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最迫切的问题，永远都那么天真。正如马克·布洛赫（1886.7.6—1944.6.16）的孩子曾问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历史有什么用？”这不仅是一个孩童的好奇，也是当时的时代之问——当传统被战争摧毁，历史悲剧一遍遍重演，历史学又能对此说些什么？参加过一战，并在二战中目睹自己的祖国沦陷的布洛赫，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历史时刻。于是他写下了《历史学家的技艺》（又译《为历史学辩护》），只是此书成了其未竟之作。1944年6月16日，布洛赫因投身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在里昂市郊被纳粹秘密枪杀，在高呼“法兰西万岁”之后英勇就义，终年57岁。时隔80余载，2026年6月23日，马克龙主持仪式，将马克·布洛赫及其妻子西蒙娜一同入葬先贤祠，与伏尔泰、卢梭、雨果等人共同长眠于此。这也是先贤祠建立以来，首次将一位历史学家纳入法国国家最高纪念殿堂。
当我们再度谈起布洛赫，还会想到什么？一部部传世经典，还是创立年鉴学派，革新史学范式的学科担当。可以说，布洛赫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边界，摆脱了实证史学“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而是强调带着具体问题去研究历史，从而重塑了历史学家的使命，奠基了现代史学的多元化发展。回顾其治学经历，会发现布洛赫汲取了大量的跨学科经验，形成其倡导的“总体史”研究，并告诫道“唯有整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因此我们能看到，布洛赫的作品对象总是跳跃的——《国王神迹》研究的是信仰中的人；《法国农村史》研究的是土地上的人；《封建社会》研究的是等级关系中的人；《奇怪的战败》研究的是精神崩溃中的法国人——这些“不相干”的主题，却都是在描绘人类在时间中的处境。他写中世纪，却常常引用20世纪初的田野调查或法律条文（倒溯法）；他研究法国，必定拉上英国做对照（比较法）。所以，《国王神迹》里看似离奇的“摸治”仪式，被他拿来比较英法两国王权的差异；《法国农村史》里的古老地块，被他用来倒推千年社会的变迁。尽管问题五花八门，但都是他用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的工具去解剖历史的手术台。
“历史有什么用？”，其实也是在发问“如何思考历史？”。时值马克·布洛赫诞辰140周年，让我们再次回顾这本历史学方法论经典《历史学家的技艺》，本次推文节选第一章的后半部分内容，在此布洛赫集中讨论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问题。他明确反对将历史学简单定义为“关于过去的科学”。历史学的对象不是抽象的“过去”，而是“时间长河中的人”。时间不是割裂的——过去与现在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布洛赫强调各个时代之间具有很强的共性，“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由此他提出了历史学最核心的方法论命题：“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与“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 。他告诫世人：“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社會學會社成员：賊鹊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7.6-1944.6.16）法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中世纪法国史，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与同事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共同创办了著名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二次大战法国遭纳粹德国占领期间，布洛赫因投身法国抵抗运动及其犹太人血统，遭到特务组织盖世太保逮捕及处决。（相关阅读：对法国农村史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1.历史学家的选择
“历史”是个十分古老的名词，有时使人们感到厌烦。当然，人们还不至于想把这个词从词汇中全删除，即使是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家也为“历史”留下一席之地。不过，要知道，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将历史放逐到人类科学中的一个可怜的角落里。尽管社会学家认为任何事物都可接受理性的分析，他们却把所有被其视为最肤浅和变幻莫测的人类事实，封存在那个隐蔽的地牢里。
与此相反，在这里我们要从最广泛的意义来阐述“历史”一词。在人们研究探索的道路上，这个词并没有预先设置什么禁忌。它可以随意指个人的探索，也可以指社会的探索，它可以指转瞬即逝的震荡，也可以指旷日持久的演变。它本身并不包含教条。它最初的含义，无非就是指“探索”罢了。自然，从两千多年前人们第一次说到这个词以来，“历史”的内涵已有极大的变化，一切有生命的辞汇无不如此。如果科学每前进一步都得造些新名词的话，那么待命名的东西真要成千上万了，学术界得为此虚耗多少光阴啊！
“历史”一词产生于辉煌的希腊化时代，并沿用至今，我们现在的所谓“历史”已远非米利都城赫卡泰厄斯的“历史”，正如开尔文勋爵和朗之万的“物理学”已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一样。那么，我们所谓“历史”究竟是什么呢？
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真正”的问题时，在一开始就去下乏味而僵硬的定义将是毫无意义的。地道的工匠怎会拿这些有关信念的条文来自寻烦恼呢？在追求尚未确定而有发展前途的知识时，人们会产生一种朦胧的冲动，而烦琐细微的定义却会扼杀这种创造性智慧的火花。谨小慎微的定义所带来的最大危险，仅仅是导致进一步的限定。迪万·莱克希考格拉夫曾言：“这个课题或探讨这个课题的方法无疑是诱人的，但是，当心点！莘莘学子，这并不是历史学。”难道我们就象古代行会那样，把任务按规定项目派给同行的成员，并永远照章办事，干脆将活儿留给老师傅来干吗？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就比较明智，他们从来不去为物理或化学、物理化学或化学物理（假设有这个词）的优先权而争辩不休。
确实，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历史学家必须开辟出一块供他耕耘的特殊领地。显然，他必须作出选择，这种选择不同于生物学家，但那必须是历史学家的适当选择，因此，就产生了一个真正的行为问题，这个问题将始终伴随着我们的研究。
2.历史与人类
人们有时说，历史是一门有关过去的科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很不妥当。
首先，把“过去”这个概念作为科学的对象是荒唐可笑的。没经过事先筛选的，不具备与我们当代完全不同的某种过去共有特征，我们又怎能使现象成为有条有理的知识呢？根据一枚奖章的反面，人们又怎能想象出一门天衣无缝的宇宙科学的现状呢？
无疑，在历史编纂学的初始阶段，古老的编年史家是不会对这些琐屑的问题感到困惑的，他们叙述一些杂乱无章的事件，其中仅有的联系，就是这些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如日食、冰雹，以及突然出现的惊人的流星，同时发生的战争及国王和英雄的去世。这些有关人类早期的记忆，犹如幼童观察事物时那么零乱，然而，这种行为分析所作的不懈的努力，已渐渐导致了分类。不错，从基本保守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语言里，任何关于现象在时间上变化的学问都可名为历史。这样的惯例有利无弊，人们不会因此而困惑不解。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现在所见的由行星组成的太阳系并非永恒不变的，也就有了太阳系的历史，它涉及地球的构成，因此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但它与历史学所谓的历史无关。
至少，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过去观察到的现象与人类历史上一些特殊事件正好巧合。那么，在实践中，他们又是怎样分析的呢？要搞清楚这一点，一个简单的事例抵得上千言万语的论证。
公元十世纪，水深浪大的文斯湾使佛来明斯成为刷齿形的海岸。后来，海湾被沙石堵塞了。应该由哪门科学来研究这个现象呢？初看起来，谁都会说应归地质学，冲积层的沉淀运动、海流运动，或海平面的变化，不正是地质学所发现所研究的范围吗？当然是的，但进一步看，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第一个问题是要调查地质变迁的起源，接着，地质学家就要被迫回答一些严格说来不属于其专业范围的问题了。无疑，至少还有人工围堤促使海湾淤积，改变河道的流向以及灌溉系统等因素，所有这些人类的活动均基于人们的集体需求，并依靠一定的社会组织来进行的。在锁链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新问题——后果。离海湾尽头不远处，有一条小河通往一个小镇布鲁吉，借助文斯湾的海水，每天有大量的商品在这里进出，相对而言，它的地位在当时相当于今天的伦敦或纽约，后来，沙石日甚一日地涌来，海水渐渐消退，文斯湾的码头延伸到了河口，这个港口就逐渐消失了。要知道，这并非是港口衰亡的唯一原因，但无疑它是因果长链中极为举足轻重的一环（除非物质运动是由其他人为的因素来安排、促成和规范的，否则它又怎能影响人类社会呢？）。
在中世纪晚期布鲁日及其中世纪外港系统。[图源：researchgate.net]
一个社会按照自身的需求来重新改造人们栖身的大地，任何人都会本能地承认，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一个重大的贸易地位的盛衰也同样如此。从以上这个地质学的典型事例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呈交叉状态，要作出解释，两门学科便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呈转变状态，当我们以结果尚未确定的唯一例外来描述一种现象时，它会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以一门学科来取代另一门学科。究竟是什么支配了历史的介入呢？显然是人的因素。
很久以前，我们伟大的先辈密芝勒或浮士蒂尔·古朗治曾经教导我们：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还是让我们把它称为“人类”吧。复数比单数更便于抽象，相对而言，复数的语法形态更适用于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地形特征、工具和机器、似乎是最正式的文献、似乎与其缔造者完全脱离的制度，而在所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是人类。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作为人类知识的历史学的性质，在问题的表达方面还有其特殊的情况。它是“科学”还是“艺术”呢？大约在1802年左右，我们的老前辈曾乐于就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辩论。后来，大约在1890年，人们对早期实证主义的说教感到腻烦，方法论者为公众对他们所谓的历史著作的“形式”过分的重视而感到恼怒。艺术之于科学，形式之于实质等等，史学界居然充斥着如此琐细的争论。
巧妙的均衡所具有的美感并不亚于一句美妙的措词，但每一门科学都有与之相应的语言美。实质上，人类的行为极为微妙，在许多方面难以作出数学式的评估，必须将它们转化为语词，也就是说要正确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谁能够完全认识自己不知如何表述的事物呢？），必须有极为精致的语言，遣词造句更要铢两悉称，计算行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运用联想。表述自然界的语言与反映人类现实的语言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类似于操作钻床的工人和制造鲁特琴的匠人之间的差别，两者的工作都精确到以毫米为单位，但钻工使用精密的工具，匠人则主要凭借他的听觉和触觉。假如钻工效法工匠的经验和方法，或者工匠模仿钻工的做法，都将是不明智的。一个人不能既用数字又用语词来感知事物，对此，谁又能加以否认呢？
3. 历史的时间
我们已把历史学称为“人类的科学”，那还是太含糊，有必要加上“时间中的”定语。史学家并非抽象地思索人类，在他们的思想中总是自然而然地注入时代的气息。要知道，很难想象任何一门科学会把时间仅仅视为抽象的东西。然而，不少人只是把时间看作一种计量单位，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任意将时间分割成性质相同的碎片。与此相反，历史的时间却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现实，它一往直前，不可逆转。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如果说放射性的物质转化成其他物质需要“几秒”、“几年”或“几世纪”的时间，那这些数字只是原子物理学家的基本数据。这些变态中任何一个特殊的现象，无论是发生在几千年前，发生在昨天或今天，或注定要在明天发生，无疑都会使地质学家感兴趣，因为地质学是注重历史变迁的学问，物理学家则对此毫不关心。凯撒花了八年的时间征服高卢，爱尔福特的路德从正统的见习修道士转变为维滕贝格的改革者经历了十五年时间，但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仅以讲述这些事实为满足。对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确定征服高卢在编年史中的地位，史学家丝毫不否认马丁·路德的精神危机之类不变因素，但唯有将这场运动发生的确切时刻放在其主角的人生履历中，以及与作为背景的欧洲文明联系起来考察，他才认为自己绘制了一幅逼真的图画。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源于这两种属性的对立。这样，就引起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即我们研究的存在理由是什么？假设从不间断的时代顺序中抽出两个连续的阶段，时间之流在两者间的联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支配或没支配从这一时间长河中产生出来的差异呢？认识前一阶段，对于了解后一阶段是必不可少的，还是不必要的呢？
4. 起源的偶像
承认自己的欠缺是不会错的。站在遥远的过去来解释当前，这对以过去为研究主题的人极有吸引力，这种做法已使我们的研究处于催眠状态。抓住最为显著的特征，可将史学家部落的偶像称为“起源的迷惑”。而且，从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起源崇拜有过备受青睐的时候。好象是勒南曾写道：“在所有的人类事务中，起源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值得研究。”（引文来自记忆，恐怕不够正确。）在勒南之前，圣·贝弗也说过：“由于好奇，仔细研究了许多事物的‘起源’，并作了笔记。”这个观念在那时是十分典型的，“起源”一词也是如此。《基督教的起源》问世不久，又出版了《当代法兰西的起源》，更不要提模仿之作了。然而，“起源”的含义是模糊的，因此也是令人困惑的。
“起源”仅仅意味着开始吗？这本来是相对清楚的，只是就许多历史事实而言，起点的概念简直令人难以捉摸。这无疑是定义问题，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往往容易忘记定义。
另一方面，“起源”是否指原因呢？那样的话，探究原因固有的本质就没什么困难可言了。（在人文科学方面无疑更是如此。）
但是，两种含义时常互相混淆，更令人伤脑筋的是很难清晰地加以分辨。通俗的说法，起源就是开始，更糟的是认为“开始”就等于完满的解释。这样，便导致了词义的混乱，进而带来危害。
评注家对探隐索微、追根溯源尤其着迷，可以对此作些很有趣的研究。巴雷斯对那已失去信心的教士坦然相告：“你鼓吹的那一套我不懂”，“几位学究有关希伯来语的论述与我的感情又有什么相干？教堂的气氛就足够了。”用莫拉斯的话来说，“四个下贱犹太人的《福音书》和我有什么关系？”（照我看，“下贱”一词是指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出身平民，在遣词上至少带有一定的贬意。）这些恶作剧者是在取笑我们，无论是帕斯卡还是博绪埃，都不会如此大胆妄言。当然，撇开历史仍然可以对宗教有所体验。对纯粹的自然神论者来说，只要内心信仰上帝就行了，但他不会信仰基督教的上帝。我已指出，基督教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宗教，其原始教义是以事件为依据的。重温一下你的信条吧：“我信仰耶稣基督，……他被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又复活了。”这样，信仰的起点也就成了信仰的基础。
对起源的偏好，从某些宗教方面来分析尚情有可原，但这种倾向已经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其他研究领域，那显然是不足为训的。追寻历史的起源甚至为价值的判断服务。泰恩阐述法兰西的起源，旨在谴责他所谓荒唐的人类哲学所导致的政治恶果：无论是德意志入侵还是诺曼征服英格兰，刻意用历史来解释现实，其目的就是为现实辩护或是对现实加以谴责。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起源”这尊守护神只不过是真历史死敌的化身，或是一种判断癖。
还是让我们回到基督教的研究吧。通过教堂每天的宣讲，一个困惑的寻求回到良知的人，决定了他对天主教的态度，这是一回事；而史学家把当今的天主教作为一种可观察的事实加以解释，则是另一回事。了解起源是理解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仅此尚不足以解释实际的宗教现象。名义上相同的教义，实际上究竟有多少相同之处呢？为了使问题简化，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即使假设我们的宗教传统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必须找出它不变的理由。如果说神力的干预是非科学的，那么其中便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总而言之，问题已不在于耶稣是否先被处死然后复活，而在于为什么从古到今会有这么多人相信“受难”和“复活”。可见，无论在何处只要有虔诚的信仰，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此信仰仅仅是某一集团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宗教信仰宛如一个绳结，它将社会结构、社会精神等等迥然不同的特征缠绕在一起。总之，一个教义包含着人类环境的所有问题。小小的橡子可以长成参天的大树，但它离不开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而这些条件已完全超出了胚胎学的范围。
米开朗基罗的《亚当的创造》。[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在此引证宗教史仅仅是作为一个例子。任何研究，在追溯人类行为起源时，往往潜伏着同样的危险：即将祖先与原因混为一谈。
这恰如词源学家的幻觉。词源学家往往认为，只要指出一个与现代词意截然相反的最早词意就大功告成了。例如：bureau（局）的原意是指一种粗纺布，timbre（音色）一词的原意是指“鼓”。似乎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搞清词意转化的原因，似乎所有的词义都受到原意的影响，而取决于当前社会条件的现代词汇状况，却对词义的变化无足轻重。Bureaux de minis tere 意为政府机构。我在邮局的窗前买邮票（timbre），我能用这个词是因为最近的技术性改进，如邮政组织的变化、用带胶图片（邮票）取代打邮戳等等，这导致通讯事业的巨大变化，当今人们对这古老词汇的理解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各行业中尤其如此），因此，人们决不会把我贴在信封上的邮票（timbre），与乐器商夸耀其乐器时说的“纯美音色”（timbre）混为一谈。
我们谈论“封建制的起源”，那么我们从哪里去追溯它的起源呢？有人说“源于罗马”，有人说“源于日尔曼”，两种说法矛盾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罗马起源说还是日尔曼起源说，都提到庇护关系、军事联盟、作为劳动报酬的土地使用权等惯例，被我们称之为“封建”时期的几代欧洲人曾遵循这些惯例。但这些惯例发生了很大的变更。有两个词：拉丁语称为封地，日尔曼语系的人叫做采邑，这两个词为后来的几代人一直沿用，但不知不觉中这两个词又有了全新的含义。令史学家感到遗憾的是，人们并非总是随着习俗的改变而改变其词汇的。所有这些都十分有趣，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封建主义的原因。富有特色的欧洲封建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些遗迹的拼凑，它在我们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它产生于总体的社会状态。
瑟诺博斯曾言：“我认为，十八世纪的革命思想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思想。”他是否指法国启蒙运动的宣传家曾读过或间接受到英国十七世纪著作的影响，因而采取了他们的政治原则呢？假如我们（法国）的哲学没有提供开创性的思想，或对国外的理论体系不能提供独创的启示，那么，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观点。即使武断地将启蒙运动归为借用外来的思想，这场思想运动的面貌也远非清晰可辨的。为什么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思想的传播？这个问题仍未解决。病毒的传染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当疾病袭来的时候病菌大量的繁殖，一是适宜的孳生地。
总之，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这一点在我们人类和其他事物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例外。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
5. 过去与现在的界限
由于过去并不能完全说明现在，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历史的解释毫无用处吗？奇怪的是，今天我们应当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不久以前，答案还几乎是完全现成的。“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密芝勒在《人民》一书的开篇如是说。那是一本不错的著作，但带有写作时那个时代的焦躁气。在密芝勒之前，莱布尼兹就已着手研究历史，并有所得益，他说：“必须在事物过去中找到它的根源，唯有了解事物的原因，才能更好地了解其实际状况。”
但是，自莱布尼兹和密芝勒以来，事情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已难以估量地扩大了几代人之间的心理差距。电气时代、飞机时代的人们或许有几分理由感到自身与祖先离得更远了，有人甚至不明智地认为，前人对我们已毫无影响可言。在机械论者的心中还潜伏着一种现代主义的曲解：要操纵和修理发电机难道还有必要先精通伏特的流电学理论吗？这种类比毫无疑问是螳脚的，但它确使不少头脑机械的人接受了这种看法，这时就使人们容易相信：人类的先辈丝毫无助于了解和解决当前人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史学家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也为现代主义的风尚所左右。在史学界也发生了推陈出新的变化，为什么史学家却没有感觉到呢？昨天的有关稳定的货币体制和金本位的观点，在各种政治经济学的手册里还能作为时下的标准吗？对近代经济学家而言，这些观点属于当代还是属于充满腐臭味的历史呢？
在这些混乱的观念背后，仍能发现一些更为连贯的概念，至少在表面上，这些观念以其简洁对某些人颇有吸引力。
在逝去的漫漫时光中，似乎总有这么一个短暂时期，其开端相对而言距今并不久远，其结局与我们的时代巧合。无论是其引人注目的社会、政治特征，还是物质设施、文化情调皆与我们的世界没有任何重大的差异。总之，它与我们具有显著的“同时代性”，并由此产生出与过去不同的长处和短处。我年轻时，有一位年迈的高中教师曾对我们说：“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现在人们不会说“自1830年以来……”，因为“七月革命”在今人看来已成遥远的时代。没人会说“一切都是政治学”，倒是有人会以恭敬的口吻说：“一切都是社会学”，或以不那么恭敬的口吻说：“一切都是新闻学”，而不少人会欣然重复：自191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然而，他们将历史学驱逐出境的理由却未必十分一致。
有些人认为，对最近的事件不可作出真正客观的研究，只因为它们是最近发生的，他们希望，这样一来，当前争吵不休的问题就不至于玷污克里奥女神的贞洁。在我看来，这正是我那位老教师的想法。这样，就把我们的自控能力看得十分低下。它也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即一旦触动感情之弦，就无法用以数字计算的编年法来划清过去与现在的界限。我刚到朗格多克的高等中学当教师时，那位善良的顶头上司以教育总管的身分警告说：“现在是十九世纪，教历史并没有什么危险，但涉及宗教战争时，你可得十分当心！”确实，在讲台前，若无抵御当代病毒的勇气，即使你是在评论《伊利亚特》或《罗摩衍那》，也难免要遭到当代思想毒素的侵袭。
与此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不无理由地认为，完全可以对当代社会进行科学的研究。然而，他们承认这一点，仅仅是为了研究某些分支学科，而这些学科与以过去为对象的学问截然不同。例如他们以几十年的时限为依据进行分析，并宣称已了解了当代的经济体制。总之，他们显然是把我们的时代视为与过去完全脱离的。许多仅仅对历史怀有好奇心的人，也本能地采取这种态度。他们对遥远的历史之所以有兴趣，只是因为它当作无关痛痒的精神奢侈品。一方面，一小群古董迷带着恐怖的笑容揭开死神的裹尸布，另一方面，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则成了现实生活的唯一探索者。
6. 由古知今
谈到所谓当代社会可以自我理解，只要仔细考察其论点的特征，就不难发现，它是以一整套奇怪的前提为依据的。
首先，它设想在一代或两代人之间，人类事务已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不仅来势迅猛，而且是总体性的，因此，无论是长期延续的社会制度，还是传统的行为方式都无法避免实验室和工厂革命的影响。它忽视了牵制许多社会创造力的惰性力量。
人们耗费大量光阴得到某种新技术，而后，又或多或少地自愿沦为这种新技术的囚徒。凡到过法国北部的旅行者，无不对那里田地的奇形怪状印象深刻。几百年来，由于所有权的变更，原先的布局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时至今日，他们仍将可耕地划分为许多七零八落的小块，看见这些紊乱狭长的土地，农业科学家也感到迷惑不解。不容否认，按原样继承这些土地，势必给耕作者带来麻烦，浪费大量的精力。我们对此能作何解释呢？某些急躁的法学家曾言：“通过民法必然解决问题，改变继承法就能消除弊病。”如果他们多了解点历史，如果他们曾询问过一个恪守几百年陈规的农民，就不会把问题看得如此简单了。这种田地划分法的历史是如此悠久，至今尚无学者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与第一帝国时期的律师相比，史前时代的居民与此有更大的关系。由于需要纠正这种做法，就必须对此深入研究，对历史的无知不仅使当代科学产生混乱，而且导致当前行为的困惑。
中世纪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普遍采用露天耕作制度，每个庄园或村庄都有两到三块大田，这些田地又被分割成许多狭长的条状土地，由佃农或农奴耕种。[图源：en.wikipedia.org]
一个社会如果可以完全由前一阶段任意塑造，那么，其社会结构必然象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在这个社会中，代与代之间的交流必然是单纯的。——因为儿童只有通过父母的中介才能与先祖有所联系。
然而，事实未必如此，即使在口耳相传的时代也不是这样的。以法国的村庄为例，父母要外出干活，几乎整天不在家，孩子主要由祖父母抚养，结果，由于忽略应变能力强的父母一辈的作用，却使可塑性最强的孩子与思想僵化的老年人结合在一起，如此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在思想上反而倒退了一步。无疑，这就是传统思想在农村社会根深蒂固的原因。这个例子十分典型，但远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年龄不同的人群之间，自然产生的敌视往往以邻近的两代人最为剧烈，年轻人从老年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得自中年人的教益更多。
即使是相隔数代的人，文字材料仍能使思想的传播大为便利，使文明得以延续。我们可以从另一时代——如十六世纪挑选一些人物为例，如路德、加尔文、罗耀拉。史学家要加以论述，首先必须把他们置身于时代背景，当时，笼罩他们的思想氛围和所面临的道德问题和我们今天是截然不同的。为了正确把握当今世界，我们想了解清教运动和天主教改革，又想了解那些距今不远却昙花一现的思潮和情感，几百年过去了，然而，谁敢断言对现实来说前者的重要性远远低于后者呢？
总之，谬误是显而易见的，为驳倒谬论，有必要对它加以系统的阐述。那种观点把人类进化的过程描述为一系列短暂而激烈的动荡，其影响无一超过几百年时间。与此相反，我们的研究证明，那些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所造成的强烈震荡完全可能是自古及今的。假如，一位地球物理学家能把遥远的距离计算到英寸的精确度，从而得出结论，说月亮对地球的影响比太阳还大，对此，我们将作何感想呢？无论是外部空间的距离还是时间的长短，都不能简单地作为估量一种力量潜在影响的标尺。
最后，对那些于今天已毫无作用的事物又该如何看待呢？例如，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的信仰，已经解体的各种社会形态，业已消亡的技术等等。是否有人会认为这些东西对我们了解今天已毫无用处了呢？不要忘了，没有一定程度的比较就不会有真正的理解，而比较自然要以既有差别又有现实联系的事物为条件。这一点没人可以否认，现实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今天自然不会象马基雅维里、休谟或博纳尔那样，认为在时间的长河中，“至少有某些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人’。”我们知道，人的头脑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身上那些精致的器官也不例外。在其他方面又如何呢？实际上，人的精神状态已今非昔比，人的健康和饮食也同样如此。然而，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否则，人或社会这类名称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如果我们仅仅研究某些人对一个特定阶段里某些事件的反映，我们又怎能确信自己已真正了解那些人物了呢？即使就那个阶段而言，这样的研究也是不充分的。还有许多随时可能脱颖而出的潜在因素，多少有点无意识的东西在背后操纵着个人或集体的趋向，它们隐藏在暗中没有被揭示出来。在单一的事件中，没法区别出特殊的因素，因此，也就不能阐明事实的真相。
7.由今知古
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我曾说过我和亨利·皮雷纳一同去斯德哥尔摩游览的轶事。刚到那里，他对我说：“我们先参观什么地方呢？好像那里新造了一座市政大厅，我们先看那里吧？”似乎是为了打消我的惊愕，他又说：“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确实实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虽然他们的气质有时显得冷漠，但出色的历史学家无不具备这种素质。尽管浮士蒂尔和麦特兰文风很简朴，他们也同密芝勒一样热爱生活。或许，这种素质是仙女的礼物，只有在摇篮中才能发现它。自然，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不必经常运用和发展这种素质。举出与当今世界经常保持联系的例子，我想亨利·皮雷纳是再恰当不过了。
只有置身于现实，我们才能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情景，要依靠想象力才能拼接成形。我多次读过或叙述、描绘过战争，可在我亲身经历可怕而令人厌恶的战争之前，我又是否真正懂得“战争”一词的全部含义呢？军队被包围，国家遭惨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亲身感受到1918年夏秋胜利的喜悦之前（啊！虽然胜利的芬芳不会完全一样，但我仍衷心渴望它再次重现），我是否真正理解“胜利”这美丽的词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呢？最终，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若对活着的人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用以描绘古代观念和已消亡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名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如果以一种谨慎的、批判的态度来取代本能的印象，以此来考察历史，那么其价值将成百倍地增长。我想，一位数学家的伟大，并不因为他对现实世界懵然不知而有所减色；但是，一个学者如若对周围的人、物或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的话，那么，如皮雷纳所言，应该将他称为古董迷，他还是明智一点，还是不要自称历史学家为好吧。
而且，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
如果认为，史学家考察历史的顺序必须与事件发生的先后完全吻合，那真是个极大的错误。虽然，他们事后会按历史发展的实际方向叙述历史，但在一开始，却往往如麦特兰所言是“倒溯历史”的，这样更为便利。任何研究工作，其自然步骤往往是由已知推向未知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时代愈近文献资料愈详尽，例如，我们对公元十世纪时期西方历史的了解，就远不如对凯撒和奥古斯都时代的了解。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对而言，时代愈近，事情就愈清晰。如果机械地由古及今研究历史，我们就可能为寻求现象的起因而浪费时间，结果，那些所谓的起因也或多或少是想象的产物。正当需要谨慎运用倒溯研究方法之时，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却忽视了这种方法，因此，他们有时也会犯些奇怪的错误。浮士蒂尔·德·古朗治毕生研究他所谓封建制度的“起源”，我恐怕他只是提供了一幅模糊的景象，由于受第二手资料的错误引导，他给农奴制的起源涂上了一层完全虚假的色彩。
为了阐明历史，史学家往往得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挂钩，这种事例比人们的通常想象要多得多。前面已经提到，法国农村的地貌形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然而，为了说明那些指引我们探索渺茫的起源所必需的稀有资料，为了能提出正确的问题，甚至为了知道我们究竟在谈些什么，就必须确立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先得考察和分析现在的地貌状况。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舍此别无他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追寻历史源头之时要把永远静止不变的景象强加给每个阶段，史学家所要把握的正是它在每个阶段中的变化。但是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
只有一门科学，它既要研究已死的历史，又要研究活的现实，这门学科该如何命名呢？我在前面已论述了，为什么“历史”这个古老的名词是最为合适的。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它使我们想起先辈那些动人心魄的丰功伟绩，（与时下某些偏见相反）我建议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但这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专业争地盘。人生有限，知识无涯，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也难以穷尽所有人类的经验。有些人主要研究当代事务，有些人主要则专攻石器时代或埃及学，我们仅仅想提醒二者，历史研究不容划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依据一门科学的对象来对该学科加以定义，但却可以凭借恰当运用于该学科的方法之性质来确定其范围。
最后，研究历史的手段是否要由于课题的靠近现实或脱离现实而截然不同呢？这样，也就自然提出了历史考察的全部问题。
〇本文选自马克·布洛赫著《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9页。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雅各布·德尔·塞莱奥的《时间的胜利》，画面中时间之神调节着擒纵钟的机械结构。[图源：meisterdrucke.uk]
〇编辑 / 排版：丸子 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