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6日，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主楼，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院曾在此办公。（南方周末记者吕雅萱|摄）
北京的文物建筑被占用是历史形成的普遍问题，解决占用并开展腾退搬迁，是北京文物保护工作中持续几十年的难题。
近年来，在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带动下，北京的文物腾退工作逐步有了制度性突破。当前，北京正在批量化、点对点地对核心区央产重点文物开展腾退。
腾退只是第一步，腾退完成后，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要做？需要遵守哪些原则？
孔繁峙是中国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资深专家，2006年至2013年曾担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庞书经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总规划师，参与编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农坛的腾退及活化利用整体规划方案。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就文物腾退和保护利用话题与他们展开对话。
南方周末：你提到，早期因国家经济实力有限，无法解决被占用文物建筑的腾退问题。你在任期间，北京文物保护工作的资金体量是怎样的？
孔繁峙：过去很多年，全市文物保护资金十分有限，只能应对部分文物的险情抢修，根本无法支撑搬迁补偿，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只能看着很多文物建筑在占用中遭到自然和人为损坏。
修缮资金其实也十分缺乏。以八里庄塔为例，1990年代初地震后险情加重，需要抢修，市里只能拿出20万元，但搭施工架就用去15万元。1995年以前，北京没有专项文物修缮的资金，只在市政管理委员会的城市维护费里，每年列支40万元用于文物抢险修缮，1995年后增加到100万元，面对全市的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1996年，我陪同时任局长单霁翔专门拜访市政管委主任，经费从每年100万元增加到400万元，缓解了文物抢险的压力，但仍不足以开展普遍修缮。
转折发生在2000年，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市政府每年拨付专款1.1亿元，逐年有计划地对全市文物开展维修，逐步还清了历史旧账。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有了保护文物的财力，解决文物被占用问题已列入工作计划，重要文保单位的社会占用问题正在逐步解决，腾退搬迁已经成为政府部门的一项连续性工作。
南方周末：文物建筑腾退完成后，围绕保护文物，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庞书经：腾退只是文物保护工作的起点。文物从原来不当的使用状态回到公共文化空间，中间要经历一个专业、细致的转换过程。
最先要做的是“摸家底”的工作：包括文物本体勘察和认定、必要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历史研究与价值评估、现状病害以及残损识别，以及文物赋存环境、历史环境的保护情况调查。价值、风险和边界弄清楚了，后面的修缮、展示、开放才有清晰的依据。
第二步是文物修缮和环境整治等一系列“夯基础”的工作。比如先农坛在完成内坛腾退之后，随即就要开展非文物建筑拆除、考古勘探、文物建筑修缮、历史坛路修筑、坛林恢复、露天环境的植物景观提升等工作，目的是尽量完整地恢复先农坛的历史格局，追溯文化遗产应有的历史韵味和空间风貌，尽全力保留和展示历史信息，使遗产的价值和魅力能够不言自明。
第三步是展示阐释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要在之前历史研究和价值评估的基础上，把文物各个维度的价值系统全面地阐释出来，通过空间的、非空间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手段把文物、遗产的故事生动呈现出来。
第四步就是选择一套适应遗产自身特点的利用方式和运营模式，在保障价值展示的前提下，支撑文物的可持续开放和自造血活化。贯穿这几个阶段和未来持续的保护利用，还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的管理机制。把日常监测、消防安防、游客承载、展陈更新、公益教育、运营维护衔接起来，做到先保护、再利用，在利用中持续保护。
南方周末：腾退之后的文物有哪些利用方向？需要遵守哪些原则？
孔繁峙：在文物的利用方向上，法规的原则要求是对公众开放，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从目前看，在不危及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文物建筑可以原状开放，可以作为博物馆、文化馆和社会文化活动场地等公共服务设施使用。
无论何种方式，都必须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使用过程中不能损坏、影响文物的安全，尤其是不能存在火险隐患！各种利用方式和活动要符合公安、消防等方面的规定。
庞书经：腾退后的文物利用，关键在于围绕文物价值选择合适的功能，避免把空间简单出租或改造成普通休闲消费空间。
先农坛的价值比较复合：它既是北京中轴线的重要遗产点，是明清国家祭祀先农、体现农耕礼制的重要场所；也是中国古代建筑展示、近现代教育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它的利用方向也应当是复合的，既包含文化展示体验的功能，也包括研学教育、文化交流、文化消费、公共体育、公园游憩等多种功能承载的可能性。目前的规划也提出了“两轴、一带、四区”的空间利用结构设想。
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遵守三个原则：一是保护优先，二是适宜利用，三是公共导向，腾退的最终目标应当是扩大公众共享，尽量避免形成新的封闭空间；同时也要承认，文物保护、管理服务、安全保障和外事活动，会带来必要的分区和分时段管理。
南方周末：在先农坛活化利用方案的规划和推进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如何来克服？
庞书经：困难首先来自片区的复杂性。先农坛长期叠加了学校、办公、体育、接待等多种功能，权属边界、使用单位、现状建筑、交通组织和市政条件都比较复杂。腾退不只是把人搬走，还要同步处理新址建设、原址移交、建筑拆改、功能承接、交通疏解、周边环境整治等一系列问题。
第二个困难是文物保护程序和工程本身都很专业。先农坛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很多工作是涉及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工程，很多事项需要按程序上报审批。工程类型也多，既有考古勘探发掘、文物修缮，也有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非文物建筑拆改和活化利用，还涉及地上地下工程衔接，对统筹管理和技术衔接要求很高。
克服这些困难，关键是分期实施和统筹机制。方案采取2027年、2030年、2035年逐步廓清和开放的节奏，避免要求一步到位：近期先解决内坛和庆成宫整体开放、高水平利用等任务；中远期随着三办、动研所、体育场相关功能腾退，再逐步恢复更完整的历史格局。
南方周末：文物腾退后的走向，都是实现向公众开放吗？是否有腾而不用，或者为少数人使用的情况？
孔繁峙：腾退后的文物建筑，原则上都要对公众开放，但是否百分之百的建筑都必须对公众开放，还要看实际情况，主要看文物建筑是否具备对大众开放条件，能否接待大量公众参观。
如颐和园、北海是历史上的皇家御园，有个别院落或特别的建筑，是当年帝王专用的，建筑面积很小，如故宫著名的三希堂，只有不到8平方米的面积，就不具备对上万公众开放参观的条件，对这类建筑就保护好原状，通过图片、多媒体、数字技术等形式向公众展示，可起到同样的开放效果。
腾退以后的文物建筑，绝不能为少数人服务或使用，也不能够出租牟利。必须警惕一种倾向，就是把文物过度商业化，甚至高端会所化。文物建筑是全民的文化资产，必须为公共服务，如果存在腾退后的文物建筑被出租或为少数人谋利服务的现象，是必须要查处的。
庞书经：从方向上讲，腾退的目标一定是推动文物和历史空间更多向公众开放，让公共文化资源回到公众生活中。但“开放”不等于所有空间、所有时间、所有功能都无差别开放。文物建筑有承载量、安全、消防、修缮周期和展示条件的限制，一些空间还需要承担管理服务、设备保障、文物库房、研究档案、安防消防等后台功能。真正负责任的开放，是能开放的尽量开放、需要保护的科学管控、暂不具备条件的先修缮再开放。
所以，我们不能用“门开没开”作为唯一标准，而要看它是否在朝着公共化、体系化、高质量开放推进。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一座文物建筑“活起来”是怎样的？
庞书经：我理解的“活起来”，首先是让文物的价值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同时又能够进入当代人的日常经验。它不能简单地变成一个热闹的消费场所，也不应只停留在门口的一块说明牌上。比如先农坛，人们来到这里，除了拍照，还能知道先农坛为什么建在这里，祭祀先农和亲耕观耕意味着什么，北京中轴线为什么有这样的秩序，古建、学校、体育场这些不同的历史层积又怎样共同组成了今天的城市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