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里的朱自清雕像。视觉中国 图
1920年，朱自清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在江浙沪的中学教了五年书后，1925年夏，28岁的他经老师胡适和好友俞平伯推荐，被聘为清华国文教授。而他之所以会成为清华教授，是因为那时的他已经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和散文家。
但是，他虽有文名，在清华却不能安之若素，因为大学里讲究的是学术研究的成绩，而不是文学创作的名气。对此他也深以为然。所以，虽然他已经写出了很多诗文佳作，尤其是散文，更是独树一帜，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绿》等佳作，到清华后又写了《背影》《荷塘月色》等散文名作，但却始终对自己能否在学术上取得与之教授身份相匹配的建树焦虑不已。
1931年夏天，因在清华任教满五年，33岁的他利用休一年学术假的机会赴英游学，准备好好提高一下自己的学术水平。到伦敦后，他深为自己“英语不济事”感到羞愧，于是他开始苦学英语，同时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准备从历史，到宗教、神话、文学，系统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以图不虚此行。当然，在此期间，作为一个新伦敦人，他也沉浸式体验伦敦摩登的生活，他坐着地铁去看戏，听音乐会，看电影，听课，买书，逛博物馆，跳探戈舞，学狐步舞和华尔兹，打桥牌。可是，这些都不能使其忘却自己的教授身份。
1931年12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两天夜里做了一些奇怪的梦。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在另一个梦里我遭到了枪击，两颗子弹没打中我，但第三颗击中了我。我感到一阵痉挛，并想在死以前把自己的心神集中一下，但却醒过来了。”其实，这两个梦是同一个梦，那就是对自己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不足的焦虑。因为到伦敦后，他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语，还是学术的视野，其实距自己的想象也好，教授的身份也好，都有很大的差距，他因此而焦虑不已。所以，很快，一个月后，他在193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又记载了自己的一个焦虑梦：“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
但若以为，朱自清回国后就可以重新回到坐井观天的状态，可以自以为是而不再焦虑，那就错了。这种对自己的外语和学术能力的焦虑几乎伴随他的教授生涯始终。1935年1月17日的日记记录了一件趣事，他因前一晚与朋友浦江清等“开怀畅饮，不觉酩酊大醉”，这天，“浦告以昨晚我醉后大讲英语和日语，这大概是自卑感的表现”。直到1947年，他已经五十岁，还在10月27日的日记里谈到读曹未风翻译的《哈姆雷特》比朱生豪的译本好，并且提醒自己“应读英日文原著，否则两种外文将生疏矣”。
而1936年3月19日的日记中他又记录了自己的焦虑梦：“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而此时他已经是清华中文系的主任和“顶级核心期刊”《清华学报》的主编，如果这样的身份放在今日，可能早就有“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了，但是朱自清偏没有产生这种学术自大和学术自信。1938年，已经41岁的他，在11月1日的日记里，依然表达着自己的焦虑：“为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教授，得进修古典文学，背诵著名古诗并阅读近期各种社会学刊物上的文章。”
朱自清的这种焦虑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同样也体现在他对教学的认真上，他经常因为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教学工作而产生焦虑。1933年6月12日，他和同事参加了研究生萧涤非的毕业论文答辩，因为自己的观点被萧批评而羞愧不已：“下午考萧涤非，余问汉武立乐府事，为所驳，甚惭，萧得超等。”1934年1月6日，他又因学生讽刺他而再次羞愧难当：“改文，叶衍鑫一文讽余甚苦，感情颇激动，一面自恨学力太差，不知在此站得稳否。”
而正是在这种持久不息的学术焦虑之下，朱自清努力在古典文学等领域刻苦钻研，取得了诸多学术成就。他在古典诗歌研究方面的《诗言志辩》、对新文学的研究、对中国歌谣的研究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如他的学生王瑶就认为，他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可以说是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先驱者的足迹》，见《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
1930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视觉中国 图
其实，那个时代的学人，都有类似的学术焦虑。即以朱自清的好友和同事俞平伯而言，他也同样为自己的学术不够精进而焦虑。他曾对周作人感慨，自己只是“胡写”了一本《红楼梦辨》就被人认为是小说研究的“专家”，还在燕京大学开设中国小说方面的课程，觉得多少有点“哀哉”。其实，说到底，“朱自清焦虑”的核心就是学者为自己是不是可以在学术研究上有所进步，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职业，而产生的学术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也可看成是中国传统士人的那种“忧道不忧贫”的精神在他们这代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具体表现。
现在的大学老师们同样焦虑，但更多焦虑的却是能不能发表文章，能不能拿到课题，能不能搞到各种经费，虽然一样是焦虑，可焦虑的重点却有了很大的差别。
但是，这也不能完全怪老师们，尤其是青年教师，因为非升即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不得不把论文和课题挂在嘴边。但是，这些年很多大学在把课题和论文作为青年教师的量化考核指标，让他们变成“青焦”之后，也将其作为副教授和教授的考核指标，考核不及格的或“非升即走”，或“非升即降”，甚至剥夺教学资格，将其转岗或打入资料室之类的“冷宫”，因此，接下来，可能继“青焦”现象之后，马上又要诞生“中焦”和“老焦”了。因为，当大学把论文和课题以及获取经费的多少作为老师考核的主要指标时，大学的教育也好、科研也好，老师们的价值取向也好，都不得不随之改变，为了保住饭碗，只能趋利避害，围绕着“量化学术”的指挥棒来转了。
有时想想，如果以此逻辑来考核大学里的行政人员，那么，那些聘期内未能升职的人，比如副科不能升职为正科，副处不能升职为正处，院长不能升职为副校长，副校长不能升职为校长，那这些人是不是也都要“非升即走”呢？
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大学进步很大，论文的发表数量、专著的出版数量，还有从“院士”到“长江”到各种“计划”之类的人才更是车载斗量，但是这些短时间内急剧增加的各种“人才”、爆炸性的成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的进步，并对世界的科学和人文的昌明作出了真实的贡献，同时这种进步到底是不是真的进步，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却令人深思。
不可否认，与过去相比，当代的学术生产和评价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重新思考“朱自清焦虑”，依然有其价值。
（文中所引朱自清日记见《朱自清全集》第9、10卷“日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为行文方便计，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