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文化研究的想象力——评罗靓《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世界的白蛇》

文 | 许金晶

对于国内读者而言，罗靓可能是一个些许陌生的名字，然而早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在美国学界深耕多年的她，早已是世界知名的比较文学、中国研究和文化研究学者。幸运的是，罗靓的两部英文学术代表作，均得以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里推出了简体中文版，它们分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以田汉为中心的考察》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的白蛇：经典传说的百年流变与跨界重塑》。这两部分别以田汉和白蛇传说流变为中心展开的文化研究论著，在学术视野的开阔性、研究方法的多元性等方面，相信定能给国内相关研究者和读者，带来诸多启迪。

《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以田汉为中心的考察》及英文版The Avant-Garde and the Popular in Modern China

《世界的白蛇》及英文版The Global White Snake

细读罗靓的这两部作品，给笔者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在于她一以贯之地践行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经典作品《社会学的想象力》当中倡导的研究方法论，即始终将研究者的个人经历与生命体验融入到自己的研究与书写当中。《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和《世界的白蛇》的学术贡献与内容特色，具备众多向度。在有限的篇幅里，笔者就以“文化研究的想象力”为题，来谈谈这两部作品里，个人生命体验之学术想象力的巨大贡献，不当之处，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罗靓两部作品里的学术想象力，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始终对自身文化进行人类学式观照，“知情人”与“研究者”的双重角色，同时存在于文化的内外。无论是田汉这个人物，还是白蛇传说的百年流变与重塑，都具备浓厚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属性。正基于此，罗靓自身从巴蜀小城到首都北京、再从北京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生活的诸多经历，为她深刻理解与共情上述研究对象，提供了天然的生命体验基础。在《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一书的前言当中，罗靓就坦言，书中对田汉在东京时经历的书写，融入了自己在美国求学生活经历的个人生命体验，而田汉更早期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经历，也自然跟罗靓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读书经历进行比较与相融。换句话来说，类似的师范院校读书和外国留学的经历，为罗靓跟研究对象田汉穿越时空的连接与对话，创造了基础与可能。好的文化研究，对研究对象既非俯视、亦非仰视，而理应采取平视的态度，这种基于平视的“主体间性”，在《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田汉

罗靓早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就跟当时北京的留学生圈子有广泛交往，这样的经历，启发了作者把政治关注带入学术研究之中。而这种政治与文化的交融式关注，是理解田汉这位左翼文化的领导者和代表性创作者的关键良钥。

个人生命体验，不只体现在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平等化“主体间性”创造必备基础上，同样体现在研究议题与个人生活的紧密互动上。从基于作者博士论文的《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到《世界的白蛇》，这两部研究作品之间的渊源，同样跟罗靓与田汉之间隔空对话的迭进与深入密切相关。《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的最后一章，就是研究田汉在1950年代定稿的京剧《白蛇传》，而正是对田汉版本《白蛇传》的深入研究，让作者对白蛇传说的百年流变与重塑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催生了《世界的白蛇》一书的研究与书写。当然，在《世界的白蛇》的字里行间，罗靓对白蛇与青蛇人物形象与故事的百年流变的考察，自始至终都跟自己作为独立知识女性，从小城到北京、再到美国的生命境遇与身份认同密切关联。对白蛇传说各个改编版本的几乎每一个创作者的考察中，罗靓都能以自身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心路历程，去尽可能地体验和共情创作者们的生命履历与心路历程。这样的学术自觉，让《世界的白蛇》里的文艺作品分析，不会仅仅停留在作品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而会始终引入创作者的个人生命史的线索，考察创作者生命体验、作品呈现文本跟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环境之间的丰富互动与关联。《世界的白蛇》里这种丰富和多元的研究维度，显然也是跟罗靓自身丰富的跨国度、跨地域、跨文化的生命履历紧密关联的。这种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文化研究想象力，本身也是其学术研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应有之义。

罗靓的这两部作品，涉及对田汉创作和白蛇传说改编的大量文艺作品的解读与分析。这些解读与分析，很多时候并不是简单基于作品的剧本和文本的，而是充分基于罗靓现场的看戏、观影体验展开。正是由于罗靓坚持现场式的观看，她才能捕捉到作品的文本之外、现场演出中更多丰富的视觉元素与即兴互动。如英文话剧《白蛇》演出时的丝质幕布，上有墨竹并书有“白蛇”二字，体现出美国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相应重构；又如罗靓在观看歌剧《白蛇夫人》时，能深刻共情自幼生长于新加坡殖民时期的中国传统家庭的词作者林晓英在作品中投射的文化认同诉求。林晓英坦言自己作为“一名女性、一个黄皮肤的少数民族、一个彻彻底底的外来者”，从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抽离出来时，必须努力奋斗才能在新环境中生存并取得成功，这显然能跟在美国学界打拼多年、以获取主流学术地位的罗靓，构成显著意义上的共情。

芭蕾舞剧《白蛇传》剧照

在罗靓两部作品融作品文本细读、作者个人生命史之共情与现场即兴观看体验于一体的书写当中，她充分体现出对时间序列与空间场域的双重敏感性。

之于时间序列，罗靓在《世界的白蛇》中，敏锐地发现了1953年之于白蛇传说改编的重要性——美国歌剧《白蛇夫人》的曲作者周龙和词作者林晓英都出生于1953年，一个在中国，一个在新加坡；这一年也是中国的蛇年；跟白蛇传说相关的日本电影《雨月物语》和《东京物语》在这一年在世界舞台引起关注；田汉改编的京剧剧本《白蛇传》也诞生于1953年，开启了当代流行文化中白蛇传说的重塑。以时间节点横切片观察历史文化现象的方法，在今天的海内外学术界和文艺界，都已经屡见不鲜，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和央视出品的经典历史正剧《大明王朝1566》，均是践行这一问题意识的代表性作品。而需要说明的是，发现1953年之于白蛇传说改编重要性这一问题意识的源头，显然一方面要熟稔中国传统文化（十二生肖中的蛇年），另一方面需要既熟悉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改编作品，也能对这些作品进行比较分析的自然观察意识。前者来自罗靓的中国成长经历，后者来自罗靓长期浸淫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学术背景，即均跟作者个人的生命履历密切关联。

不止如此，罗靓还发现周龙跟陈其钢、谭盾等世界知名的中国作曲家一样，都来自赫赫有名的中央音乐学院1978级。这种之于1978年这一特殊年级身份的敏感与学术自觉，显然也来自每一位亲历改革开放并在其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学人之于当代中国变革史的自然敏感与认同。

之于空间场域，罗靓在研究书写中，对于研究对象所在的城市、空间、方位，一直体现出一种高度的敏感性。以《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当中对田汉留学日本东京时期的生活书写为例，罗靓敏锐地将笔触，放置在田汉和当时东京市民的日常交通工具电车身上。在她看来，成为田汉六年东京生活（1916—1922年）所写文字中“常客”的电车，正是初步成为东亚和世界中心城市的东京之现代性的有力象征。不止如此，电车还代表着交换与转折，象征着流动性，一如思想的自由交汇。而在田汉的上海生活期间，如同茅盾1933年问世的名著《子夜》里对上海充斥着“光、热、力”的世界主义经验的描摹一般，“光”这一中心意象，在罗靓的笔下，从东京继续跟随田汉来到上海，变身为马路上“血也似的红灯”和摄影场里的“炭精灯”，前者指向上海的警察政治，后者指向上海的新兴电影工业。罗靓之于城市、空间、方位以及遍布城市之中的现代性意象的敏感性，跟她多次面临现代性迭进与跨文化转型的生命履历，以及长期的文化研究训练赋予的对空间与意象的敏锐学术自觉，同样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