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费孝通不仅没有指责大学生，反而自省道：
我们的错误是忽略了现在的青年们没有我们那时的处境了。
并且自责：
我们既没有给他们前途，又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许他们找前途，青年们怎会不把我们作为绊脚石呢？即使青年们的确做得不对，这责任显然还是在我们。
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文 | 费孝通
来源 | 《费孝通全集》第五卷
安平兄：
承你来信约我在《观察》的“五四”号发表一点关于青年思想问题的意见。这几个星期来，为了“五四”又快到了，不少朋友曾要我写些应时的文章，我都拒绝了，不是我不愿，实在是不能。
储安平
这几年来我在学校里教书，时常和青年们见面，也时常和他们谈话，我最大的“发现”是他们现在所逢到的处境和我们一二十年前所逢到的实在差别太大。我说“发现”是因为我同时知道很多和我年龄相近或更老一辈的朋友或前辈们似乎还没有对这一件极明显但又极不易正视的事实有认识。他们还是根据他们自己在青年时代的经验来给现在的青年人作“指导”。
我在旁观看，青年们客气一点在心里笑：这些老马自己都迷了路，怪可怜的；不客气一点就在背后什么话都可以说得出来了。前辈们并没有机会去了解（自己没有经验的事本来说不上了解的）青年们，他们总觉得现代的青年不对劲，和自己认为正确的标准不合；不是从而觉得世风不古，也就疑神疑鬼，魔高十丈超过了自己只有一丈高的道了。他们可以讨厌青年，甚至仇视青年。两代之间的隔膜，在我自己可以记得的时代来说，实在是没有比目前更甚的了。
我想你一定会同意我，当我们初入大学的时候，还不到20年，我们并不关心毕业之后的出路。不关心并不是有意逃避，而是不必我们关心。我们似乎有着一种保证，只要我们每门功课都好好念，我们的前途是不必焦急的。事实确是可以使我放心，努力读书的人，同学里敬爱的人，出了学校确是在社会上有表现的。也许因为有了这保证，我们那时可以为知识而读书，我们觉得这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应当的。
我们这点信念并没有欺骗我们，因为这条道路曾带我们到现在，并没有引起过我们懊悔的现在。我们经了这几十年为知识而读书，使我们发现了其中的兴趣，不论人家怎样说，我们也自信这是有价值的。我们也不必太自作清高，这条路虽没有给我们富和贵，但是凭良心，我们的物质生活确是比一万人中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都高。我们还能有什么奢望？在这饥饿的国家中到现在还没有挨过饿，你想！
我们自己的经验引导我们觉得这是青年们全都应该走的道路。这样想也许不妨。我们的错误是忽略了现在的青年们没有我们那时的处境了。假如我们自己走的是“正道”，现在的青年走的是“邪道”，我们也得看看为什么现代的青年走不上我们的“正道”的缘故。
费孝通
我初回清华园很高兴地拉着几个在昆明时相熟的学生各处去参观，我指给他们看那是我们的饭堂：
那时，饭桌是白瓷的，想吃什么到柜上去拿，如果柜上的菜不喜欢还可点菜。
我沉醉在记忆里：
我们没有钱也不要紧，每天还是吃牛奶，炒面散果儿，反正到月底有30元研究费。
我回顾大家，没有人笑。闲坐说玄宗的宫女的幽默引不起反应。
这是我的研究室，我还买了个香炉烧香，在月亮天，关了灯，伴着骷髅静坐……多有诗意！——
我没说完一位学生插嘴说：
你从没有担忧过失业的罢？
我很快地回答：
我是很会考试的，而且，即使不能出洋，留校一直可以研究下去呀！
研究到出国。
这句话大概已引起了学生们心里的批评：
这样简单的头脑。
至少我也已感觉到他们对我的话毫没有兴趣了，一些太和现实关联不上的历史佳话。
于是我听他们的话了。一位学生和我说他已经有五六年没有接到过家里的信。
我离家里时刚刚小学毕业。我跟了个亲戚到后方去，一直就没有回过家。
你怎么活的呢？
他笑了，“我自己也不明白，谁有钱寄来，大家就分着花。”他看了看其他的同学。他知道我是不会明白他们的。“我们兼事，我们拿公费，有什么钱就花什么钱。”
毕业之后呢？
不知道。费先生，这局面不会长久的呀！
这答语使我感觉到一些不舒服。我好像看见满天的飞絮，不知会落在什么地方，似乎毫不顾恋般地飘着，我在理知上也承认他们的结论，但是我一切的工作，哪一项不是假定着有明天，有明年，甚至有下一代？我不能想象我一旦抛弃了这假定我会怎样。我不能想象，因为一方我没有这经验，一方也许是我事实上还不致这样。但是现在确是有无数已经多年在不安定、流浪、没有标准、没有一定道路的环境里长成的青年们。他们并不完全从和我同样的假定上来规划他们的生活了。
我想和自己说，“这多危险！”我曾在《重访英伦》的通讯中讲到过一个人不能在没有前途的信念中生活的。英国的复兴在我看来是很稳的，因为我所接触的人中，大多是知道现在应当做什么，做了会有什么结果。
抗战胜利后的清华大学校园
我在想时，那位学生又说了：
我们所受的教育其实并不坏，我们已知道我们的将来是要自己创造的，没有安排好了的道路。
我常记得这句话，因为这句话是对我自己的谴责。我们说现在的青年人走上了邪道了，着了魔了，他们甚至不再和我们讨论他们的问题，不再承认我们的尊严了。这些可能都是不好的，至少可以使我们不喜欢的。但是让我们自省一下，假如我们认为我们自己青年时代走的路是正确的，这路是我们上一代的人给我们安排下的。我们的责任显然不只是走这道路，而且应当是去安排我们下一代的道路。下一代的人向我们说“没有安排好的道路”不就等于说我们没有尽责么？
这样说来，我不能不怀疑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了。若是正确的话就不应该“过河拆桥”，使后来者得自己去创造他们的道路了。不仅如此，从我们认为正确的道路上走出来的人，看着了青年们“幼稚”、“过激”、“着迷”、“入魔”而在叹气了。他们忘记了如果没有了安排好的路，要找新路，“试验、错误、再试验”是必然的过程。我们既没有给他们前途，又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许他们找前途，青年们怎会不把我们作为绊脚石呢？即使青年们的确做得不对，这责任显然还是在我们。
安平兄，我写了这许多话，似乎只是一种自己的忏悔。太消极了。但是这时候也许正需要我们这一代在未老而已不太年轻的人们自己反省一番了。“五四”的一代是否已经死了？我实在不敢回答。我很怕将来检讨中国这半个世纪历史的人会谴责我们，现在在四十左右这一代，我们只会走已安排好的路，而没有为下一代安排新路。
我知道我并没有写出你所希望我的文章来，但是我除了这些话，还有什么呢？我恳求于我同代的朋友们，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帮青年们去探索出路，千万不要不负责任地说闲话，更不可成为青年们的绊脚石。我们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很成问题的。
1947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