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场 | 张元珂：新时代乡土叙事新观察

      我们栏目已经有好几篇讨论乡土文学的文章，乡土文学的确值得我们反复讨论。费孝通写于1948年的《乡土中国》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一直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尽管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费孝通的这本著作对乡土中国的描述仍然没有过时，这也足见中国乡土文化传统何其强大。张元珂在文中便引用了费孝通的观点：“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张元珂更将费孝通的观点延展开来，认为费孝通关于乡土性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城市广大社区、街道及其周边区域”，并提出“都市乡土”的概念，大大拓展了乡土文学的空间。张元珂的文章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见解，比如关于从悲情批判到温暖乡土的美学转向，关于国家文学的创作定位，关于大地伦理重建的价值格局，等等，这些都实实在在是一位身处文学现场的文学批评家的“新观察”！

——贺绍俊

新时代乡土叙事新观察

 张元珂

　　  从周作人的“乡土艺术”，到鲁迅定义的“乡土文学”，乡土作为一种情感载体、观察视野或创作方法，早已成为“乡土中国”文化基因及其文学表述的核心构成。一代代作家在与乡土的深度接触、真诚拥抱与理性审视中，不断修正对故乡形象与大地伦理的认知，进而奠定了乡土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乡土小说的地位与成就尤为显赫。何谓“乡土小说”？按照丁帆的界定，它应具备“三画四彩”：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①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这种以“三画”为艺术内核、以“四彩”为美学基调的乡土小说，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成就。那么，在新时代，新乡土小说及其影视改编究竟呈现出哪些新质与新貌？它与“中国故事”的互源互构在何种维度上彰显重大价值与意义？它的未来发展有何可能性？ 

一  美丽乡村与“温暖乡土” 

      根据李娟散文改编的8集电视短剧《我的阿勒泰》与根据赵德发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改编的36集电视连续剧《生万物》，分别于2024年和2025年登陆中央电视台热播并引发广泛讨论，无疑是近两年来中国文艺领域热度最高、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这两部剧同属乡土题材，皆是文学影视化成功实践的代表作。若仅从创意表达与破圈传播的效果来看，其影响力已远超原著，俨然成为引领新时代新乡土叙事的艺术先锋。 

      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自2010年出版以来，就一直深受读者喜爱。豆瓣读书评分8.5以上，最高分（五星）占比41%以上。各种版本评分及各层次评价见下表：

2024年，《我的阿勒泰》（导演：滕丛丛，编剧：滕丛丛、彭奕宁）将非虚构散文转化为影视叙事，以留白镜头与抒情节奏，还原李娟笔下的绿草如茵、山河斑斓、生活点滴、牧区的人与事，实现文学语言到视觉美学的生动转译。它传递的边疆乡土情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巨大影响力均为近年来所少见。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的阿勒泰》 豆瓣评分8.9，共有360068人参与评价，短评142910条，评论957篇，其中五星占比近60%，足见这部剧在观众心目中的分量。剧情片从李文秀笨拙的融入与真切的困境谈起，巧妙平衡了对游牧生活的浪漫想象与现实质感。剧中不仅展现了雪山、蓝天、河流、草场、森林、牧场、毡房等阿勒泰的自然风光（视觉效果令人惊艳），以及摔跤、赛马、射箭、叼羊比赛、沃尔铁克舞等民俗文化，还讲述了一系列足以打动人心的边疆人物故事。从城市失意到草原扎根成长的李文秀，与哈萨克族少年巴太之间逐渐萌生的情感纯粹而美好；独立豁达的母亲张凤侠用行动诠释了女性不被定义的力量；老猎人苏力坦在禁猎问题上的内心挣扎，以及托肯对改嫁自由的执着追求……这些都是带着浓郁边疆风情的生动故事。阿勒泰的游牧生活在粗粝中浸透着温情，独特的民俗风情里饱含着边疆特有的生命内涵，由边疆大地、民族风情与牧民生活共同勾勒的少数民族乡土和谐图景，再次让广大观众深深沉浸其中。 

      构建温暖治愈的“新乡土”，打造和谐共生的“田园梦”，同时融入国家民族层面的新主流话语，显然构成了此类热播剧的核心特质。通过生动讲述阿勒泰各民族群众（尤其是牧民）的日常故事，原生态再现该地区特有的民族风情，自然构成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共同体美学”的文艺实践；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保护思想以及由此催生的生态文学书写，也在这部剧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剧中，高晓亮被发财梦驱使，为采木耳而完全不顾树木死活，又为挖掘贩卖虫草，不惜与张凤侠及其女儿李文秀激烈对峙。作为追逐利益的典型代表，他与张凤侠产生尖锐冲突，正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应当如何相处的生态命题。 

《生万物》（导演：刘家成，编剧：王贺）则是基于历史完成的一次影像艺术改编。这部剧目前豆瓣评分在7.2分以上，因其2025年的热播与破圈，也再次引发了读者对原著的阅读与重评②。这部剧改编自赵德发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第一卷（共七章），人物形象与核心情节基本延续原著脉络。电视剧以绣绣结婚当日突遭土匪劫走作为切入点，集中展现了以天牛庙为代表的鲁南农村世界里，欺凌与灾难的频繁上演及其深重程度。此后，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军北伐、共产党领导的农会运动、全民抗战、解放区土改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接续发生，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走向与道路选择。从原著到剧版，这些内容被进行了趋于背景化或直接情节化的改编。从剧版的背景处理和情节改编来看，该时期尖锐而残酷的阶级斗争与流血事件被大大弱化，转而突出全民抗战的背景意义，并将主要人物及其关系统一于战线旗帜之下，从而对人物的举动与结局作了大幅度改动。如此一来，大地主宁学祥捐出土地并与女婿大脚及村民们一同烧毁粮食，费文典投身抗日并牺牲，宁可金加入八路军并率领队伍解放天牛庙，封腻味投靠伪军后被击毙，大脚等天牛庙村民自发开展抗日行动，这些情节在剧情演进逻辑上便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这种改动恰是为主旋律叙事中为人熟知的团结一切力量投身抗战、偿付家仇国恨的宏大叙事模式服务的。2025年恰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因此，这种改编与这一背景相互关联。从对温暖现实主义风格的追求，到对主旋律的大力弘扬，再到统一于全民抗战、家国叙事的宏大主题设定，鲜明彰显出导演和编剧面向“新时代”的改编趋向，让原本在剧情上属于历史范畴的人物关系及主题，经由改编后蜕变为一部带有鲜明新时代气息的热播大剧。 

《我的阿勒泰》《生万物》作为两部热播剧，从原著到影像的转化过程本身就是典型的文艺再创作，也均为新乡土叙事的优秀代表作。它们为新时代文艺如何推进乡土艺术的当代转换，如何讲述最前沿或最本土的发生于大地上的“中国故事”，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在今天乃至可预见的未来，消解沉重、融化冰冷、宣扬温情、激发信仰，无疑是新时代影视改编的核心基调之一。如今，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文艺与旅游、乡村建设密切融合，真正实现了“三位一体”大发展的强劲势头。这也再次证明，影视剧所构建的情感记忆，更易引发观众的共情，也更能助力乡土文化跳出文字的桎梏，转化为可感知、可流传的当代故事。 

二  “主题写作”与“国家文学” 

      新时代与新乡土的互为关联以及由此所生成的全新的“新乡土小说”，集中出现于自上而下发起的“主题写作”。正如20世纪50至70年代以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浩然《艳阳天》《金光大道》为代表的作家作品，本质上都是为阐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而诞生的一样，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等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也始终是决定并推动新时代“新乡土小说”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这种写作在本质上属于“国家文学”范畴，即通过文学参与国家战略，阐释并呈现民族国家形象及其时代气象的意识形态再造实践。毫无疑问，聚焦于讲述乡村巨变与崭新形象的“中国故事”，始终居于新时代文学的核心位置。这类创作自上而下，紧贴时政，紧扣主题，能够快速将国家层面的宏大战略具象化，这是其最显著的创作特征。无论对这种写作新潮的创作成就与开拓贡献给予多么热烈的礼赞，还是对其弊端——诸如文学性薄弱、人物形象模式化、主题表达概念化等——提出多么严厉的批评，它在事实上都已成为新时代文学中最具标志性的一脉。 

这种“主题写作”的内在特质及其作为“国家文学”的意义，究竟在何种维度上彰显了其主体地位？不妨以刘庆邦的长篇小说《花灯调》与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为例③，对此展开进一步探讨。 

无论旧时代的乡村或乡土世界，还是新时代的“新乡土”“新农村”，都是一个各种观念、关系和矛盾的纽结地。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以往“乡土小说”或农村题材小说中会屡屡呈现出这样一种主导性的修辞景观，即从乡村伦理、宗族纷争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入题出发，建构种种复杂关系，继而达成对于农村世界乃至“乡土中国”的勘验、认知和表现。但在《花灯调》中，刘庆邦好像有意绕开这一传统，而主动采用一种纯化策略，即有意避开或弱化乡村内部世界里的种种尖锐矛盾与冲突，“偏重以外在视角观照、认知和评判山乡生活的时代变迁”④。他更多以驻村第一书记向家明的主动作为、各级政府在政策、财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持等各种外部视角、关系及力量为核心依托或动力机制，从而一步步达成对于扶贫干部形象的塑造和种种新关系的建构，以及对预定脱贫主题的集中表达。这种侧重以高远村外部力量及关系为着力点推进叙事、建构关系、生成主题的修辞实践，恰好与国家层面上自上而下发起的脱贫攻坚运动，形成了一种互为参照、彼此阐释的颇有意味的“间性关系”。 

乔叶的《宝水》以女主人公地青萍返乡疗愈情感创伤为缘起，逐步铺展她融入乡村、与“宝水”村民合力发展旅游业的创业故事。与同时代同类创作相比，这部长篇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返乡”与“精神疗愈”构成小说的核心层面。作品并置两条线索、两个故事与两种生活：提前退休的“我”初至宝水村，初衷并非扶贫，而是借乡村环境疗愈长期失眠；但“我”发现出生地福田庄与宝水村的深层关联后，触发了精神与心理层面的返乡。因此，小说的核心叙事与主题聚焦于“返乡”与“精神回归”。其二，实现“小我”与“大我”的双重表达。失眠症可视为城市文明的伴生问题之一，“我”从城市来到乡村，暗含以乡村为依托反思并修正城市文明弊端的意涵。而“我”的疗愈契机，始于朋友老原邀请照看民宿，继而因两村形貌气质的相似性加深联结，最终在长期扎根中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等国家宏大叙事自然相遇，在助力宝水村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完成了个人疗愈与乡村发展的双重目标。其三，融入启蒙视野，辩证观照乡村的变与不变。以“冬—春”开篇、“秋—冬”收尾，四季轮回的结构隐喻着某种深层秩序：一方面指向宝水村男女关系与传统伦理的稳固性，如主人公奶奶、父亲、丈夫的生老病死，以及村支书大英、妇女主任秀梅、新媳妇香梅与雪梅等女性的失语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对地青萍、雪梅、娇娇等女性身体与欲望的多维书写，深刻展现了乡土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复杂面向。这部长篇小说正是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深入探索，将宏大背景与核心主题最终指向乡村振兴，成为一部契合“国家文学”蓝图的力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是作者还是小说叙述者，均为从城市返回乡村的“返乡者”，以此为视点形成“离乡——进城——返乡——建乡”情节模式；由他们主导的乡村叙事，最初都源于自上而下或从外部到内部的“力量”干预，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展开，最终生成一种内外互动的生发机制。从整体上来看，乡村中的人虽仍有如传统乡土小说中常见的弊端乃至劣根性，但他们已不再是被启蒙或被批判的对象，而是呈现出从旧到新、从落后到进步的形象质变；乡村作为主体或空间形象，要么承载并彰显“新时代”的崭新气象，要么成为具有精神疗愈功能、昭示希望的新地，最终成为象征新时代民族国家新进程与新形象的载体。由此，在“主题写作”与“国家文学”的引发和统摄下，“新乡土小说”最终演变为对“四新”——新乡土、新人物、新关系、新主题——的持续探索与实践。 

脱贫攻坚文学书写是最早在国家层面上开展的全国性文学实践活动。脱贫以及如何脱贫是脱贫攻坚书写所须臾不离的两大命题。讲述脱贫故事，塑造扶贫干部形象，礼赞新时代，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脱贫攻坚文学书写并非仅局限于“扶贫”二字，而是以此为中心、为契机所展开的关涉“三农”诸面向的综合考察与书写。实际上，在一部分小说家看来，这种写作不仅是一种融入新时代主潮的“颂歌体”，也是一种关切现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在此，“思考”不仅表现为对“扶贫”中涌现出的诸多现实问题的主动观照，也体现为对扶贫进程中包括干部、扶贫对象在内的各类人的生活及其精神的精准把握与充分理解。由此，有些小说也就具有了类似“问题小说”所特有的思想品格。以此为背景或因由，讲好中国故事，揭示现实问题，思考乡村未来，代表了当代作家在情怀和思想上的又一次集体性的飞跃，是捍卫尊严与荣耀的又一次集体突击。 

一些脱贫攻坚文学书写因文学性稀薄而被人诟病。在笔者看来，合乎规律的做法应是：源于“扶贫”，但不止“扶贫”，而是趋向更广、更深层面上的思想勘验和文学建构；不仅要超越平面化的政策图解或先入为主的理念阐释，还要依循小说本体规律追求艺术上的独特创造。在实操层面，这种写作最好不直接正面书写“脱贫攻坚”，而是将之背景化，或者由此延伸，将经验视域与表现对象扩充至更广阔的天地。不妨举一例：李司平的中篇小说《猪嗷嗷叫》，立意新颖，表达有力，文学性突出。小说围绕一头“建档立卡猪”所发生的故事，不仅生动而充分地展现了脱贫攻坚进程中各方立场、心态以及相伴而生的诸多冲突，还深刻触及脱贫与返贫、扶贫方法方式适应与否、农村家庭家暴等诸多社会问题；扶贫干部和被帮扶对象之间围绕“建档立卡猪”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尤其耐人深思；故事曲折离奇，情节发展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因而具有很好的可读性。这三方面特质使其成为一部兼具思想性与文学性，且真正触及扶贫本质问题的中篇力作。 

乡村振兴文学书写是继脱贫攻坚之后又一全国性文学实践活动。从文学制度层面审视，这类带有“国家文学”特质的创作，最终与中国作家协会发起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形成直接关联，并在事实上由该计划引领，承担着相应的时代使命。如何接续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等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传统，培育足以代表新时代文学成就的优秀作品，始终是这一计划的核心目标。如果说以《花灯调》《白洋淀上》《经山海》为代表的作品因与“主题写作”关联太过直接，因而不同程度地存在主题先行、文学性不足的先天局限，那么，王跃文的《家山》、付秀莹的《陌上》《野望》等后来陆续入选该计划的长篇小说，则因为作者本人早年农村生活与生命经验的深度融入，以及在修辞策略上的主动规避，而大大缓解了上述局限。比如，付秀莹的长篇小说“芳村三部曲”是“新乡土小说”的优秀代表作⑤。三部作品共享一个统一的空间意象——华北农村一个名为“芳村”的地方。《陌上》卷首设有“楔子”，卷末配有“尾声”，综合梳理“芳村”的历史沿革、家族脉络、民俗传统与岁月流转。主体部分共二十五章，既分章讲述翠台、香罗等一众乡村女性，以及大全、银栓、建信、耀宗、增志等乡村男性的故事，又在两大群体的交叉叙事中完成为芳村立传的创作意图，由此展现其在时代变迁中呈现的新乡土风貌；《野望》以农村女性翠台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变迁为主线，着重从家庭伦理关系、养猪瘟疫与工厂倒闭等农村经济波动、婚丧嫁娶与邻里矛盾等日常往来三个层面，展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变革与新时代图景。为避免先入为主的主题图解，小说将政策层面的“乡村振兴”作背景化处理，即通过“村里大喇叭”穿插国家政策与民间信息，把宏大叙事融入农村日常生活肌理。同时，作品以“二十四节气”为章节结构（从小寒到冬至），形成时间闭环叙事，进而将传统时间观下的农耕文明与新时代洪流中的乡村镜像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节气美学”⑥。 

三  “都市乡土”与“再辖域化” 

      英国诗人库伯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乡村或乡土对于农裔精英作家精神层面的永恒意义，就在于被这种“上帝”之眼所照见、所统摄。虽然流寓生活让他们与故土相隔，但内心深处的乡土情结始终驱动着他们，即便身处都市，再造实体或虚拟的家园，仍是莫言、阎连科这类乡土作家必然要付诸行动的人生大事。比如，“新北京人”阎连科在京城西南四环边上觅得一处清净的园子。他将这座园子，连同在此居住与劳作的时光，写成了一本书——《北京，最后的纪念》。“711号园”之于阎连科的精神意义就在于：“这座带着‘我’的父辈/农民、带着豫西农村/乡土中国印记的北京711号园，既是一位作家‘诗栖生活’的世外桃源、乌托邦，也是流淌着作者血脉中的来自父辈的、来自乡土中国的理想生活的延续。”⑦置身于繁华都市，顾念并复活乡土中国的理想生活，这种奇异景观，恐怕今天的年轻作家没法理解了。如阎连科这种在都市里安放“田园梦”并寻求精神制高点的农裔作家，当把城市纳入审视视域与书写对象时，往往形成一种“都市乡土”写作特色的文学现象。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这一结论，其实同样适用于城市广大社区、街道及其周边区域。这正是“都市乡土”写作能够绵延不绝且精品频出的根本原因所在。老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实际上是“都市乡土小说”代表作。在此延长线上，莫言、阎连科、刘庆邦等农裔精英作家早已与城市生活融为一体，其乡土情结及写作更是深度关联城市和城市文明。在此背景下，并置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两种视角、两种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辩证思考乡土文明的变与不变，常使其写作在情感、思想、方法等诸维度上开拓新局面。阎连科的散文《北京，最后的纪念》、刘庆邦的保姆系列短篇小说、王方晨的长篇小说《老实街》、刘玉栋的长篇小说《年日如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作。《老实街》以新世纪以来城市街区拆迁与改造为主体背景，以其成体系、有焦点、有典型、有现代思想表达的文学特征，为老济南及其文化书写注入新质，建构了新形象。“老实街”既是一方自成天地的胡同世界，也是老济南城市风貌的生动缩影，更是乡土世界在城市空间里的具象呈现。这里有恒定不变、令人倍感温存的道德与伦理体系，它与维系乡土中国的核心价值并无二致，作者将其提炼为两个字：“老实”。然而，“老实街上的人们并不老实”⑧，这里也有因城市拆迁、外来人进入等“他者”要素介入而引发的传统之变，作者将这“变”也演绎得分外精彩，让人揪心。正是基于对“老实”与“不老实”的辩证思考与书写，对一系列个性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以及在写作中对奇异、幽玄等叙事要素及传统的融合创造，这部长篇才在当代文学现场中心地带形成了聚光灯效应。 

背靠都市，瞩目乡土，并以启蒙视角投入写作，向来是中国现代乡土作家素有的精神姿态。他们讲述的中国故事之所以新颖、独特、深刻，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现代性”的持续探索与实践。农裔作家记忆中的乡村形象与情感，作为“辖域”里最稳固的经验体系，始终是诱发他们持续“精神返乡”并投身写作的主导动机。在此过程中，自然空间、文化机制、关系模式、意识形态等此前看似稳固的关系或边界，都在一次次破除中完成新的组合。由此，从“辖域”发端，在“解辖域化”中变动，于“再辖域化”中生成，如此循环往返、前后互文，一次次崭新的写作便孕育其中。比如，莫言与他的“高密东北乡”相互成全、互源互构的核心密码，正源于这种原发内生动力的永续作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先后发表《锦衣》《七星曜我》《故乡人事》等作品，后结集出版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这些小说统一采用“我”作为叙事视角兼人物之一，由此形成了以作者的视角与经验为核心，辅以他者视角的亦真亦幻的新式叙事方式；小说借鉴鲁迅“返乡—离乡”的写作模式，不仅对故乡世界及其关系模式进行“解辖域化”处理，还在对当下经验的对接与表达中完成了一次“再辖域化”的全新创作。很显然，小说集《晚熟的人》收录的11篇作品，虽与《红高粱》《生死疲劳》《檀香刑》等小说中的诸多空间要素或历史讯息存在一定重合，但在写作理念、手法、内容与主题等维度已呈现显著差异。“再辖域化”在莫言的文学实践中，不仅完成了对自我写作前史的扬弃，更在紧贴故乡高密当下现实的书写中，寄寓了关于乡村、社会与文化的深刻思考。 

四  精神返乡与在地叙事 

知识者返乡及其叙事，已实现身与心的双重回归，由此推动乡土书写在叙事视点、立场、主题、风格等诸多维度上的新变。他们普遍将故乡视为精神家园的寄托与文学写作的“根据地”，通过复归家园、细致书写乡村内部真实的实践，展现出新时代乡土文学书写的全新路径与乡村图景。 

其一，回到现场，深入内部，从细部原生态再现乡村世界。乡村自有其内在生机，农民不再是被启蒙的对象，返乡的知识者大都不再失望而归。作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平等对话，乡村的人、事、物及其关系，便在这种客观讲述中自然彰显。无论是郑在欢小说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讲述乡村世界中各类角色尤其是边缘人物的生活图景与生命际遇，还是魏思孝长篇小说《土广寸木》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描摹辛留村的人物群像与世事百态，都将“村庄”的本体形象及内部真实诠释得分外丰盈且深刻。付秀莹短篇小说《道是梨花不是》从日常生活入手，再次为我们展现了现代乡村内部的一些极为细密的纹理和隐藏在角落里的一些情绪和秘密。 

 其二，在精神代偿意义上持续反哺乡土并生成叙事。对于任何一位有过长期农村生活的农裔作家而言，童年与乡村经验是启发并支撑其文学活动展开的最本源、最根本、最持久的文学资源与内发力量。童年生活与乡村记忆并非遥远陌生的精神过往，而是一束穿梭于时光隧道、持续激发灵感的神启之光。作为经岁月淘洗沉淀的生命经验，它永恒存在，成为支撑作家在此岸与彼岸间寻求意义、建构精神世界的核心密码；作为从切身生命经验衍生的审美意识，它潜滋暗长，照亮并穿透作家内心幽暗无序的混沌地带，继而成为一次次催生灵感降临、促成诗意赋形的内生力量。比如，刘庆邦在长篇小说《女工绘》中追忆早年煤矿生涯，在短篇小说《打捞》中缅怀被水淹没的某个河南村庄，以及李云雷则在短篇小说《草莓的滋味》中重述学生时代的乡村生活，都是很好的例证。其实，像刘庆邦、李云雷这类作家基于精神代偿意义展开的乡土写作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乡土作家”这一身份的自我生成及其驱动的文学创作，以及他们以心血浇灌、毕一生之力建设并守护的这一家园，是自陶渊明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念兹在兹的共同归宿，更是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重要符号。 

其三，“泛乡土”意义上的生态书写。相较于东部地区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和大面积推进，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尚保存着老乡土或前现代时期的自然风景、文化遗迹及精神遗存。世代生活于此的牧民、猎人、看山人、牧场主、牧场工人构成的属人世界，以草原、高山、森林、溪流、天空为要素与支点的空间架构，以及由牧马、野兔、狼、熊等生灵组成的动物世界，彼此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关联、互为镜像、深度影响的关系图式。由此，对人、动物、时空及其种种关系的生动描写与形象建构，便成为近些年来新乡土叙事中引人瞩目的一脉。这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紧扣主旋律、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书写，比如，海勒根那的短篇小说《白色罕达犴》；另一种是聚焦游牧文明的挽歌模式，比如了一容的“生态小说”。 

五  世界性视野与伦理重建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在创生伊始即被置于世界性发展视野中，并由此确立并开启了面向国民的启蒙叙事传统。自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以来，在全球视野下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彰显中国作家文化自信的最鲜明体现。新乡土小说理应在“对标世界经典，重建‘大地伦理’”维度上大有作为。立于中国，面向世界，致敬经典，这首先是一种精神姿态，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文学品格；回归土地，重建“大地伦理”，意味着要从本体或本源层面，书写大地上的人、事、物及其内在关联。从这个维度来说，如何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莫言、阎连科、凸凹等乡土小说家已做出了表率。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中原》讲述发生于中原一个家庭三口人之间的生命故事。很显然，这有着非常明显的隐喻和象征书写意义。“中原”代指河南与中国，继而指向世界；这个村庄和这个村庄里的这个家庭就是“世界的中心”；这个三口之家所演绎的荒诞故事就是另一种“中国故事”或“世界故事”。讲述寓言故事，追问家庭本质，探寻生命本源，由此可以看出阎连科写作野心之宏大与主题表达之深切。再比如，凸凹是一个有着完整写作理念与体系的乡土作家，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西典通读计划，并在不断地阅读与写作之间建立可互源、可互构的创造体系，强调本真而又全息式描绘乡土世界。依循这种理念，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玄武》《美狐》《京西三部曲》、小说集《京西故事集》、散文集《故乡永在》等40余部作品。以京西山区、农村、小镇、县城为想象空间，以京西自然风貌、历史人文、现实生活、风俗风情、人性人情为经验视域，以京西士、农、工、商等各领域与各行业形形色色小人物们的原生形象及故事为书写中心，以建构并对标世界文学经典的“京西世界”为总体意图，就构成了凸凹新乡土写作的若干鲜明特征。凸凹所建构的“京西世界”既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质，又彰显出世界性维度。

新时代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从影视改编对“温暖乡土”的形塑，到“主题写作”中“国家文学”的登场，再到农裔精英作家的精神返乡，以及在“都市乡土”“再辖域化”与对标世界经典维度上的文学实践，正是孕育并见证“新乡土小说”发生新变的五大实践向度。它们持续为新时代乡土叙事注入新动能。这自然也意味着“中国故事”正在源源不断地生成。另一方面，以影视改编、新乡土小说为载体讲述中国故事，不仅需要在“写什么”的层面锚定本源与本体——贴近、把握并书写中国大地上的人、事、物及其关系样态，更需要在“如何讲”的层面，从古今维度（如贾平凹的《秦岭记》）与中西视野（如阎连科的《中原》）充分吸纳艺术经验，进而完成契合新时代需求的形式美学建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新时代文学与中国故事的双向奔赴，才能真正入脑入心，不辜负时代与人民的期许。 

注释： 

①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②据赵德发向笔者透露，202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缱绻与决绝》销量达8万册，目前该书豆瓣评分已从原来最低6分升至最高7.6分。 

③选择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作为例证，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量：其一，两位均为农裔作家，且是当代乡土小说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二，这两部长篇小说均是在“主题写作”的感召下创作而成，是充分映照新时代国家战略的代表性作品。 

④王金胜：《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两种范式——以〈花灯调〉〈雪山大地〉为典型个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5期。 

⑤《他乡》具有鲜明的自传色彩，通过讲述女主人公与三个男人在北京的情感纠葛，间接呈现出新时代背景下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的冲突图景。尽管这部作品聚焦于“疼痛、创伤、苍凉、孤寂”与“抚慰、安放”等现代性主题的表达，但字里行间已隐含以“芳村”为视角审视大都市的叙事意图。 

⑥谢乔羽、蒋述卓：《〈野望〉的节气美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⑦赵冬梅：《新世纪北京文学书写的“空间”变化及意义——以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为考察对象》，《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⑧张晓峰：《为现实主义正名——〈老实街〉在当代文学中的美学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责任编辑：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