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悲歌忆先烈 渡尽劫难话沧桑 ——访抗日名将佟麟阁之子佟兵

问AI · 佟兵如何回忆父亲佟麟阁殉国的细节?

作者按:佟兵,又名佟荣芳,是抗日英雄佟麟阁次子,生于1925年,父亲殉国后,为躲避日本军追捕,曾改名胡荣芳。解放后,他是北京第二医院主任药剂师,北京市政协委员。2015年,我作为《潮流》杂志记者,曾有幸采访过佟兵老人。今天,又时值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我选择了当年采访他的这篇文章,以示对当初抗日先烈们的缅怀和思念。

我是在一处花木扶疏的小花园里见到佟兵的。他身材硕长,腰杆笔直,紧握着我的手,就像战场上握着一杆钢枪,结实有力,让人不禁联想到,他不愧是将军的后裔。但他和蔼慈祥的面容,架着白边的眼镜,以及镜片后一双时时展露出微笑的眼睛,又时无刻透出他儒雅、善良、随和的另一面。

他的衣着很朴素:条纹格格的短袖衫,外罩一件四个兜的灰色马甲,手腕戴块老式的机械表,下穿浅青色筒裤,只是他的一双带翻盖的深栗色皮鞋,鞋脸前装饰的花纹,表明他其实是一个受过大家教养、很有品味的人。佟老留着短发,看上去已被岁月的风霜漂染过,稍稍变得花白,但他精神矍铄乐观的神态,健步如飞的身姿,依然让我捉摸不透他的年龄。因此,当他自报家门,说自己生于一九二五年,今年整整九十高寿,我当时惊愕得目瞪口呆,难以置信。

我真的很难想象,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志力,支撑着这位老人一步一步走过那些战场的硝烟、亲人的罹难、人为的厄运?又是什么样的精神,让老人顽强的生命像一朵山茶花一样,在历经了无数的雨淋、干旱、狂风、冰雹、洪水之后,迎来今日之怒放?我很想了解。

那是七十八年前,1937年的7月29日,在与佟麟阁将军分别了21天之后,当时刚上小学四年级的佟兵,终于又见到了自己亲爱的父亲,但这时的父亲再也不能站起,跟他们一家人共进午餐,再也不能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

他看到父亲血肉模糊地躺在一张木板床上,头部已被日军炸弹炸了几个洞,左臂也炸没了,浑身尽是枪眼。一看到这种情景,佟兵的母亲彭静智当即就昏倒于地。还是通过佟麟阁的贴身侍卫高鸿的讲述,他们才大致知道父亲壮烈殉国的经过。

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副军长佟麟阁,即被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派往南苑驻守,这本是一条极其绝密的消息,可在大战打响之际,这一消息却被一个叫潘毓贵的汉奸,泄露给了日本人。结果,7月28日凌晨,日军集结了5个师团,10万以上的兵力,在几十辆坦克的掩护下,突然从东、西、南三面,向南苑发起空中和地面进攻。因为通讯设备被炸,各部队失去联络,只好各自为战,损失极为惨重。于是,佟麟阁将军在接到军部的命令后,下令撤出南苑。当部队撤退至大红门一带时,与日军遭遇发生激战,佟麟阁率部且战且退,从大红门与红寺之间的南顶路向北,退至时村的青纱帐内,不料又在这里遭到日军阻击,佟麟阁身负重伤,仍坚守不退。这时,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他头部中弹,当场以身殉国,从而成为中国抗战以来第一位战死疆场的将军。这意味着,于国失去了一员名将;于家却是失去了一个顶梁柱,当遗体运回东四十条40号后,整个佟府就陷入极度悲伤之中。

东四十条40号,是佟麟阁于1934年左右购买下的,在此之前,他一直住在东裱褙胡同14号,但自从把父母接来以后,这处狭窄的院落明显容不下一家人,遂搬至这里。这是一个有前后两个进深的大院,前院住着佟麟阁的父母,后院中间是一栋两层小楼,佟麟阁夫妇和他的几个孩子,包括佟兵都住在这栋楼里,它的旁边还有一处花园,外带五间厢房。当年的佟府规模庞大,占地从东四十条一直到东四十一条。

佟麟阁去世时,正值酷暑,他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伤口长满了蛆,家里人就把他擦干净,装殓至本来是给佟兵祖父准备的棺木,又放上许多冰,就先暂时存放在后院花园的平房里。他们一家人又害怕佟麟阁的父亲、母亲知道儿子去世的消息,受不了这种打击,就始终瞒着没有告诉二老,直到两位老人先后去世,也不知晓自己的儿子早已为国捐躯,先他们一步踏上黄泉路。

那时候,日本人已经打进了北京城,军长宋哲元和其他将领夫人家眷,都已撤出京城,只有我们和赵登禹两家没人管,出不了城,结果我们就当了整整八年的亡国奴。当时, 我们已经考虑到,日本人打进来,父亲的遗体藏在家里肯定不是个事;那时我祖父、祖母都信佛,对佛祖非常虔诚,家里还专门设有佛堂,经常烧香叩拜,因此,跟雍和宫后面柏林寺的方丈特别熟,母亲就决定求方丈帮忙,把父亲的棺木埋到柏林寺东跨院的地下,直到抗战结束。

从那以后,我们也搬出了东四十条,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我那时是在北京汇文小学上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非常同情我们,就先安排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暑假。但到了开学,同学们都陆续回来,我们住不下去,就在父亲的故交贝熙叶的帮助下,又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住了一个月。毕竟那里是使馆区,日本人还不敢擅自闯入。后来,我们又悄悄搬回东裱褙胡同14号,住了不久,觉得那里不安全,就又开始搬家,这八年里我们住过史家胡同、火药局胡同、皇城根胡同。至于我自己,原先的学校是不能再上了,也只好跟随搬的家到处转学,我陆续上过的学校有什锦花园小学、车碾店小学、育英小学、大中中学、汇文中学,真可谓居无定所、辗转流离,受尽人世间的冷眼。记得我在汇文中学上高二时,我们班有不少从‘满洲国’来的学生,他们瞧不起关内的人,经常欺负我。班里有个叫赵光宇的同学,就替我打抱不平,打伤了那几个孩子,结果被学校开除,后来他去了南方,参加了飞虎队,解放后我们还有联系。我自己也因为这件事离开了汇文中学,到车达中学上完了高中,1944年,我考进了辅仁大学。在上辅仁大学第一年的冬天,有几个警察局的人忽然来到学校,说是我在学校搞地下活动,把我抓去关了三天;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后来,他们也调查不出个所以然,就把我给放了。

佟兵在讲这些的时候,天空暗了下来,铅云低垂,冷风习习,吹得遮覆了半个花园的槐柏树叶也瑟瑟颤抖,看来一场暴雨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因为最近两个月,佟兵老人原在北兵马司的家正在装修,他只好在安外东河沿这一片,先找了间房子租住下来;由于住处太乱,佟老又不愿意让人知道其具体位置,生怕外人打扰正常的生活,所以,今天他才约我在这处小花园相见。也是今年恰逢抗战胜利70周年,他比往年更要忙碌,这明天和后天的时间,他都已安排得满满当当。就在他接受我采访当中,中央电视台的人也打进电话,想要做一期纪念七七抗战的纪录片,都被他百般拒绝;实在推脱不过,才约定下个星期,也是在这个小花园见面。

佟兵老人的身体,出奇地好,坐在长椅上始终保持“坐如松”的姿势,面容慈祥,说话的语气并不重,即使讲到悲恸的时刻,也极理性,声调极力保持平缓,少动声色。这其中一个原因,可能跟有太多的媒体记者采访过他有关系;这另一个原因,我是在听他讲述到后来才知道的。

1945年,这时的佟兵已经二十二岁,正是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他再也看不下去日本侵略者在自己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残害人命,发誓要父亲一样,也拿起枪杆子走上杀敌的战场。他再三跟母亲请求,他要到南方当兵去。他先是辗转到了河南商丘,那里驻扎着张岚峰的伪第四方面军。张岚峰过去与佟麟阁一样,都是过去冯玉祥的手下,跟佟家非常熟,就把佟兵安排在当地招待所,择机南下。但却由于中原正爆发战争,佟兵没能走成。不久,日本鬼子宣布投降,家里打电报让他回来,说如果有什么问题,让他去找佟麟阁的老战友、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刘汝明帮忙。那时因为打仗,从河南到北京的铁路被扒的一段一段的,火车只能开一会儿停一会儿,等前方铁路修好再接着开。见火车走不通,刘汝明将军就安排佟兵从上海坐船到塘沽,再坐火车到北京,为方便佟兵出行,刘汝明还特意给他挂了个第二集团军营参谋的虚职,这样他才算顺利回到北京。

我回到北京以后,又接着上辅仁大学,把剩下的学业读完。1946年7月28日,国民政府给我父亲举行国葬,我们全家把装殓有佟麟阁遗体的棺木,从柏林寺中取出,移送到香山狼涧沟父亲过去隐居的地方,正式埋葬。第二天7月29日,给赵登禹举行国葬,他家人的遭遇比我们家还惨,那时还在外地漂泊,只好让我和我姐姐替他们家打幡,把赵登禹埋在卢沟桥附近的西道口山坡上。后来,国民党要招收一批海军军官,准备送到英国受训,我当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但是母亲怕我再遭到什么不测,坚决不让我走。这样我就留在了北京。1949年解放前夕,我父亲有一个干儿子在空军任职,曾开着飞机到北京要接我们全家去南京,当时有许多亲戚都跟着他走了,那时,我母亲已看出国民党腐败,他们的政府维持不了多久,就没有选择跟他走。

解放后,我调到人民银行工作。一年后,我考取了北京医学院的药学院,1955年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二医院,即现在的宣武医院,成为一名药剂师。因为我知道自己家庭情况特殊,为人处世一直很谨慎,平时少言寡语,把心思全部放在工作上;每年单位要评选出两名先进工作者,必定有我一个。

“1979年,重新承认我父亲是烈士,墓地也重新进行了翻修,‘佟麟阁路’也恢复了原来的称号。至于东四十条40号,我后来曾经进去过一趟,里面的变化已经很大;到了修平安大街时,为扩建马路,院子几乎全部被拆掉,听说只留下父亲和我们一起住过的二层小楼”。

老人讲到这里,天空忽然掉下豆粒大的雨点,噼噼剥剥地,打在小花园满园的树叶上,我担心,一场瓢泼似的大雨会不期而至,便匆忙结束这次访谈,尽管心中还有许多话想跟这位抗战英烈的后代谈,但还是劝佟老赶紧回家避雨,现在,一切都没有老人家身体的健康重要。

“您就是我们国家的一块宝,您的健在,就是我们国家那段难以忘记的历史的最好见证,我衷心祝愿您能活到一百岁。”

当我说这些话时,佟老也开心地笑了。

我望着佟兵老人迈着矫健的步伐离开,望着下着雨的灰蒙蒙的天空,忽然,就想起了“黑云压城城欲摧”这一名句。在这浓重密布的乌云中,我似乎能看到佟麟阁率领着他的二十九军,手舞大刀在喜峰口和日本兵激战;似乎看到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下,他伟岸的身躯在南苑屹立不倒;我似乎看到也是这样一个雨天,成千上万的士兵、百姓、政府官员,抬着这位抗日名将正走在前往香山国葬的路上。

这正是:

“昔人已去兮魂不朽,感天动地兮为国殇!”

(原稿发表于2015年9月,民革内部杂志《潮流》总五十二期)

来源:北京号

作者: 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