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新干线
南下伐木工（上）
一
还在正月初，节日的气氛仍在持续，我们便跟随小包工头刘三喜背井离乡。近五十口人，外加其他杂物，塞满了两辆依维柯。经过长达六七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印象山”。
层层叠叠、连绵起伏的群山以前只是在影视作品中见过，现在面对如此气势磅礴的大山，竹林、树木、白雪相映成趣，我真想吼上一嗓子：“啊，大山，你的雄伟壮观，让我的视野和心境都变得开阔！”
刘三喜说：“今天不上山，把庵棚搭好，锅灶支好，然后大家该玩玩，该休息休息。”他的老婆姚岚和侄孙刘顺康的媳妇杨艳艳不得闲。她俩是来搞伙食的，既要准备柴火，又要炒菜做饭。
人们常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而对于马晓飞来说是上山难，下山也难。
前天傍晚，马晓飞见刘三喜和一帮带着行囊的人在路边打牌候车，问明情况，马晓飞说：“我也想去。”刘三喜说：“乖，你千把多块钱一个月，何苦去受那个罪呀。”按庄中辈分，他叫刘三喜“表叔”。马晓飞说：“不就是砍树枝嘛，我行。”
马晓飞是顶替父职的小学老师。因学历低又是大舌头之故，实在不能胜任教师这个职业。比如他教学生念字，把“风”读成“昏”，把“牛”读成“刘”。有学生笑，他却板起脸说：“笑什么笑？！”那个学生就直截了当说：“老师，你念错了，是风不是昏，是牛不是刘。”全班学生都笑了。马晓飞走下讲台，来到那个同学面前，敲着他的脑门说：“你他妈嘲笑老师，存心破坏课堂纪律是吗？”那个同学哭了，回去告诉家长，家长又找校长。后来，马晓飞就成了挂职不教学、工资照领的老师。
山道蜿蜒，加之残雪尚存，上山前刘三喜说：“每个人都砍根树枝拄着，这样走起来省力。”歇两次才到半山腰，瞅不见马晓飞，刘三喜就放开嗓门喊，片刻传来回话：“等等我，马上就到。”
也真是可怜，别人是拄着树枝走上来的，而他却是像狗一样手脚并用爬上来的。本来也砍一根树枝在手里，三步两滑依然常常摔倒，索性就把它扔了。看着他那气喘吁吁又脏兮兮的样子，刘三喜哭笑不得，咂了一下嘴说：“你也才五十多岁，咋会到这种地步呢？”马晓飞就脱鞋亮脚示众。天爷！原来是平足，十个脚趾直直的、平平的，怪不得没有一点扒力呢。
此次联系刘三喜带人来清山的总包工头张笃利祖籍也在苏北，后随父移居岭南市已有二十来年，算是半个南方人。他说：“按场方要求主要是清理死树。花皮松密集处可以适当间伐，国外松一棵都不能砍。按每吨树五百元价格出售，与刘三喜五五分成后，我得向场方交六十元，除此之外，小型农用车转运木料的拔车费用和卖树走车费用也由我出。”刘三喜既要包管工人吃住，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使用油锯必备的机油、柴油，拉树工使用的绳子等费用，一路算下来，如不能保证两天走一车树，也赚不了多少钱。所以，刘三喜表面上答应张笃利依场方意图行事，等他离开后又跟手下人员说：“麻雀啄老鹰，讲的讲，听的听，只要不是国外松，其他活树多砍点不要紧。”有他这句话，勤杂工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四十块钱一天，他们得对得起这份固定工资。拉树人员的工资结算有浮动，按拉下山的树木的重量计酬，每斤六分。包括我在内的二十多名拉树工，除了我和几名体力较弱的人愿意拉死树、小树，其他人都拣大树、活树拖。我心想：“轻来轻去搬倒山，没他们拉的多，但我可以在趟数上超越他们。”
大个子朱成宇从山上拉树下来，在一小拐弯处卡住了，见到拎着绳子上山的我，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笑笑地问：“刘超拉几趟啦？”
我说：“三趟。”
朱成宇问：“你呢？”
我说：“这才第二趟。”
朱成宇说：“你一趟拖有我两趟多哩。”
我说：“哪有啊。”
朱成宇说：“我不敢多拖。多拖容易伤人。”
我说：“就是。有坡度的地方好拖，遇到曲里拐弯、布满树根石块的地方，累死人。”
我在后边掀树尾，他在前边用力一拽，过坎了。他说：“谢啦。”
我说：“不客气。”
一般拉树下山四五趟之后，就到了吃午饭时间。大米干饭，萝卜炖肉，白菜粉丝汤。每天中午不是猪肉就是鸡肉或鱼，早上稀饭馒头就咸菜，晚上面条、馒头就青椒炒千张或土豆丝。这样的生活对于农民工来说应该知足了。是啊，到哪里你又能指望带你们干活的老板会给予更好的生活待遇呢？况且，备有老白酒，谁想喝谁就喝。有上岁数的年长者评价说：“三喜这人不错，厚道。”刘三喜说：“大家出的是苦力，真正流血流汗，如果我赚钱了，还会把伙食搞得好点。”
二
该走车了，场里迟迟不给出证明，说是要来检查。
糟得很，那些吃官饭的爷们看了大发脾气，说：“让你们清山，只是清理死树和树枝，谁让你们把活树也砍了！瞧瞧，那儿，那儿，光秃秃的，简直是‘南京大屠杀’嘛！”
刘三喜对我说：“你和武加扬捎口信上山，告诉山上的人，场里来人检查，拉着活树的千万别下来。”
那个据说是什么副场长的胖嘟嘟的人最后又把气撒到了张笃利身上，他说：“他们这样滥砍滥伐，其主要责任在于你张老板没有监督管理好，林业局知道了，不仅仅是你倒霉，我们也得挨批评、被处罚。”
张笃利身材瘦长，面皮白净，鼻梁上架副金边眼镜，腰里夹着一只黑色拉链皮包。胖子点名道姓批评他，他连连点头说：“是是是，今后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出现这种情况，伐木工们情绪低落。有人说：“连总包工头张老板都被训得跟瘪三样，还有什么指望出车？走不了车，就等于活儿白干。不是吗？他刘三喜有心发我们工资，不把树卖出去，钱从哪来？”但刘三喜还是宽慰大家说：“没事的，只怪老张香没烧到。等着吧，他送礼打点了那些人，不愁走不了车。”
晚上，有几个年龄大的人提出明天要回去了，他们说：“上山下山太困难，身体吃不消。”马晓飞也说：“我也要回去。”自打那天从山上下来后，刘三喜就没有让他再上山，照顾性地安排他拣拾柴火。马晓飞是个明白人，山区最不缺的就是烧饭的柴火，有两位妇女连做饭带拣柴火足够了，根本用不着再安排一个人单独拾草；人家是嫌弃他干不了山上活，又不好意思撵他走……
刘三喜看着马晓飞说：“乖，你干嘛也要走呢？”
马晓飞说：“当初家属就没同意我来。来了这几天，就当是出来旅游吧。”
刘三喜说：“既然这样，回就回吧。你识字，正好把几个老头带回去。”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百元钞票，给每人发了一张，又多塞给马晓飞几张，说：“给你们做路费盘缠用。几位老哥哥，我无能，没能让你们挣到钱回家，对不起啦。”
几位老汉动情地说：“你对我们不薄，大家心里都有数。像现在这种情况，不能走车，我们白吃白喝你的，反倒觉得对不起你。”
刘三喜诚恳地说：“你们没有对不起我。这山上的活路不比平原地带，不仅难度大，而且有危险；你们中的无论哪一位如果遇到什么不测，那也是我的不幸。你们能好好生生地来，平平安安地回家，这比什么都好。”
熄灯后，马晓飞心血来潮，说：“我给大伙讲个故事。”没人持反对意见，他就讲开了。
马晓飞说：“有这么一个女子，新婚前夜在自己房间里洗澡，配戴的金银首饰随便扔在梳妆台上。她不曾想到，会有一个小偷在外面悄然舔破窗纸……
那女子赤身裸体坐在一只椭圆形木桶里，细心地用毛巾蘸水撩拨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她的肌肤光洁如玉，口中念念有词：‘女人嫁前洗净身，将来日月病不生。’洗完澡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阳光照在梳妆台上，金银首饰却不见了。她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下意识来到门旁，门竟没上闩！想破脑壳也弄不明白，是自己粗心大意忘了闩门，还是贼人用什么物件撬开了门闩。
婚后，她到周边村庄里打探，下决心要找到那个贼。那天，她走进一个叫杨郭庄的村口，有几个孩子在树下玩‘斗鸡’。新嫁娘走近时，一个男孩边与另一个男孩‘斗鸡’，边念念有词道：‘女人嫁前洗净身，将来日月病不生。我操！’一腿捣得那个比他矮半个头的男孩险些跌倒。
新嫁娘止住步，心下疑惑：他怎么会讲我说过的话？再说我那天晚上洗澡时又没第二个人在场。对啦，这句话的传播者一定是偷我东西的那个贼！于是她问男孩：‘小朋友，你这话是听谁说的？’男孩把捧在手里的腿放下来，歪着脑袋反问道：‘你管得着吗？’新嫁娘一时语塞。后来，她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在男孩眼前晃了晃说：‘如果你告诉我，这钱你就拿去买糖吃。’
男孩眼里有了亮光，告诉她：‘是某天晚上，我老爸一个人喝酒时独自嘀咕的。’她又问他：‘你父亲叫什么名字？’男孩说：‘叫李阿茂。’她就把钱给了他。男孩很高兴，连声说：‘谢谢阿姨。’
当天下午，那个叫李阿茂的人就被乡派出所人员抓获了。经审查，李阿茂正是盗走新嫁娘金银首饰的惯窃犯。”
马晓飞的故事讲完了，大家又说笑了一阵，随后就鼾声四起。
第二天依然不上山。有人沉不住气了，说：“刘老板，我们跟你出来就是卖力气的，现在啥活也不做，我们挣不到钱也就罢了，但吃喝等各方面开支都是你的，岂不亏大了？”刘三喜苦笑着说：“我也不想这样啊。不过还是请大家放心，无论如何，你们拉下山的每一棵树，我不会少给一分钱；干勤杂工的四十块钱一天工资仍然不变。即使这活儿黄了，干不成了，我回家去银行贷款，也会把钱如数发放到大家手里。”话说得慷慨、义气，令人信服。
三
马晓飞领着几个老汉回家后的第二天晚上，张笃利打电话给刘三喜，说：“明天八点钟有车来，你组织工人早点转运木料。”拔车是老张雇用的小型农用车，能装载五六吨货。之所以用农用车转运，是因为载重几十吨的大货车开不进大山脚下。
我们全都欢呼起来：“万岁！……”
黎明时分，姚岚和杨艳艳就做好了早饭。饭罢，农用车就开到了门前。休息一两天，养足了精神；得知可以走车，大家心情又好了，干劲十足。大货车到达时，农用车已经转运二十来吨木料堆在公路边。
刘三喜说：“安排部分人装车，部分人继续转运木料，勤杂工和油锯手一律上山。”
油锯手王海潮问：“还像先前那样放树吗！”
刘三喜不假思索地答道：“一样。”脸上绽放着舒展的笑容。
王海潮笑道：“兔子跑狗身上睡觉——混大胆了。”
农用车再次开到山根下的时候，驾驶员说：“有一个农民工装车时不小心被树棒砸伤了脚，已经一瘸一拐回住处休息了。”
朱成宇问：“他长什么样？”
驾驶员说：“中等个头，黑瘦的脸上生有许多小斑点。”
朱成宇说：“噢，那肯定是‘常有理’武加扬。”
吃午饭时，武加扬还在被窝里躺着。我问：“伤得怎样？”他撩开被子把右脚伸给我看。乖乖，真伤得不轻，肿得像发面馍。我说：“也没拿点消炎药吃吃？”
他说：“刘老板下午让人上街买绳子，顺便从药店捎回来。”
我说：“你不方便起身，我帮你盛饭。”
他说：“谢谢，我自己可以。”
刘三喜把酒碗向武加扬晃了晃，说：“要不要来两口？”
武加扬摆摆手说：“不要。”
刘三喜笑了，说：“你不是说一点事没有，照样喝酒吗？”
武加扬也笑了。
夜里，老天爷不知怎地又伤心地哭了一场，下起大雨。
有人问刘三喜：“今天还上山拉树不？”
刘三喜说：“为了明天能再走一车树，最好上山拉。不过刚下过雨，山路滑，建议有雨靴的人先去拉，没雨靴的人到街上买了靴子回来，下午再去拉也可以。”
旺山镇街离我们的住处只有七八里，我和朱成宇等六七个人就徒步而行。这南方的经济开放确实比我们北方强得多，道路宽阔得像打谷场，沿途风景秀丽。看那别墅山庄，有的古朴典雅，有的别致新颖。大个子朱成宇说：“以一斑窥全豹，此地女人没有北方女人耐看。”
我取笑他说：“你老婆又如何呢？”我知道他老婆常年病歪歪的，人瘦脸黑，五官无一动人之处。
他说：“别提我家里那位。那时候我们家穷，弟兄多，条件差，搁现在……”
我说：“搁现在怎样？”
他说：“找个比我年轻十岁八岁、长相又好的女子做老婆，不是痴人说梦。”
我说：“你就吹吧，幸好这南方的柏油路上看不到四条腿的公牛，否则，它后胯那物件早让你吹破了。”
同伴们笑，我笑，他也跟着嘿嘿地笑。
我们步入一家鞋店，再进一个商场，然后走向外面地摊，主要打探雨靴的价格，货比三家不吃亏。坦白地说，南方的商人比我们北方某些商人素质好，买与不买，脸上都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不像我们那儿有些卖家，你跟他讨价还价，最后没买下，他就冲你撂脸子，甚至在你离开后冲着你的背影吐唾沫骂：“瞧那德行，一文钱掉地上沾八面灰，捡起来还要用嘴吹三吹的货色，量他也舍不得买。”
肉眼看着差不多的雨靴，有的要二十，有的要十八，最低也要十七。
我们又返回到那家报价最低的鞋店磨嘴皮子，说：“老板，薄利多销，我们来印象山伐树的农民工有五十多人，大部分人都要买雨靴，如果每双十四元卖给我们，回去一定让那些还没买靴子的工友全到你这儿来。”
店主是一对中年夫妇，满脸堆笑跟我们说：“十四块钱，我们连进货成本都不够。这样吧，你们诚心买，我们也诚心卖，十五块钱一双，只赚两角钱。”
双方成交。
回到住地，上山干活的人还没有回来，地铺上又多了一个伤员——胖子周爱东。周爱东个头和朱成宇差不多，但肥胖程度无人能及，身宽体胖，堪比怀胎七八个月的孕妇。若论拉树趟数，他是倒数第一；论总重量，起码能排前三，充分印证了“身大力不亏”。他是拉断绳子后收不住脚步，撞到树干受的伤。
我和朱大个子等人蹲在他身边，关心地问：“去看医生了吗？”
他说：“去了。”掀开衣服给我们看左胸，到现在还红肿着，“幸好没伤到骨头。医生给打了一针，又开了点药。”
穿雨靴上下山不仅防滑，还不会打湿裤子，所以吃饭的时候，刘三喜再次强调：“每个人最好备一双雨靴，下午让刘顺康单独去采购。”
刘三喜安排刘顺康做机动杂务工，他一般不上山拉树，也不砍树削枝，过磅、上街买菜、购置机油柴油这类杂活都归他。活路不重，答应给他的工钱却不低于普通拉树工。
山上腐殖落叶多，加之气温逐日升高，好多人都患上了咳嗽。尤其到了夜间，咳嗽声、呼噜声、放屁声不绝于耳，严重影响睡眠。尽管刘三喜已经给大家备下咳特灵这类治感冒咳嗽的药，加入夜间“大合唱”的人依旧有增无减。
武加扬的脚还没完全消肿，就坚持上山拉树。吃午饭的时候，没人注意到他，直到吃饭快的人准备再次上山，才见他蔫头耷脑地走回来。有人打趣说：“还回来干嘛，干脆晚上再回来，两顿并一顿吃算了。”
他笑笑说：“我歇了好几天，不多干点活弥补一下，对不起刘老板。”
刘三喜扒拉完最后一口米饭，放下碗冲他笑道：“之前还到处跟人吹嘘，自己干一天歇一天，拉的木料都不会比你小舅子少，难不成歇几天，还能超过他？”
小舅子是武加扬自己找来的，名叫胡继西。听完刘三喜的玩笑，武加扬稍一怔，当即抛下肩头衣裳和手里的绳子，用一双脏兮兮的手把蹲在地上掏烟点火的刘三喜一把扳倒，边揉他胳膊边嗔怒道：“让你卖布不带尺，胡扯！让你卖布不带尺，胡扯！！”
我们都被这场面逗乐，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有人竟把含在嘴里的米饭喷到旁人脸上。
笑声平息下来，做饭的姚岚和杨艳艳才得空埋怨武加扬说：“活要干，饭也要吃；回来这么晚，饭菜都凉透了，也没剩多少。”
武加扬闷声不响。
杨艳艳说：“早上还剩几个馒头，切开放油锅里炸一炸，让他就着开水、咸菜垫垫肚子吧。”说着，就和姚岚一起进了灶屋。
刘三喜问：“周爱东，感觉好些没？”
周爱东说：“疼痛感减轻了不少。”
刘三喜说：“别急，药按时吃，也别整日躺着，出去慢慢走动走动，对恢复有好处。”
周爱东就漫无目的地出门闲逛，附近山地公墓、养鸡场、矿泉水厂、茶厂都转了一圈。返回住处，姚岚说：“你手上有劲，劈点柴火吧。”
他满口答应，有时候还主动捡拾引火的干草。
这天晚上，又有一批工人说明天要回家。周爱东跟刘三喜说：“我也要走，反正短时间内山上也没法正常干活。”
刘三喜这一回没有强留任何人。上午场里工作人员又上门再三叮嘱，活树不许砍伐，所有树枝必须全部拉下山。在人家的地界挣血汗钱，太难了。
刘三喜说：“我这回是上了老张的当。年前老张跟我讲，除了国外松，国内花皮松和其他杂树，死活都能砍，压根没说要清理树枝；当初说好作业组不超过五个，现在听说已经加到八九个。僧多粥少，老天爷还不配合，说下雨就下雨，我这回怕是要倒贴钱。”
本来大伙心里就不痛快，听完这番话，滋味更不好受。下午转运树枝时，不少人发牢骚说：“这活儿我是不想干了，谁愿意干谁干。明天一早我就卷铺盖走人。”
当下就有好几个人附和要走，说干这活挣不到钱是小事，上山下山喘得直不起腰，腐叶灰尘漫天，长期干下来，不得肝病也得肺气肿。
刘三喜说：“什么都别说了，想走的明天尽管走，能留下一部分人，好歹再出一两车木料。货源不足，拖得越久，对我、对大家都没好处。”
四
才清晨五点来钟，决定回家的工人就收拾好被褥行囊，手提肩挑走出临时工棚。这次走了二十多口人，包括刘顺康的妻子杨艳艳。小包工头刘三喜的妻子姚岚也说要回去，可留下来的十几个人不能没人做饭，刘三喜没同意她走。
当天晚上，妻子肖雅涵给我打来电话，说：“别人都回家了，问你为什么不回。”
我说：“你当初不还盼着我出来打工？回去跟你天天怄气吗！”
沉默片刻，她又说：“家里稻子要卖，小麦要打药……”
没等她说完，我粗暴打断她的话，说：“多大点事，还特意跟我说，你自己看着办、自己动手干不就行了。”
她说：“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老咳嗽……”
我本来想说几句暖心话，可身边工友全都看热闹似地盯着我，索性硬起心肠，说：“稻子早一天晚一天卖无所谓，等你身体好转再打小麦药。我不回去，我清楚，现在回家忙活几天，等活一干完，你又要嫌我闲在家。”
工友们哄笑，我却笑不出来，脸颊涨得发烫。短暂沉默过后，手机那头再次传来她的声音，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是不是还在跟我置气？”
我说：“犯不上。我现在拉树上了瘾，除非我自己想回，旁人谁劝都没用。挂了。”说完挂断手机。
打牌的武加扬打出一张牌，转头跟我说：“你老婆分明是惦记你，也不知道说两句软话哄哄人家。”
我反驳道：“好听话填不饱肚子。挣不到钱，日子根本过不好。”
刘三喜笑道：“超子这话在理。”
武加扬带着几分嘲讽丢下一句，说：“到底是读书人。”重新专心打牌。
业余时间，我除了读书、写作没有别的嗜好。当我再次翻开看了三分之一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我想起老家，想起亲人，这一刻才算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身在曹营心在汉”。
正月初八午饭后，在家打麻将的肖雅涵突然折返回家，告诉我刘三喜要带人去南方山上伐树，勤杂工一天四十块，拉树工按重量计费，每斤六分，一天收入至少六十往上。她说：“我已经跟刘三喜说好，让你一同前往，对方答应了，特意回来通知你尽快收拾行李，队伍马上就要出发。”
那会儿我正坐在窗前读《微型小说三百篇》，半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烦躁地跟她说：“谁让你自作主张替我答应？我要是不去呢？”
她反驳说：“你不去在家能干什么？出去干瓦匠一天也就三四十，没活干的时候，你天天蹲家里看书写稿，有什么用处？”
我坐不住了，在屋里来回踱步。这年头，无论从事什么行当，所有人心里都认准一个理：有钱才是硬道理，没钱寸步难行。再看妻子，她已经在帮我整理被褥、换洗衣物。我别无选择，算是被生活“逼上梁山”。其实什么样的苦力活我都能扛，我本就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出去开开眼界，爬一爬大山，体验全新的环境与生计，丰富自身阅历，未必是坏事。
心里想开了，便不再犹豫，配合她收拾随身物件，毛巾、牙具、稿纸、书籍塞满一整只提包。她瞥了我一眼，脸上露出笑意，说：“走到哪儿都舍不得丢下书。”
我说：“那是自然，宁可少吃一顿饭，不可一日不读书。”
总 策 划：周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