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智本型商道”的理论溯源与历史情境
文 | 李国旺
一、范蠡的生平与时代背景
范蠡生活的春秋末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层面，周天子权威式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经济层面，井田制逐步瓦解，私田合法化趋势加剧，工商业从“官营垄断”向“民营崛起”转型，民营企业首次获得独立经营空间，但同时面临政治权力干预与市场波动双重风险。范蠡出身于楚国宛地三户邑，处于楚国宛地三国交界之地。他出身贫贱，博学多才，却因楚国“世卿世禄”制度严苛，非贵族不得入仕，继而深感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与宛令文种相识相知后，遂一同投奔越国，成为越王勾践的核心谋臣，辅佐勾践完成复国大业。二、范蠡“智本型商道”的形成与实践
在范蠡辅佐勾践期间，系统践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战略。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运用计然之策，“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在人口政策上，推行奖励生育政策，快速恢复人口规模；在经济战略上，通过商品贸易手段调节粮价，削弱敌国经济基础；在外交与情报领域，构建情报网络，精准掌握吴国动态，历时二十余年最终于公元前473年灭吴称霸。功成名就后，范蠡洞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规律，挂印辞官。《史记·货殖列传》明确记载范蠡归隐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辞官之后，范蠡开启了其商道实践传奇历程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浮海至齐。范蠡“适齐为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他利用齐国沿海的海盐资源与荒滩土地，经营煮盐、垦荒、养殖产业，未几便积累可观家产。齐人闻其贤，欲拜其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遂归相印，尽散其财与知友乡党，仅怀重宝悄然离去。第二阶段：迁居陶地。范蠡迁徙至“天下之中”的陶地，更号“陶朱公”，以“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为核心策略，十九年中“三致千金”，致富后“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所散之财分两次或多次给予贫困故交与疏远亲属。范蠡财富观的核心在于，财富是社会公器，其价值不在于个人占有，而在于通过共享构建社会信任，形成更为稳定的商业生态。《史记》对此评价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正是指出范蠡乐善好施的伦理品格。三、“智本型商道”的定义与本质
范蠡商道被定义为“智本型”，其核心在于以智慧为本的核心生产要素——即周期认知、战略预判、资源整合、伦理信用等智慧型复杂劳动，而非依赖土地、货币等传统物质资本。智本创新论认为，智本是“以智慧为根本的倍加的复杂劳动”，其本质是“对智慧资本的运营”，通过激活分散的物质与精神资源，为社会创造新价值。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智本型经济”是以智慧为主导的组合创新型经济，通过知识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进而通过科技创新与资本创新结合实现资源创新，从而实现高效率、高效用、高效益的价值创造模式。范蠡的商道正是古代智本驱动的典型实践：他将道家“道法自然”、兵家“庙算”与儒家“义利”思想系统融合，形成了“道为体、智为核、仁为魂、术为用”的完整体系，实现了对中国古代商业智慧的集大成。本文摘自《范蠡商道及其对当代中国经济治理的启示》，全文见《中国经济报告》202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