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删除”到制度嵌入：评估“政府效率部”（DOGE）及其影响

文德Anders

2026-07-22 20:56发布于北京

问AI · DOGE自我删除后为何反而更深入联邦肌体？

引言

202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一个被赋予强烈象征意义的政治实验按其设定条款正式落幕。这一天，“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DOGE）依据设立行政令中的日落条款终止运作。这个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2024年末向唐纳德·特朗普提议、并于2025年1月20日通过行政令（第14158号）正式设立的临时机构，在长达十八个月的存续期内，发动了美国一代人以来最具颠覆性的联邦政府重组。

DOGE从诞生之初就充满矛盾。它的缩写与网络流行文化中的“狗狗币”（Dogecoin）同名，这既是马斯克个人风格的体现，也预示了其运作方式将兼具技术乌托邦的雄心与业余主义的莽撞。它并非内阁级部门，而是由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数字服务局”更名而来的临时组织，却拥有穿透各联邦机构的权限；它宣称要将政府效率推至极致，而其自设的终结日期亦可被解读为对永续官僚制的反讽。在DOGE正式“自我删除”之际评估其遗产，不仅是对一项政策试验的回溯，更关乎美国治理模式的未来走向——因为尽管DOGE作为一个组织已经消失，其精神、人员和方法论却已悄然嵌入联邦肌体。正如《华盛顿邮报》2026年7月19日的报道所概括的：DOGE本应死亡，其残余却无处不在。

一、DOGE的起源与运作：一场硅谷式的治理实验

DOGE的创立根植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对“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深层敌意。特朗普长期以来将联邦官僚体系描述为阻碍其政策议程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而马斯克作为一位以“第一性原理”推翻既有秩序的科技企业家，成为了这场对抗的天然盟友。2024年11月，特朗普宣布由马斯克与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共同领衔DOGE，宣称其使命是“拆除政府官僚体系、削减冗余监管、减少浪费性支出、重组联邦机构”。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共同领导”框架在实践中几乎从未落地。拉马斯瓦米在2025年1月、机构真正运转之前即已离开，转而竞选俄亥俄州州长；马斯克本人也仅以“特别政府雇员”身份工作约130天，于2025年5月在与特朗普的公开决裂中退出政府。此后DOGE的公开行动急剧减少，其权力更多以分散嵌入各机构的方式延续，而非依赖某位明星领导者。这一点对于理解DOGE“去中心化、可延续”的制度特征至关重要。

DOGE的运作方式迥异于传统的政府改革委员会。它采取了一种类似科技创业公司“闪电扩张”（blitzscaling）的策略：派遣年轻的技术人员小组渗透各联邦机构的信息系统，以数据驱动的方式识别可削减的合同、拨款和人员编制。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争议的，是DOGE早期年仅19岁、网络绰号“大球”（Big Balls）的爱德华·科里斯廷（Edward Coristine）。他此前曾被曝与网络犯罪圈子存在关联，也象征了该机构不拘一格、乃至罔顾常规安全审查的用人理念。

DOGE最具标志性的举措之一，是2025年1月28日由人事管理办公室（OPM）发出的“岔路口”（Fork in the Road）备忘录——这一标题直接复刻了马斯克2022年收购推特后发送给全体员工的邮件。该方案向几乎所有联邦文职雇员提供自愿辞职的机会，条件是可保留薪资与福利直至2025年9月30日。据路透社报道，截至2025年7月底，约15.4万名联邦雇员接受了这一买断方案；而据人事管理办公室（OPM）统计，2025年全年因特朗普政府各项举措而离职的联邦雇员总数约达31.7万人，涵盖裁减人员（RIF）、提前退休、自愿辞职与自然流失。

这一激进的人员削减策略在短期内重塑了联邦劳动力结构。联邦政府是美国最大的单一雇主，其人力规模的骤然收缩，对从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服务到国家公园运营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美联社指出，这些被裁撤员工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从食品安全检验到低收入家庭住房援助——并不会因岗位消失而自动终止，而只是被悬置。

二、成果与争议：2150亿美元的叙事博弈

DOGE在关闭前夕声称，其各项措施为联邦政府节省约2150亿美元，相当于每位纳税人约1335美元。这一数字构成了支持者论证其有效性的核心论据。根据其网站公布的数据，节省来自终止合同、取消拨款与退租等，覆盖重复性软件许可证清理、多元、公平与包容（DEI）拨款取消，以及闲置办公空间退租等领域。

然而，这一数字自始至终面临预算专家、政府问责机构与独立媒体的广泛质疑。Politico的调查发现，DOGE声称的节省金额存在大量重复计算、夸大与不准确之处。以《纽约时报》记者法伦特霍尔德（David Fahrenthold）团队为代表的分析显示，在其所核对的最大宗合同取消中，最初若干月内的实际净节省几乎为零。方法论是问题的核心：DOGE往往将“不定量交付”合同的全部上限面值计为“节省”，而不论服务是否仍然需要、是否已转移至其他渠道，或合同本就会自然到期——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证，是把一份上限约800万美元的合同记为“节省80亿美元”。

更根本的挑战在于，DOGE远未实现其最初目标。马斯克在2024年10月的竞选集会上曾放言“至少削减2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特朗普胜选后，他将目标下调至约1万亿美元；至2025年4月的内阁会议，这一预期又被压缩到本财年约1500亿美元。即便在DOGE内部，对其财政影响也存在悲观评估：一名DOGE员工在2026年3月公开的诉讼证词中直接承认，该机构未能降低联邦赤字。众议院DOGE核心小组领导人布莱克·摩尔（Blake Moore，犹他州共和党众议员）更在2025年6月坦承，共和党议员“始终知道（2万亿的目标）是一个巨大的夸张”。

三、隐蔽成本：透明度、合法性与公共服务能力的侵蚀

聚焦于可量化的财政数字，容易忽略DOGE带来的隐蔽成本。这些成本不体现在任何一张政府收支表上，却可能对美国治理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

首先是透明度危机。尽管特朗普政府标榜自身为“历史上最透明的行政分支”，白宫却在积极阻止DOGE相关记录的披露。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主任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不会发布DOGE的事后评估报告（“我们没有计划做类似结项报告的东西”）。DOGE网站已于7月4日下线，这意味着对其声称的2150亿美元节省进行独立审计的渠道几近全部关闭。这种有组织的不透明，指向一个令外界深感不安的事实：对于一代人以来最激进的政府重组行动，公众将无从确知它究竟完成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代价。

其次是程序合法性问题。马斯克本人并非经参议院确认的正式官员，而是以“特别政府雇员”身份运作，这使其决策链条得以避开传统问责机制。DOGE主导的合同取消、拨款终止与人员裁减引发了海量诉讼，多个联邦法院曾裁定其部分行为违反《行政程序法》关于通知与评论期的要求。有诉讼还揭示，DOGE曾借助ChatGPT等工具批量筛选并取消逾1亿美元的所谓DEI拨款，进一步引发对其决策方法正当性的质疑。

第三，也是最难量化的一类成本，是联邦官僚机构专业知识与执行能力的流失。逾31万名雇员离职，意味着数十年积累的制度知识、技术专长与组织记忆在数月间大幅蒸发。正如美联社的调查所揭示的，被裁撤或被迫离职者，许多来自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监测、退伍军人福利与医疗、核安全监管等高度专业化的岗位，其可替代性远低于DOGE支持者所暗示的水平。这类能力损耗一旦发生，往往需要数年方能重建，且部分难以逆转。

四、“精神延续”：国家设计工作室与DOGE的制度化转型

理解DOGE影响的最关键维度，或许在于它并非真正的“终结”，而是经历了一种具隐蔽性的形态转化。尽管DOGE的法定终止日期已过，其核心成员并未离开政府。原DOGE技术骨干——包括以“大球”科里斯廷为代表的年轻团队——已转入新设立的“国家设计工作室”（National Design Studio, NDS），后者被路透社等媒体直接描述为DOGE的“精简版继承者”。

国家设计工作室于2025年8月21日经行政令设立，由爱彼迎（Airbnb）联合创始人乔·格比亚（Joe Gebbia）领导——他于当月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首位首席设计官（Chief Design Officer），此前已在OPM主持联邦退休系统数字化。该机构的正式使命是“现代化联邦网站与品牌”（“America by Design”倡议），计划在三年内对约2.6万个政府网站进行重新设计，并同样设有三年后关闭的日落条款。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项目——使政府网站更用户友好、更具美学吸引力。然而《卫报》2026年6月28日的调查揭示了更具争议的一面：NDS在多个关键联邦网站（如trumprx.gov、trumpaccounts.gov、realfood.gov、ndstudio.gov）上安装了商用访客追踪软件（如PostHog），且其配置被指规避用户的隐私工具，引发关于政府监控能力与合规性的重大担忧。

将DOGE人员重新部署到NDS，反映出一种更为精妙的策略：把激进成本削减的“破坏力”与象征性现代化的“建设力”相结合，从而在政治上更具持续性。据路透社报道，科里斯廷已加入国家设计工作室；另据Wired杂志2026年4月的追踪调查，DOGE最初的多名年轻技术骨干——阿卡什·博巴（Akash Bobba）、爱德华·科里斯廷、卢克·法里托（Luke Farritor）、高蒂埃·基利安（Gautier Cole Killian）、加文·克里格（Gavin Kliger）与伊桑·邵特兰（Ethan Shaotran）——多数仍在GSA、OPM等机构持有政府邮箱与权限，与DOGE或联邦政府保持某种关联。（另一位DOGE元老马尔科·埃莱兹（Marko Elez）曾因种族主义言论短暂辞职后复职，其后续去向亦受关注。）

这种“组织解散、人员长留”的制度化模式具有深远的宪制含义。它意味着，一个原本被设计为“临时性”“自我终结”的机构，已进化为一种不必承担正式责任、却持续发挥影响力的治理网络。这一网络的存在，模糊了民选政府与硅谷精英之间的边界，也模糊了公民服务与政治忠诚之间的区别。

五、对治理模式的持久影响：DOGE的遗产棱镜

在DOGE关闭数周后，其遗产至少可从四个维度加以评估。

财政维度：期待的幻灭。DOGE最有说服力的遗产，或许是印证了“以象征性成本削减解决结构性赤字”这一方案的内在局限。2150亿美元与2万亿美元之间的巨大鸿沟，并非单纯执行不力所致，而是揭示了可自由支配支出在整个联邦财政版图中的真实权重。强制性支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国债利息）约占联邦预算的三分之二，而DOGE几乎完全回避了这一领域。DOGE的经验表明，在不触动福利国家基本结构的前提下追求激进财政紧缩，要么走向失败，要么沦为政治表演。

制度维度：官僚制的“再政治化”。DOGE的运作方式——绕开公务员保护制度、以政治忠诚筛选留任人员、将技术素养置于专业知识之上——加速了自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以来所建立的“中立、专业的官僚制”模式的侵蚀。这一趋势在DOGE解散后仍在延续：分散嵌入各机构、掌握数据与信息系统控制权的DOGE前成员，其影响力可能被证明远比最初的预算削减权力更为深远和持久。

政治维度：行政权扩张的新范式。DOGE是特朗普第二任期行政权扩张逻辑的延伸，其创新之处在于将这种扩张部分外包给硅谷私人资本的代表。这种公私权力混合的模式，成功规避了部分法律挑战与国会监督，为未来的总统——无论来自哪一党派——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模板。值得注意的是，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在2026年5月宣布创建纽约市的“政府效率委员会”（COGE）。不过马姆达尼刻意将其定位为对DOGE的反向借用——强调不裁撤服务、通过选民批准的宪章修订推进改革，宣称这才是“效率”一词本应承载的含义。这一例证既显示了DOGE话语的扩散力，也显示了其被重新诠释、乃至被用作对立叙事的可塑性。

社会维度：技术精英的胜利与民主问责的忧思。DOGE的叙事——运用数据与技术理性来“修复”笨拙的政府——在硅谷文化圈中获得广泛共鸣。然而批评者指出，将政府视作一个需要“优化”的工程问题，忽视了民主治理中不可化约的价值：程序正义、利益相关方参与、公共讨论与制衡。当政府被“优化”时，这些程序性的公共物品往往成为最先被牺牲的变量。近代以来逐步建立的对行政权力的约束机制，在“效率”之名下面临被系统性架空的风险。

结论

在DOGE正式终结之际，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们高估了它作为财政纠偏工具的意义，却低估了它作为治理模式变革催化剂的影响。

DOGE在一个维度上的失败——未能兑现其承诺的万亿级财政节省——恰恰掩盖了它在另一个维度上的成功：它把一种特定版本的硅谷治理哲学，制度化为联邦政府运作的默认假设。这种哲学的核心信条包括：速度优先于审议、数据优先于经验、技术能力优先于制度知识、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忠诚优先于对公共利益的职业承诺。这些信条并未随DOGE的日落条款生效而消散；相反，它们通过嵌入国家设计工作室、渗透各行政机构的人才网络，以及一套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行政操作方法，持续塑造着美国政府的行为方式。

历史学家或许会以与当代观察者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标记DOGE的遗产。它真正的影响，可能不在于节省了多少亿美元，而在于它成功地说服了一代政治精英：政府是一个需要由私营部门颠覆者来“修复”的失败产品。若这一假设不被严肃质疑和辩论，那么DOGE所代表的治理哲学，将不只是一个2025—2026年的短暂实验，而会成为美国行政国家演进路径中一个影响深远的结构性转折点。在这个意义上，2026年7月4日与其说是一个结束，不如说是一个更为隐蔽的新阶段的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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