制品和身体活动则具有保护关联。

第三个原因是久坐和代谢问题。城市生活减少了日常活动，腹型肥胖、脂肪肝和2型糖尿病越来越常见。它们背后的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也可能为肿瘤生长创造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