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摘要：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的风险不断增加，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本文基于田野调查发现，可在村庄层面建立内生的 “社区教育”，重建农村孩子的集体生活，从源头上解救日益沉迷手机的孩子们。可持续的社区教育路径是：基层政府引导村级组织整合村庄内外的志愿者，建设公益性托管，通过有吸引力的课程体系与集体活动，把农村留守儿童组织起来，解决农村孩子假期无人管问题，最大程度减少孩子的触网时间和沉迷风险。与此同时，本文也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当前困境是：基层政府处于治理“悬浮”状态，缺乏整合村庄内外公益资源的动力与能力，许多村庄的项目甚至陷入外生性困境，而乡村内部的公益资源亦未被充分调动，因此，迫切需要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合理调整基层治理思路。
以智能手机为媒介的高度发达的互联网塑造了一个以后现代、信息化、高风险为特征的网络社会，打破了原本封闭的乡村社会格局。《第6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上升至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12月，九成以上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弱势的留守儿童是互联网冲击的主要对象，需要家庭、社会的正确引导和政府的积极治理。具体来说，就是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同时，在法治路径管控互联网内容供给基础上，大力发展乡村 “社区教育”，即通过村庄公益托管项目来合理安排孩子们的假期时间。
一、互联网时代留守儿童的新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的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社会的全面网络化深刻影响了社会变迁。如今，手机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甚至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手机“器官化”了。以智能手机为主要媒介的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移动化时代已经到来。如何加强网络保护，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建设“儿童友好型社会”，成为国家和社会亟须关注的重要议题。
相对于城市，农村少年儿童是弱势群体。在既有研究中，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是全方位的，涉及学业、心理健康、行为方式等。造成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的，即家庭抚育模式的“亲子分离”。在互联网背景下，农村儿童对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依赖比城市儿童高，留守儿童的问题又有了新的特征和表现，需要转变治理思路。
近几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未成年人使用手机、沉迷手机的问题。在强势互联网背景下，手机成为农村孩子的主要娱乐工具，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全面改造了他们成长的环境。过去，农村是较为封闭的，网络化程度很低。智能手机普及以后，农村社会迅速地全面网络化，手机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取代了传统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社会化主体地位。对此，个体化的农民家庭能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手机沉迷不仅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甚至导致其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扭曲。留守儿童家庭更是农民家庭中的弱势家庭。智能手机作为“电子救生圈”，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忠实伙伴”，是他们满足情感需求的替代品。但是，手机给留守儿童带来的负面作用也在日益扩大，并未发挥好“提取有用信息、帮助增长见识”的功能。他们有可能成为“被手机耽误的一代”。
从长远看，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需要解决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即破除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推动农民市民化。目前，可以从两个层面着手。从对策角度出发，学界强调要加强立法保护，尤其要加强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如建立严格的青少年模式。从微观的社会学视角，一些研究认为要建立和完善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加强基层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合作，通过教育引导来提升农民家庭的网络素养。
已有研究认识到了留守儿童问题的新表现。不过，从村庄内部出发的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仍然比较少。一些研究关注到了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路径和可能性，提出加强志愿服务，从学习、生活、情感等方面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服务，却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背景下讨论。另外，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外部公益组织力量进入村庄，并未重视对村庄内生公益资源的研究，忽视了村级组织的重要性。
二、内生村庄公益何以可能
立足田野调查，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基层政府如何关爱移动互联网背景下陷入手机沉迷的留守儿童。已有研究提供了两类治理路径：一是法治路径。国家通过立法规范互联网发展，明确平台、监管、学校、家庭各方责任，让留守儿童安全、健康地使用网络。这属于外部的国家治理机制范畴。二是社会路径。政府动员基层社会力量组织各类有吸引力的社区集体活动，合理安排孩子们的假期时间，降低手机沉迷风险。这是内生的、源头治理的路径。这种社区集体活动具有乡村公益属性，主要服务农村留守儿童。
国家立法约束的主要是互联网内容供给方，但面对汪洋大海般的内容生产者，立法与监管始终是滞后的。农村学校能严格校内手机管理，但校外时间，学校是管不住的，学校也不可能把手机管理延伸到学生家庭之中。如何安排好乡村少年儿童的假期时间，需要村级组织整合内外公益资源，建立社区教育机制。所谓社区教育，指的是教育与社区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形态。已有的对社区教育的研究，主要关注一般的教育活动，其理论基础是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等，既缺乏基层实践的基础，对乡村公益教育的机制和效果缺乏经验的认识，也缺乏对互联网时代基层农村教育需求的研判，容易割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和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村庄公益托管项目，通常称之为“爱心托管”，属于公益教育。当前公益组织参与教育的方式较多，包括教育政策制定、推动教育改革、教育扶贫、动员多方力量参与等，却忽略了村级组织自身的主体性。在村级公益托管项目供给中，共青团组织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共青团的组织责任与组织优势决定了它在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中是有动力和优势的。共青团是群团组织，是需要 “回归社会”的政治组织，服务乡村是团组织的重要工作方向。共青团十分关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在网络保护立法等宏观方面，倾注了很多精力；在基层实践层面，共青团牵头开展了多种志愿服务项目，重点关注对象之一便是留守儿童。长期以来，这些项目初步解决了留守儿童面临的安全、陪伴、学习等问题。在互联网时代，这些项目的新使命是探索如何激活乡村内部公益资源，增强村庄公益托管的影响力，从源头上破解留守儿童问题。
基层团委还设想借公益托管班拓展乡村希望工程的边界，建设“新时代希望工程”，服务留守儿童是这一工程的重要内容。当前留守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教育基础设施匮乏，而是农村家庭教育的局限性。类似公益托管班的项目将成为乡村田野上新时代希望工程的探索，是希望工程服务乡村教育、乡村青少年的 “2.0 版”。它让希望工程走出校园，走进乡村田野，让关注重点从硬件建设到乡村少年的身心健康。它从正面引导，力图解决手机黑洞吞噬乡村少年的问题。这是团委持续推动村庄公益托管项目的政治动力。
不过，和很多村级公共服务供给一样，当前乡村公益的供给呈现出典型的外生性困境，其惠及范围及影响程度是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无法满足农村迫切的民生需求，基层治理陷入“悬浮”状态，内生资源的动员程度不够，亟须转变治理思路。如何通过共青团等多部门的资源动员能力，激活乡村内生公益资源，促进村庄公益项目的可持续运行，是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乡村公益供给既要关注国家的体制性供给能力，也要关注乡村内生的供给能力，体现的是公共事务的治理理念。乡村内部并非没有公益资源，关键在于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及资源输入激活 “社会体制”，激活乡村内部的社会组织资源。面对留守儿童在互联网时代的家庭教育困境，村级组织应该担当，增强自身的服务能力。
本文的田野资料主要来自湖北省L县和Y县。这个调查是参与式的、跟踪性的。调查重点关注村庄（社区）主导的村级公益托管项目的运行过程，调研团队对团组织、基层政府、村里的干部、群众、教师进行了广泛访谈，搜集了丰富的田野资料。这些资料有助于回答村庄公益何以可能。
三、背景与基层实践
调查显示，目前农村儿童沉迷手机的比例较高，这一现象在留守儿童群体中更为严重。农村全面网络化导致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因此，需要在村庄建立公益教育项目，吸纳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避免他们在漫长的假期与手机互联网过多接触，陷入手机沉迷。
（一）手机沉迷：留守儿童的新问题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曾提出 “童年的消逝” ，指出童年是社会的产物，电子媒介的出现模糊了成人与儿童能接收到的信息的界限，传统意义上的童年正在消逝。沉迷手机的留守儿童长期“触网”，接收的信息和成年人没有很大的差异，这就导致了儿童和成人的界限变得极为模糊，儿童被迫提前“成人化”。这些孩子通过网络“过度”社会化了。由于受到互联网的剧烈冲击，留守儿童的童年正在快速消逝，甚至遭遇 “塌陷” 危机，这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益强势的互联网是留守儿童面临的新困境。Y县K 镇的一名中学校长评价道：“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诱惑，但智能手机时代的小孩好像陷得更深一些。” 有心理学家指出，问题不出在意志力上，而在于屏幕那边数千人的工作，为的就是破坏你的自律。一个短视频或游戏产品的成功，最好的衡量指标是它促进人们 “上瘾”的程度，用互联网的术语来说，就是“黏性”程度。
L县和Y 县均位于湖北省的丘陵山区，农村经济结构具有相似特征：人均耕地大约1亩，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很低，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外出务工。据基层学校老师介绍，乡镇学校（包括中学、小学）留守儿童比例在40%左右，村庄小学的留守儿童在50%以上。农村教师和家长的共识是，当前乡村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孩子们的校外时间被电子产品占据，留守儿童的问题就更严重。沉迷手机不仅对孩子的学业、身心健康造成影响，而且价值观也深受冲击。
相对于城市家长，农村家长普遍没有意识到加强手机管理的重要性，也缺乏进行手机管理的条件与手段。留守儿童的祖辈监护人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对孩子可能产生的网瘾束手无策。有的老年人忙于生计，主动把手机交给孩子，手机成为 “电子保姆”。一旦孩子形成了沉迷手机的习惯，家长再去管理容易遭到激烈的抗拒，有的孩子甚至会以自杀相威胁。即使少数家庭主观上希望严格管理手机，也很难抵挡强势互联网的大环境。同辈中的流行观念会深深影响儿童的成长，网络社会具有建构现实社会的作用，网上互动成为儿童沉迷手机的重要原因。为了能够合群，留守儿童会主动关注同辈关心的事物。一些孩子反映，不玩手机的话，在学校里不知道和同学说些什么，很难融入班级社群。在乡村中小学当中，不会玩手机、不懂网络游戏、不刷最流行的短视频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因为同辈群体的课余时间都在玩手机，并且不断在线上线下交流上网经历、心得和游戏攻略等。一般来说，男生上网内容以游戏和短视频为主，女生则是短视频、小说、社交等。最麻烦的是寒暑假。由于经济落后，农村课外培训的市场并不发达，农村留守儿童的课外生活依然是非常自由的。调研发现，农村孩子接受课外培训的比例不高，不超过20%。孩子有大把没有被安排的校外时间，手机很快就占据了这些时间。
（二）基层实践：村级公益托管项目
本文讨论的两个县的案例均是团委牵头组织的。团委设想通过延伸大学生支教的公益托管项目，引导村级组织整合内外公益资源，减少孩子的触网时间、改变孩子的成长环境，把他们从手机沉迷中解救出来。
1. L县H村案例
根据 L 县团县委的数据，2024年暑假，全县有38个点位举办了公益托管班。H 村是 L 县的一个示范性点位，公益托管班位于该村村委会（党群服务中心），村级组织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2023年开始，该村开始举办假期公益托管项目，托管项目逐渐常态化。
这是一个距离镇中心大约10公里的村庄。村庄户籍人口1539人，常住人口有 600 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小孩大多在附近的 H 小学读书。LXX 老师是该村公益托管项目的发起人，他是中小学退休语文教师，从2022年开始关注留守儿童的手机沉迷问题。他发现，村里小孩的假期完全在手机中度过。 LXX 的孙女在武汉上学，他假期会去武汉陪孙女，他深刻感受到城乡孩子过假期方式的不同。渐渐地，他萌生出建立村级公益托管组织的想法，并得到了村镇的支持。
2023年，村集体把党群服务中心闲置房间重新装修，建设托管项目，当地团委称之为“乡村希望书屋”。村庄建设书屋的目的是引导孩子阅读，解决农村孩子缺书读的困境，托管班则解决无人领读、指导的问题。该项目依靠本地志愿者和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本地教师志愿者有5名（3名在职、2名退休）。H 村还动员了假期返乡大学生，成功动员了3名。在上述志愿者的支持下，该项目一共招收了42个孩子，分为高年级和低年级两个班，托管一共持续了5周。为了能增加公益托管时长，H村的托管项目在假期结束后依然延续，有2名退休教师和2名在职教师在周末和节假日值班，组织孩子开展必要的活动。
H村项目的成效是显著的，当地的团县委书记给出了很高的评价：“相对于外面的培训托管机构，（书屋）是最受欢迎的乡村公益事业。有政府机构背书、有大学生志愿者服务，而且是免费服务。孩子不玩手机了，愿意和小朋友交流、分享故事，愿意到希望书屋看一些书了，愿意来开展一些活动。这些都是书屋带来的转变，相对于修路、修房子，书屋更能让孩子家庭更开心。”
2. Y县 J 村案例
根据 Y 县团县委的统计，2025 年暑假，Y 县共有 49 个点位举办公益托管项目。其中，J 村从2025年开始在撤并后的闲置小学举办公益托管班。
K 镇 J 村是一个偏远丘陵村庄，全村共 510 户、1905 人，80% 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孩子大多成为留守儿童，由祖辈照料。村党支部书记 LHZ 是20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高中生，对教育非常重视。每到暑期，留守儿童的照护和教育问题便成为民生痛点：祖辈年迈体弱，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既无法辅导孩子作业，也难以有效约束孩子；不少老人手机管理意识不强，为了图清静，索性给孩子一部手机，这就导致孩子沉迷手机、网络的问题愈发严峻。
“一个孩子上镇里的培训班每月2000元，一个家庭两个孩子就是4000元，村里办一个免费的公益托管班，不仅能为每个家庭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更能让孩子有人管、有人教，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
2025 年，J 村组织了一个小的支教团队，其中有6名大学生志愿者（ 4 名是本村人，2 名是邻村人）， 2 名在职教师（1名是原 J 村小学校长，1名是年轻教师），还有1位邻村书法爱好者。一开始，村庄预期开设1个班，拟接收 30 人。很快就有 68 个孩子报名，年级分布为 1 到 6 年级。志愿者们把孩子分为高年级班和低年级班，分别派 3 名大学生管理，一个班级设1名班主任，托管时间为 4 周。
J 村的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托管班，孩子不仅能获得作业辅导，及时完成假期作业，而且能够大大拓展课外知识。志愿者们在小学教师的指导下，结合不同年级的孩子特征，制定了针对性的课程表，兼顾学习与成长、知识与趣味，引导孩子多元化发展。
四、村庄公益项目的运行机制
从上述两个典型案例来看，村庄公益项目运行机制的核心是村级组织。村级组织是项目建设主体，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具体来说，托管班的运行需要三方面的资源，即一支多元化的志愿服务队伍、具有吸引力的课程体系以及基础性的服务保障。
（一）服务队伍：建立多元化的志愿者队伍
对公益项目而言，建设一支志愿服务队伍是首要的。在 H 村，本地志愿者率先被动员起来，后来团县委争取大学生志愿者下乡，两方紧密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在J 村，2025年的公益项目就吸引了4名本村大学生（其中包括1名准大一学生），2 名邻村大学生，团委在这当中主要发挥指导作用。
为了补充志愿者资源，村级组织积极招募本地返乡大学生。2023 年，H 村招募了3 名，J 村招募了6名。目前，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比例在提升，他们中有很多人志愿加入公益项目。返乡大学生参与村庄公益也有内在动力；其一，在参与公益的过程中，他们从学生转变为 “老师” ，能够锻炼表达、交往和管理能力；其二，他们的志愿服务能够得到村庄社会的认可；其三，一些大学把志愿服务作为课程体系中的必选项，学生从事一定时间的志愿服务，才能获得课程学分。另外，对本地大学生回乡参与志愿服务，团县委会出具相关社会实践证明，表现优异的还会获得团县委颁发的 “优秀志愿者” 证书。H 村一名大学生这样说：“爷爷奶奶听说村里有这个活动，就让我参与。本来假期的安排是准备计算机二级考试、英语考试，但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少接触手机。如果明年还有时间，还会参与志愿服务。”
调研发现，热心公益的村庄大学生和村庄教师（包括退休教师）是容易动员起来的。比如 Y 县 K 镇，每年镇政府表彰的考上一本以上的本镇户籍大学生就超过了20个，每年考上大学的超过了100人，平均一个村大约有8 人。一般来说，这些大学生准大一、大一及大二的暑假，都可以参与村庄社会实践，是能够被动员的对象。教师也是如此。一般而言，一个村庄总会有三五名中小学教师（包括在职教师和退休教师），多的村庄能达到10人。只要找到一个核心的、有号召力的教师，比如学校的老校长，就能够动员起若干教师。
J 村的大学生志愿者有6人，队长是大三的 LXJ。他是土生土长的 J 村大学生，学的是机械与工程专业，得知村里要办托管班，他第一时间报名，从课程设计、学生分班到志愿者管理，全程负责。他没有支教经验，却要负责一个志愿团队，压力很大。他在心得体会中写道：“我从小喜欢独来独往，这次才深刻体会到什么叫人多力量大，什么叫独木不成林，团队协作的力量，是我踏入社会最宝贵的经验。”
（二）服务内容：建立有吸引力的乡村课程体系
托管班和学校不同，需要孩子自愿参加，就需要建立有吸引力的课程体系。在 J 村，原小学校长WGL指导大学生志愿者制定课程表，他提出要把学校教育和公益托管的教育区分开来。“要让孩子感兴趣，要想办法，不能管得死死的，导致孩子们不愿意到学校，那就不好了。” 他提出 “在学中玩、在玩中学” 的教学理念，鼓励孩子在托管班快乐学习与成长。
总体来说，学校提供正规的、学科化的教育，村庄公益托管班则提供素质教育。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当前，中小学教学任务和非教学任务都很重，孩子如何全面发展、如何实现素质教育，这些问题都留给了家长。但是，家庭教育在农村是缺失的。在托管班， “自上而下的教学”不是主要教育方式，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是平等互动的关系。对孩子而言，这些志愿者既是老师，也是哥哥、姐姐，是他们的 “榜样”。
大学生志愿者一般是初次支教，他们一开始并不擅长课程体系设计。这个时候，本村教师和村干部就尤为重要。他们熟悉本地的教育背景和风土人情，能够调动各类资源，能够指导大学生因地制宜地设计课程。其中，村干部主要发挥统筹作用，本地教师则充分发挥指导、管理优势，并参与到教学当中。在H村，LXX 老师就如同一根定海神针，为本村及下乡支教大学生提供课程指导，为如何结合 “书屋” 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提供指导。在J村，WGL老师是课程设计的核心，每当志愿者一头雾水、束手无策时，WGL 老师就召集大学生在一起交流，指导他们如何辅导孩子作业、如何带孩子开展各类活动。从两个村庄的实践来看，课程主要分为三类：作业辅导、阅读训练与主题活动。
一是作业辅导。农村老人学历低，缺乏相关的意识，农民家庭很难辅导和监督孩子写作业。志愿者引导孩子在一起集中做暑期作业，发挥辅导和监督作用。这是农村孩子的基本需求。
二是阅读训练。包括自主阅读、阅读分享、写作训练等。2025年12月，国务院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把助力未成年人阅读、形成良好习惯作为重点。在农村，家庭亲子阅读几乎没有可能，政府可以采取的策略就是在村级公益托管中建设 “书屋”，由志愿者引导孩子读书，缩小城乡孩子的阅读差距。上述两个村均建设了微型的 “乡村希望书屋”。这种微型书屋解决了长期以来农村孩子没有课外书、没有老师指导的问题。J 村的书屋就是从H村学来的。H村退休的 LXX 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乡村担任中学语文教师，教学经验十分丰富。在书屋，他把好的阅读方法传授给孩子们。
三是主题活动。包括棋艺、书法、电影、体育运动、安全教育、心理教育等。一般下午是集中举行主题活动的时间。2023年假期，H村志愿者组织孩子们去附近的一个文旅村落开展研学，还组织孩子去观看了一场儿童电影。在天气凉快的时候，还会组织孩子们采收板栗、协助捡拾垃圾。J 村志愿者设计了各类活动，带着孩子打乒乓球、排球、篮球，落实了托管班 “在学中玩、在玩中学” 的新理念。
总体来说，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孩子和孩子在一起学习、一起活动，过去乡村孩子们上树掏鸟、下河摸鱼，现在志愿者通过托管班为孩子找回了集体化的童年生活。经过一个假期的集体生活，志愿者和家长都反映，孩子结交了更多的朋友，不再迷恋手机。
（三）服务保障：建立可持续运行的组织基础
村庄公益托管项目是共青团引导村庄建立的，团委有持久的、政治性的动力。在基层，公益托管班主要由两类主体举办：一是学校，二是村级组织。举办托管班的村级组织越来越多。从效果来看，村级组织主导公益托管班，能够及时回应本村农民家庭的迫切需求，能够动员本村的教师、大学生，也更容易获得普通农民的支持；另外，由于村级托管班规模不大，组织集体活动的安全风险也较低。
在L县，上级团委之所以把 H 村作为公益托管的组织单位，而不是把乡村学校作为组织单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惠及偏远村庄的孩子。2022年，L县教育部门曾统一组织过一个月的暑期托管，由志愿者和在职教师参与，利用学校设施，仅收取伙食费。S 镇的乡镇小学有 2000多人，离家远的小孩很难参与，最终只有500 人参与托管。
H村和J村均为公益托管班这项公益事业建立了组织机制，吸纳村干部和本地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类似于为新农村建设成立的 “理事会”。村党支部书记是负责人，村庄一名副职干部则担任具体联络人，为托管班提供全程服务。
对这类托管而言，场地是必须的。村级组织出面，能够统筹安排，且所需费用不高。在村庄，有两类易得的场所：一是闲置的学校。过去 10 年，大量的学校撤并，留下了闲置的场地。J村就利用了撤并后的小学场地，这里有2 栋教学楼、6间教室，配备多媒体设备、空调、课桌椅，还有标准化的体育场、食堂等基础设施，为托管班提供了安全、便利的硬件条件。二是村委会的党群服务中心。H村就是利用党群服务中心，这里比较宽敞。政府十分重视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由于村干部数量少，村委会的功能室大多闲置。村级组织举办托管班，只需要按照孩子需求进行适当的改造、装饰，并不需要投入过多资源。
此外，建设书屋的费用也不高。H村的图书靠团委采购或联系城市小学捐赠。J村的图书来源则是村集体采购和返乡人才自行捐赠、出版社捐赠。
开展公益托管，村级组织需要承担必要的日常费用，团委只能为极少数村庄兜底。在Y 县，团委分配到乡镇的费用，平均一年只有1—2万元，全县只有约20万元。不过，相关费用并不高，一个月的托管费用在1万元上下。这对于村级组织来说并不是负担，因为：第一，村级有一定的集体经济收入，比如H 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有20万元，村里每年出2 万元，给孩子提供一顿免费午饭；第二，村级可以通过公益捐赠的方式筹集经济资源；第三，万一村级十分困难，村级组织可以请求上级政府或者团委支持。
村级组织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在J村很典型。J村托管班解决了孩子假期无人管的大问题，村民们把托管班当成自己家的事，几乎每一天都有村民自发送来新鲜物资。午餐时，村里动员中年妇女帮助打饭；放学时，村里的党员干部自发值守，维持秩序。
在托管班建设过程中，村级组织探索出公益项目建设的原则，避免了权责利的不对等。一是公益性原则。托管班的定位是公益性的、志愿性的活动，村级组织承担托管班水电、物资、志愿者保障等费用，确保公益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村级组织可以组建 “理事会” ，动员当地人捐赠资金及物资支持公益托管班。二是社区性原则。托管班立足本村庄，接收本村孩子，志愿者也主要是本地的，风险与责任也是内部的，村和农民用协议的方式约定 “安全责任”，实际上是基于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三是简约性原则。公益托管班并不是指标化的行政任务，也不是行政考核的内容，它建立在农民家庭的需求和村级组织的主动性基础上。
五、村庄公益项目的外生性困境及其根源
农民对村庄公益托管有很大的需求，团委有很大的动力，村庄内部有志愿资源，也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但如上文所述的典型公益项目并不多，大多数村庄公益托管项目呈现出很强的外生性困境。在接受团委分配支教大学生的村庄，村级组织对内生资源的动员也是非常缺乏的，深层次反映了地方政府治理的 “悬浮” 问题。
（一）公益项目的外生性困境
从实践经验来看，村级公益托管项目的关键资源并不是资金，而是志愿者。大学生等外部志愿者是有保障的。团委有一套成熟的动员机制，在团委号召引导下，当前各大高校都提倡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L县和Y县近年均有30个以上的村庄申请了公益托管项目，超过100名大学生志愿者下乡支教。这些志愿者均是团县委联系各个高校派下来的，流程相当成熟。
在本地志愿者方面，团委也设想，外部的志愿者和本地志愿者能够结合起来，外部公益能激活村庄内部的公益。每一个村庄都有在职和退休教师；在假期，大学生回乡的人数众多。即使团委未能分配支教大学生，有需求的村级组织都应该能够找到志愿者，为孩子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如果加上团委分配的支教大学生和本地教师等志愿者，那么村级公益托管的服务人数就会更多、服务时间会更长，托管的质量更高。
但现实情况是，村级公益托管项目的推广不及预期，农村公益项目的 “外生性” 依然很明显。除了H村，在L县的其他5个政府重点建设的村庄，在漫长的暑假，并没有本地教师或本地大学生的加入。
L县假期公益托管时间最长的村庄是 F 村。深入调查发现，这得益于 “一所大学支持一个村庄”。武汉某大学的教师长期驻村，不仅给予大量建设资金，而且提供稳定的支教大学生，为村庄公益托管提供了便利。在其他地方政府推荐的村庄，本地志愿者也是十分缺乏的，村庄的公益托管依赖外部的支教大学生。
相对于农村，城镇社区人口密集、社区干部素质较高、社区志愿者资源较多，社区干部的积极性也更大。L县一共有6个社区，其中有4个社区常态化地开展公益托管活动。如L县县城白龙井社区，2023年暑假服务时间为5周，寒假服务8天。当年，村级组织招募了9名志愿者（包括返乡大学生和在读高中生）。2024年，村级组织招募了20名志愿者。托管课程内容也比较丰富，能够全面提升孩子素质。具体包括手工艺课、传统文化、科学实验、爱国主义主题教育、书法、绘画、写作、演说、法治宣传教育等。
（二）资源动员不足与基层治理 “悬浮”
其实，这些村庄并非缺乏内生志愿者，而是基层乡镇和村级组织的动员不足。这反映出乡村建设的主体性困境，即基层治理的 “悬浮” 困境。
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往往使基层工作陷入形式主义，基层组织耗费了行政资源却难以回应群众真正的需求。例如，国家很重视农家书屋的建设，但很多农家书屋长期闲置，书籍无人看、书屋也无人管理，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村庄还要定期维护、制作阅读登记表。
基层干部普遍认识到了公益托管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基层政府更倾向于把村庄公益托管工作作为一项共青团负责的、带有公益性质的 “小事”，并不是政府的中心工作。关爱乡村留守儿童、建设村庄公益托管机制，是共青团很重视的工作，但并不是乡镇重视的工作，也不是上级考核的工作内容。不考核不问责，那么做与不做就全凭村镇干部的意愿和良心了。同时，风险与责任也是需要考量和权衡的方面。公益托管集体活动的安全问题，是基层干部最担心的。公益托管虽好，但一个 “安全” 问题，就能让基层工作止步不前。L县团县委书记分析说：“这项工作不显山、不露水，是长期的工作，领导喜欢大的项目建设。这项工作不容易考核，团县委花费精力，但经常拳头打在棉花上，深感无力。乡镇政府工作繁忙，负担过重，共青团工作只是其中一小块，书屋只是这一小块工作的一小块，而且并不是考核的工作，是乡镇政府、村委会自愿的工作。团县委只是宣传、引导和协调志愿者资源。”
据两地团县委干部介绍，即使是大学生下乡支教，由于涉及集体活动，也需要乡镇主要领导兜底风险和统筹资源。举办公益托管点位较多的乡镇往往有干部重视，但这种重视部分源于他们和团县委干部的私人关系。 “团工作全靠私人关系推动，在部门，在乡镇，不可能是中心工作，只能自己找资源。”。L 县 S 镇党委书记原来在团省委挂过职，对共青团工作有感情，他非常支持托管班，愿意为村级组织和志愿者安全问题兜底。但依靠私人情感关系，村庄公益托管的稳定和长期发展是很难的。
六、小结与启示
从社会学视角看，童年是儿童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留守是一种外部环境，对农村儿童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近10年来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使农村孩子面临全新的互联网环境，有陷入手机沉迷和“塌陷的童年”的风险，这是留守儿童和他们的家庭难以克服的。互联网越是发达，农民家庭的教育越是跟不上时代，这种“塌陷”就越是严重。互联网从机制上主导了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家庭和学校的作用日益减弱。
就如何关爱留守儿童这一问题，国家从经济、教育、心理等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村庄层面的公益托管项目就是一种重要机制。 在实践中，公益项目也遭遇了 “外生性” 困境。从农村社会内部结构来看，乡村内部并不缺乏公益资源。国家大力度发展乡村教育和建设乡村社会，在乡村内部形成了丰富的公益资源，可以服务于村庄公益项目。但是，基层治理中也存在一定的悬浮和形式主义问题，影响存量公益资源的利用。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解决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前提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一是要充分认识村级党组织在公益托管服务中的关键性作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村级组织的核心是村级党组织，党组织对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及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发挥着领导作用。关爱和保护未成年人，是党赋予共青团的重要责任。在团委支持的村庄公益项目建设过程中，党组织发挥引领作用，为统筹资源提供了条件。从上文提及的两个典型案例来看，村庄公益项目要可持续发展，核心经验是村级党组织要发挥主动性。在村级党组织中，村党支部书记是引领者，他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公益托管的成败。公益托管并不是政府考核任务，不易受政府领导重视，但却是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务。大范围的村庄公益项目建设，需要从根本上扭转基层治理的悬浮状态，建强村级党组织，找准当前农村民生的痛点难点，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作为党和政府要解决的民生实事，激励和支持村级组织担当。对积极担当的村支部，要有经济资源和公益资源的倾斜和支持。
二是要从理论和政策上总结提炼成熟的社区教育经验，包括村庄公益托管经验。保护未成年人需要从源头进行治理，具体路径就是扩大社区教育。党建引领社区服务，应该把留守儿童公益托管纳入社区民生服务视野，把破解农民家庭教育难题作为直接目标。这也契合推进“新时代希望工程”的精神。把村庄公益托管视为新时代乡村希望工程的路径，有利于扩大基层村庄公益的发展空间。各地公益托管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验，需要总结、提炼和分享。在团组织长期公益托管政策体系支持下，村级组织形成了村庄公益托管项目建设的基本机制：以村庄志愿者为基础整合村庄内外的志愿者队伍，为公益托管提供人力资源；通过丰富的课程设计吸引孩子参与，合理安排好孩子的假期时间，形成集体化的生活；提供基础性的服务保障，建立可持续运行的组织基础，保障项目稳定运行，最终把留守儿童从手机沉迷中解救出来。
原文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