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因为给冯小刚站台，说了一句请北京人“走个面儿”的话，而遭到舆论的密集批判。
话说出来了，就得让公众评判，就得接受公众的批评，这很正常。
不过，韩红“不当言论”的危害程度，与其所受炮轰的密集程度相比，不是太成比例。
这是舆论场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罪大恶极的人很可能被舆论轻轻放过，一言不当的人则可能被舆论咬住不放。与法庭量刑不同，舆论“量刑”是情绪化的，没标准的，飘忽不定的。
就在韩红含泪道歉之后，依然还没被放过之时，我看到两个“新闻”——
6月29日消息，原桂林市委书记周家斌受贿合计1.98 亿余元，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6月30日消息，原河南政法委书记刘满仓在职及退休后，累计收受财物折合1.46 亿余元，因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纪律上讲，周家斌和刘满仓都可谓罪大恶极，二人一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但是跟韩红持续被口诛笔伐相比，这哥俩儿可以说根本没获得舆论关注。
有一些网民在他们获刑的消息下骂他们，但没骂出“新意”，也没获得其他网友共鸣，也就没有产生舆论。
为什么亿万网民盯着“失口”的韩红死死不放、念念不忘，而对罪大恶极的周刘二位贪官轻轻放过、懒费口舌呢？
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韩红说话“不着调”，“具体地”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觉得被绑架了。感情这东西，可以无限拔高。周刘二位，虽然都贪腐上亿，但大家并不觉得钱是从自己口袋被偷走的，巨额数字就显得有些“抽象”，公众没有“切身之痛”。
第二：批判韩红没有门槛。韩红的言行容易理解，也就容易评判，谁都能说上几句，踩上一脚，并能讲出一个让人“秒懂”的故事。贪官腐败都在暗室之中，新闻稿里也缺乏细节，公众很难想象和理解自己见不到的事情，难以讲出一个让人“秒懂”的故事，所以评论起来很难下嘴，容易沦为口号式批判，很乏味。
第三：韩红十年前就已经退役，现在的身份是艺人，跟冯小刚站一起，更强化了她身在娱乐界。艺人向市场讨饭吃，批判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风险，骂得狠一些，甚至骂错了也无所谓，相当于没有边界。骂周刘那样的贪官呢，稍微深入一些就会遇到“尺度”难以拿捏的困难。
第四：艺人在舆论面前几乎没有招架之力，舆论很容易让他们陷入人设崩塌的境地。批判导致韩红人设崩塌，甚至影响到冯小刚电影的票房，会让人有参与大事件的感觉，会让批判者获得成就感和即时满足感。批判周刘之流，难免会涉及到制度建设话题、系统性话题，不仅沉重而且“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批判难以产生成就感，投入产出比不划算。
第五：批判韩红进而看着韩红在自己参与的批判中塌房，会产生一种对他人命运的“掌控感”，这类似在行使权力。而贪官在被审判之前就已经是“死老虎”了，网民批评他们时，不会产生行使权力的感觉。
第六：无论韩红还是冯小刚，都是知名人士，每个人都觉得“熟悉”和“认识”他俩。贪官虽然危害巨大，但遥远而陌生。熟人的事儿，小事儿也是大事儿，陌生人的事儿，大事儿也是小事儿。小事儿有啥好聊的。
第七：韩红们提供了“代偿效应”。一些人苛刻韩红，有点像是借题发挥。很多事儿看不惯也不方便骂，或者骂了也不管用，但是骂一下说错话的韩红，马上就能收获道德优越感并且“实现正义”。既然如此，多骂几句好像就赚了。
实事求是地说，韩红常年做公益，可谓积德行善。也正因此，胡锡进最近就连续为韩红帮腔，说很多人用圣人标准苛求韩红。老胡忘了，君子易毁，小人难责，坏人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好人则向来被苛刻审视。
口诛笔伐，舆论流量，从来不是“按危害大小”分配的。毕竟，参与舆论，有门槛高低、成本几何、是否危险、收益多少和成就感有无等一系列问题。表面不可理喻，实则却很“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