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剂量螺旋 CT（LDCT）现已成为肺癌高危人群标准筛查手段，美国、加拿大、中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均已将年度 LDCT 筛查写入临床指南并全面落地实施。 2011 年发表的美国国家肺癌筛查试验（NLST）结果证实：针对 55-74 岁重度吸烟高危群体，LDCT 筛查相较胸部 X 光可降低 20% 肺癌死亡风险 [2]。2020 年欧洲荷兰 - 比利时肺癌筛查试验（NELSON）再次印证该结论，进一步夯实了 LDCT 筛查的生存获益证据基础[3]。
影像学方面， PET-CT、MRI 等影像学检查技术不断更新，大幅提高了肺癌初诊、复发监测与分期的准确性。PET-CT 能够检出亚厘米微小病灶，发现以往漏诊、误判为 III 期的微小转移 IV 期肺癌。同时，医生通过影像组学深入分析影像定量参数，有望预判肿瘤特性与药物疗效，这一领域是当下热门研究方向。介入穿刺、支气管镜 [超声支气管镜（EBUS）超声活检、导航支气管镜] 等取样技术日趋成熟，有效提升肺外周病灶活检成功率。伴随 Napsin-A、p40 等免疫组化标志物普及，肺癌病理分型鉴别准确率也得到显著改善。
2015 版世界卫生组织（WHO）肺肿瘤分类首次将分子遗传学纳入组织病理体系，将浸润性肺腺癌按主要生长模式划分为贴壁型（Lepidic）、腺泡型（Acinar）、乳头型（Papillary）、微乳头型（Micropapillary）、实体型（Solid）五大组织亚型 [4]，近些年来，气腔播散（STAS）被同样纳入关键预后评估指标，在肺癌的分期诊断及治疗评估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5]。
小细胞肺癌（SCLC）依托转录因子表达特征被分为四类分子亚型 [6]，其中 SCLC-A、SCLC-N 为神经内分泌亚型，SCLC-P 属于非神经内分泌亚型，Yes 相关蛋白 1（YAP1）驱动的炎症型 SCLC-I 则具备免疫治疗潜在优势。
表 1. 小细胞肺癌的分子亚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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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二代测序（NGS）的普及，肺癌诊疗迈入分子分型时代，研究者现已发现 9 种非小细胞肺癌（NSCLC）可成药的靶向驱动突变（详见本文中的靶向治疗部分内容）。近些年兴起的循环肿瘤 DNA（ctDNA）液体活检作为微创检测手段，可用于肺癌患者病情动态随访、耐药突变筛查及个体化治疗方案制定。
2006 至 2025 年肺癌 TNM 分期历经多轮更新：2010 年第 7 版 TNM 分期重点完善原发灶（T）、远处转移（M）分期标准，2017 年第 8 版对 T 分期及远处转移分层进一步细化；2025 年启用的第 9 版分期新增 N2、M1c 亚分层以提高预后评估准确性，将纵隔 N2 淋巴结分为单站转移 N2a、多站转移 N2b，同时把多发远处转移 M1c 划分为单器官多发 M1c1、多器官多发 M1c2。
外科
近二十年来，肺癌外科技术持续迭代，手术并发症与围术期死亡率显著下降，手术适应证范围也进一步拓宽，核心突破集中于微创术式普及与早期肺癌术式革新两方面：
微创领域中，胸腔镜手术（VATS）现已成为可切除 NSCLC 的标准术式，发达国家肺切除手术中 VATS 占比 50%～80%，适合分期较早及手术操作相对简单病例；受医疗设备资源、技术条件制约，VATS 在发展中国家的普及度偏低，但依托规范化培训与器械水平升级，其全球应用规模持续增长。相较传统开胸手术，VATS 术后疼痛更轻、住院周期短、康复更快，远期肿瘤根治效果无差异；机器人胸外科手术（RATS）凭借 3D 视野、高精准度与操作灵活性，在复杂病灶切除、系统性淋巴结清扫中优势突出。
针对 LDCT 筛查检出的大量磨玻璃结节、微浸润腺癌等 2 cm 以内外周小结节，既往标准肺叶切除方案被重新定义，CALGB 140503、JCOG0802 两项 III 期研究证实 [7-8]，亚肺叶切除（楔形、肺段切除）可取得类似的肿瘤学获益，基于此，兼顾病灶根治与肺功能保留的肺段切除术临床应用逐年增多。
表 2. 常见手术术式对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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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
过去二十年里，放疗领域取得的显著进展详见下表。
表 3. 放疗技术进展突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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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
2004 年｜辅助化疗开启
IALT 研究证实：含顺铂辅助化疗可延长根治术后 NSCLC 患者生存期，奠定铂类辅助化疗基础[9]。
2005 年｜辅助化疗全面普及认可
JBR.10 III 期试验：IB/II 期 NSCLC 术后采用顺铂 + 长春瑞滨辅助化疗，显著延长无复发生存期（DFS）、总生存期（OS）；自此术后辅助化疗成为临床常规[10]。
2017 年｜辅助化疗方案对比研究
北美大型 III 期研究：顺铂联合培美曲塞 / 多西他赛 / 吉西他滨 / 长春瑞滨四药方案疗效等效；加用贝伐珠单抗无额外生存获益[11]。
2006 年初｜晚期 NSCLC 标准化疗格局
转移性 NSCLC 一线标准：铂类联合紫杉醇 / 吉西他滨 / 多西他赛 / 长春瑞滨（含铂双药化疗）；二线单用培美曲塞；不分鳞癌、腺癌统一给药。
2006 年 10 月｜晚期非鳞化疗方案革新
紫杉醇 + 卡铂 + 贝伐珠单抗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晚期非鳞 NSCLC；临床开始区分鳞癌、腺癌制定不同化疗方案[12]。
2008 年｜传统化疗药物重要节点
培美曲塞 + 顺铂获 FDA 批准用于晚期非鳞 NSCLC 一线，此后，晚期肺癌领域的化疗格局基本稳定，治疗研发逐渐转向靶向或免疫等创新方向。
靶向治疗
靶向治疗借助药物精准作用于肿瘤细胞特有分子靶点，该疗法于 2003-2004 年被正式引入临床。2003 年，靶向 EGFR 突变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吉非替尼获 FDA 批准用于 NSCLC 三线治疗 [13]。2006 年以来，针对 9 类肺癌致病基因异常蛋白的多款 TKI 陆续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和 FDA 批准上市（详见图 1）。
图 1. 截至 2025 年，NMPA 和 FDA 获批的靶向治疗药物汇总（上图为 EGFR/ALK/ROS1 突变；下图为罕见突变）[1]
注：* 一线治疗；# 二线治疗；※ 三线治疗；AGA，可靶向基因组改变；TKI，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目前靶向药物主要应用于晚期肺癌的系统治疗，同时在早中期肺癌根治性治疗后的巩固治疗中也实现重要突破：经 FDA、NMPA 批准，奥希替尼、阿来替尼可分别用于 EGFR 敏感突变、ALK 融合的 IB～IIIA 期 NSCLC 术后辅助治疗 [14-15]；对于不可切除的 EGFR 突变 III 期局部晚期 NSCLC，根治性同步放化疗后序贯奥希替尼巩固治疗，已成为当前标准治疗方案 [16]。
免疫治疗
针对程序性死亡受体 / 配体 -1（PD-1/L1，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等）及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 4（CTLA-4，伊匹木单抗等）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能够激活自身免疫系统杀伤肿瘤，改写了肺癌整体治疗格局。相较于传统铂类双药化疗，免疫治疗可实现长期持续缓解，大幅延长患者生存期，PD-L1 高表达人群获益尤为突出。
图 2. 截至 2025 年，NMPA 和 FDA 获批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汇总 [1]
辅助治疗层面，经根治手术、4 周期铂类化疗后的 NSCLC 患者，可接受为期 1 年的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或阿替利珠单抗辅助巩固治疗（后者适用于肿瘤 PD-L1 表达 ≥1% 人群）[17-18]。围手术期新辅助免疫治疗具备独特理论优势：术前肿瘤新生抗原丰富，更易激活 CD8⁺ 抗肿瘤 T 细胞；CheckMate-816 等研究证实纳武利尤单抗联合化疗新辅助方案可使患者显著获益；基于 CheckMate-77T 研究，「新辅助化免联合 + 术后 1 年免疫维持」的全程围手术期方案已获 FDA 和 NMPA 批准，成为可切除 NSCLC 的规范化标准治疗 [19-20]。
针对不可切除 III 期局部晚期 NSCLC，PACIFIC 方案成为经典标准：同步根治放化疗后序贯 1 年度伐利尤单抗巩固治疗，5 年生存率为 42.9%，远高于对照组 33.4%[21]。对于无驱动基因突变的转移性 NSCLC，PD-1/PD-L1 抑制剂单药、联合化疗或联合 CTLA-4 抑制剂一线治疗的疗效全面优于传统铂类化疗，成为这类患者的标准方案。
抗体药物偶联物（ADC）
ADC 由靶向癌细胞表面受体的抗体与细胞毒性药物（载荷）连接而成，是目前精准度最高的化疗药物递送方式之一。但目前仍需更多研究验证肿瘤抗原表达水平与治疗应答的相关性 [ 例如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 -2（TROP2）]。截至 2025 年，肺癌领域已获批或处于临床研发阶段的代表性 ADC 药物如下：
表 4. 肺癌领域代表性 ADC 药物及相关性临床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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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细胞肺癌治疗
小细胞肺癌（SCLC）整体诊疗进展慢于非小细胞肺癌，但近年来迎来多项重大突破：
针对广泛期 SCLC，阿替利珠单抗 + 卡铂 + 依托泊苷、度伐利尤单抗联合铂类 + 依托泊苷化疗已成为中国及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线标准方案；一线诱导化疗联合阿替利珠单抗后，可采用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芦比替定进行维持治疗[22]。
对于局限期 SCLC，同步铂类放化疗后未出现疾病进展的患者，可接受 2 年度伐利尤单抗巩固治疗 [23]。
二线治疗方面，靶向 DLL3/CD3 的双特异性 T 细胞衔接器塔拉妥单抗（Tarlatamab）凭借 II 期研究数据获 FDA 加速批准用于广泛期 SCLC 二线；III 期 DELLphi-304 研究进一步验证其生存获益，该药组中位总生存期可达 13.6 个月，单纯化疗组仅 8.3 个月 [24]。该研究数据进一步为塔拉妥单抗在中国获批广泛期 SCLC 二线适应证提供循证依据。
恶性胸膜间皮瘤治疗
恶性胸膜间皮瘤领域内科治疗及肿瘤电场治疗的重要进展总结见表 5。
表 5. 恶性胸膜间皮瘤的治疗变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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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A 人道主义器械豁免项目的正式名称为 Humanitarian Device Exemption (HDE) 项目，是针对罕见病医疗器械的特殊上市通道。针对患病人群极少、企业难以通过常规上市路径收回研发成本的罕见病器械，通过降低临床证据门槛、给予市场独占期等政策，激励企业开发罕见病诊疗器械，保障罕见病患者的医疗可及性 [29]。
在外科层面，MARS-2 研究证实，扩大胸膜剥脱 / 胸膜去皮质术联合化疗相比单纯化疗，不仅无法改善患者早期生存，还会增加严重不良反应，因此不推荐常规采用该手术方案 [25]。
基因组学研究发现恶性胸膜间皮瘤常存在 BAP1、CDKN2A 抑癌基因突变，携带胚系 BAP1 突变人群易罹患惰性间皮瘤及其他肿瘤 [26-27]，相关研究成果促进了生物标志物导向治疗策略的研发。除此之外，靶向合成致死位点与 YAP/TEAD 通路的在研药物 VT3989 领域，研究者目前正开展针对难治性间皮瘤的 I/II 期临床研究。
小结：
过去二十年间，依托影像技术、分子生物学与各类治疗手段的持续创新，肺癌筛查、诊断及全程治疗迎来颠覆性发展：LDCT 实现肺癌早筛早诊，分子分型与液体活检大幅提升诊断精准度，为个体化诊疗奠定基础；靶向、免疫新药的出现重塑临床治疗格局，显著延长晚期肺癌患者生存。
面向未来二十年，IASLC 将致力于缩小全球肺癌诊疗资源差距、让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条件的患者平等享有先进诊疗方案，持续推进全球胸部肿瘤诊疗均等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