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会接受到他人的恩惠、馈赠或帮助。通常，我们会因此心存感激，进而去感谢或者报答对方。中国文化向来重视受助者的行为规范，讲究“知恩图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来而不往，非礼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等等。而在心理学看来，感恩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一种能给人带来心理和生理益处的积极情绪。
最近，一项涵盖数十个国家的大型研究表明，“感激”这种情绪也是可以练出来的。而且通过对一万多名参与者开展对照试验，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数据结果总体显示，感恩教育可以显著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2026年5月10日，在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第二实验幼儿园“童心感恩母爱”母亲节活动上，小朋友和打扮成“三十年后的妈妈”相拥而泣。新华社发（陈彬摄）
中国和挪威比较例外
具体而言，研究主要测量了六个结果变量，包括积极情绪、乐观、生活满意度、负面情绪、嫉妒和亏欠感。包括中国在内，纳入分析的三十多个国家跨越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等不同地域。最终还获得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相关研究2026年5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为人们理解“感激之情”和“感激训练”提供了新的证据。
“综合各种结果，感恩训练的效果在墨西哥和加拿大那样的地方是最明显的，而在挪威和中国这些地方则微乎其微。”开展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尼古拉斯·科尔斯（Nicholas Coles）告诉南方周末，感激训练的效果在不同国家差异巨大，所以感恩并不总是有效的，它的心理回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背景。
而最新研究采用了多种感激训练的方式来对人们进行感恩教育，比如，列出自己心存感激的事项；通过写感谢信或发感谢消息等方式，向感激的人或超自然力量表达感激；或在内心深处对感激之事进行冥想。作为对照的干预方式，一部分参与者不用接受感恩教育，只需随便写下自己近期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按照研究设想，如果这样的感激训练有用，那么研究所测量的六个变量中，积极情绪、乐观、生活满意度等积极指标应该是会提高的，而负面情绪、嫉妒和亏欠感等消极指标应该会有所降低，或者至少不会提高。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研究设计，是因为现代情绪心理学已积累大量证据，证明感恩之心除了具有社会和道德功能之外，还能明显改善人们的心理情绪。例如，有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达感激的人，通常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同时焦虑和抑郁的情况较少。为了弄清其中的因果关系，“感激训练”的研究范式应运而生。
简单来说，这种干预方式就像测试新药那样，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把人们随机分配到“感激”组和对照控制组，进而检验这种严格控制条件下的感激训练能否改善心理健康、提升幸福感。通过这种方式，心理学中一些经典研究的确证实了感激训练的积极效果。
美国超市货架上随处可见的感恩日记本。于宏波摄
剖析这些干预方式不难发现，诸如“列出感激事项”“坚持写感恩日记”等训练方式，其实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我还缺少什么”转移到了“我已经拥有什么”；而直接向某人或者某种超自然力量表达感激的训练方式，则相当于提醒人们感激的来源，即现在有一条值得关注和培养的人际关系纽带。此前，尽管这些方式都已被证明有效，但由于研究通常只在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中进行，且只检测单一训练方式的效果，很多备受关注的实操层面的问题难以解答。
比如对个人而言，什么样的感激训练方式最能提升幸福感并改善心理健康？有无易操作、疗程短、见效快的干预方式？能否像体育锻炼那样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自己的感恩能力？正是为了进一步回答这些更细致的问题，最新研究一次性纳入了更多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实验对象，也包含了更多感激干预措施。最终果然有了惊人发现，这类感恩教育的短期干预措施虽然总体有效，但效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大相径庭。
感激的连锁反应
从具体结果看，相比接受对照控制干预的参与者，接受感激训练后的人报告了更多的积极情绪，更乐观，也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同时，负面情绪和嫉妒情况也明显降低，但亏欠感则有所上升。比较而言，感激训练最强、最稳定的效果体现在对积极情绪的提升上，而对生活满意度等更长期、更复杂的心理状态则效果较弱。
这说明，短短十几分钟的训练任务，虽然无法彻底改变生活里的种种艰辛困苦，但把思绪集中在曾令人感激的人或事上，至少可以让人感到片刻的温暖与平和。
除此之外，研究在对比不同干预效果后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感激训练方式都有相似的效果。整体而言，直接通过写信或短信来向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者超自然力量表达感激的效果最强，简单列出感激事项效果最弱。
这或许是因为只在自己的头脑中回顾过去令人感激的事件，仅仅调动了某种记忆活动，而有针对性地表达出感激之情，则使人们必须更多地考虑自己和帮助自己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如何有效沟通。这不仅要求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和体悟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意义，对施助者的意义，还包括未来双方关系的期许和承诺。因此，这些发现对理解感激训练背后的心理机制很有意义。
不过，相比之下，这项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感激训练效果因文化背景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可以说，感激训练效果高度依赖文化，具体效果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尼古拉斯·科尔斯博士介绍，这意味着在哪个国家或文化中开展感激训练，甚至比采用哪种训练方式更重要。
他坦言，最新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确定如何选取采样的国家和地区，从而能最广泛地涵盖当今的全球文化。为此，研究采取了一种定量化的遴选方式，确保所选取的国家和地区在多个文化指标上表现出最大的差异性。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感恩教育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效果差异如此之大呢？最新研究其实探索性地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在那些社会规范更严格、条条框框更多的文化里，感激训练对积极情绪、乐观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果较弱。
换言之，某些形式的感激训练在墨西哥、加拿大等地效果好，可能是因为它们更契合当地某种文化和精神，因而在那种文化里让人感到更自然，而在挪威、中国等另一类文化背景中则显得有些刻意，让人感到尴尬或完全没有必要。
这说明，要想全面理解感激训练的效果，必须考虑到个体如何在所处社会和文化的规范内调整自己的欲求和价值。在这一点上，研究中发现的亏欠感这个反常指标和中国人的特别案例最能说明问题。
中国人的人情债
虽然研究总体上发现，感激训练能改善积极的心理指标，降低消极的指标，但与研究预期相反的是，这些关于感恩的干预措施整体上增加了人们的亏欠感，提升了这一消极指标，而且在不同国家之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表面看，这似乎是感激训练的一个副作用，但仔细分析会发现，亏欠感的深层心理和文化意涵在不同国家有很大差异。
仅从语言层面看，亏欠感一词在英文中采用的是indebtedness这一表达。该词中有“债务”“欠债”这个词根（debt），在某些特定语境中也的确有类似中文里“欠人情”的意涵，但在日常生活中，indebted主要用作感激、感恩的同义词，属中性词。而在中文里，“亏欠感”和“欠人情”几乎总是带有负面情感内涵，至少表达了某种必须要还债的压力感。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考虑的是不完全相同的心理活动。
从更深层来看，在亏欠感背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接受馈赠、礼物和帮助时，心理反应也可能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的。感激之情不仅涉及自己得到的关爱和益处，同时也意味着他人的付出甚至牺牲。因此，感激训练或者其他感恩教育在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人的善意时，不可避免地也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人的付出，提醒我们一直都处于和他人的某种联系之中。
在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里，这种受助者与施助者之间的道德纽带，往往很自然地以各种“报恩”的形式再现。受帮助或接受馈赠的一方，并不总是单纯地感受到温暖。在被关心的积极情绪，以及纯粹的感激之外，可能同时会感到内疚或不好意思，也可能会因为想到将来不得不偿还这个人情而倍感压力，特别是当提供帮助的人明显有某种期许附加在所提供的帮助上时。
中国人或多或少都体会过“请客送礼”这种形式，其中“将来请替我办事”这种附加条件往往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礼物的流动”或人情债的交叠，是把小共同体中的人们维系到一起的重要情感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高晓雪和周晓林教授团队开展的一项关于中国人负债感的研究，对此有更清晰的解释。该研究采用计算模型和脑成像的方法，通过请上千名参与者回忆并写下自己真实的受助经历，尝试厘清受助者的复杂心理活动。借助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这项分析最终揭示出受助者心理的两个独立主题：一个是“感激，内疚，觉得对不起别人”，另一个则是“压力，负担，必须偿还”。相关研究于2024年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在这个描述性结果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通过实验和计算模型，把缠绕在受助者身上的一些心理过程分解开。结果显示，心怀感激之情的人们的回报行为，包含着自利、感激以及义务压力等性质不同的考量。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特别在意帮助者将来是否“有求于我”的人，在回报时也更多地考虑义务感，抱持一种“还清债务，两不相欠”的态度。脑成像结果则进一步显示，大脑会区分真正的善意和有条件的利益交换这两类社会信息。
这项研究对我们理解感激训练也有重要的启示：一项好的感激训练，关键并不在于让人“多多感激”，而应该帮助人看见善意，对不同类型的帮助和馈赠做出更好的辨别。
最新研究超越中国人的范围，在更广阔的世界样本中发现了这种亏欠感的文化差异，让我们看到了感激之情更为复杂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考察的，只是短时、一次性的感激训练，而不是“细水长流”式的感恩习惯，也不是某些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感激仪式，如美国的感恩节。因此，更准确地说，最新研究只是证明了，一次性的感激训练可以改善即时的情绪状态，但其效果取决于训练的内容和方式，以及接受者的文化背景。
对公众而言，或许可以考虑翻开通讯录，找到一位感激的人，给他或她发一条信息，来表达你的感激之情。这可能不会极大地改变你对生活的看法，但也许能暂时改善你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