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聚焦被毛泽东誉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全景还原3万红军冲破4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军事奇迹，以全新视角解锁这段家喻户晓的长征历史。

相较于传统红色影片的叙事套路，《四渡》做出了一次大胆的突破。影片用了相当篇幅刻画土城战役的失利与惨烈，把它放在了“用兵如神”的故事开篇。

电影《四渡》海报。

银幕上，经历重大打击后的毛泽东，一句独白直击人心：“我是个土教员，你们都喝过洋墨水。”在国内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如此直白展现领袖受挫心境的刻画很罕见。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左衡对此有一句精准的概括：影片“跳出英雄完美化的刻板塑造，敢于直面历史、正视失败”。

电影不急于展示“出奇制胜”的运筹帷幄，而是先让观众感受绝境中的窒息与绝望，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浮出水面：这种敢于“拍失败”的勇气，究竟意味着什么？

历史真相：青杠坡，一场注定要输的硬仗

青杠坡战斗在历史上本就不是一场可以打赢的仗。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计划北渡长江，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中革军委决定利用青杠坡的葫芦形山谷伏击尾追的川军。1月28日清晨，战斗打响。

问题出在情报上。

战斗发起前，中革军委根据侦察判断：“今日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据此判断，参战敌军5000多人，红军兵力占有明显优势。但实际参战的川军不是4个团，而是6个团1万多人，且装备精良、以逸待劳。

时任军委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后来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一个旅的兵力相当于一个团的三倍。一字之差，战场力量对比瞬间逆转。

土城渡口纪念碑。

战斗异常惨烈。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亲临前线指挥，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投入肉搏。毛泽东、周恩来、张云逸等人从土城驻地出发，到设在后山大埂上的军委指挥部坐镇指挥。经过十多次的激烈拼杀，一场又一场的“拉锯战”后，红军才夺回山头，占领制高点。最终，红军伤亡3700余人，歼敌3000余人。如今，青杠坡红军烈士陵园内，313座烈士陵墓静静矗立，无声诉说着这场战斗的悲壮。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评价：“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对与会者历数他曾经打过的“败仗”时，提到：“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时隔21年，他仍记得清清楚楚。

这场战斗，直接促成了随后的“土城会议”决策，红军放弃北渡长江计划，转而西渡赤水，从而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电影呈现：为什么“坦然”如此难得

电影《四渡》对这场失败的处理，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坦然。

影片没有回避毛泽东在土城失利后的自我怀疑。面对年轻战士接连牺牲、革命队伍陷入绝境，他一度陷入迷茫、焦虑。一句“我是个土教员，你们都喝过洋墨水”，将绝境之中的困顿与反思刻画得淋漓尽致。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指出，影片中毛泽东在土城战役失利后流露出的内心挣扎，以及“活下去”的朴素台词，都没有神化革命领袖，而是直面伟人的挫败与犹疑，让人物变得有血有肉。

影片另一处经典细节，定格在关键的苟坝会议。毛泽东力排众议反对攻打打鼓新场，面对党内同志的质疑，“他有焦虑、有犹豫、有反思”。会后，他提着马灯深夜冒雨走两里路去说服周恩来。关于这个细节，《四渡》导演徐展雄说过，“在漆黑的夜色中提着一盏马灯的孤独背影，是电影的核心意象”。它让观众看到，“用兵如神”的背后不是天降神兵，而是艰难的论证、反复的说服。

苟坝会议会址。

《四渡》的“坦然”，正体现在它对失败的理解上。《长征组歌》的唱词中提到“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四渡赤水的起点绝非一开始就是胜利的写意，而是以一场失利作为开端。如果观众不知道3万红军被40万大军围困时的绝望，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四渡赤水是“平生得意之笔”。

左衡进一步指出，结合实地踏勘的地形地势与史料记载，青杠坡的失利“是敌我军力差距悬殊下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这不是“如果怎样就能赢”的假设题，而是一个必须承受的历史真实。影片选择如实呈现，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它打破了主旋律影片的创作惯性，彰显出国产红色电影愈发成熟的创作自信。

创作演变：从“避败扬胜”到“以败写胜”

土城战役失利后，毛泽东作了一个“极为艰难的决定”：撤出战斗，放弃北渡长江计划，改从土城西渡赤水河。这场看似“认输退让”的决定，成为四渡赤水战略突围的起点，更是红军绝处逢生的关键。

把《四渡》放在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脉络里看，“拍失败”的意义会更清晰。以往的红色历史影片多展现革命领袖从容自若、气定神闲的一面，而《四渡》则突出了面对困境时的焦灼感，如何作出正确的抉择是关键。

制片人于冬对《四渡》的创作理念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过去那种“大场面+强煽情”的套路已经不够用了，观众需要的是真诚、是创新、是质量。“不是主旋律不能拍了，而是要用新的方式去拍。”

影片的突破点在于把“失败”当作叙事的起点，而非讳莫如深的插曲。从湘江血战后的惨状开场，到土城战役失利后的迷茫，再到苟坝会议的争论，故事的前半段都在“输”。正是这些有代价、有铺垫的细节被保留下来，才让后来的胜利与翻盘有了真实的重量。

《四渡》剧照。

彼时的毛泽东刚刚重回军事指挥核心，最需要一场胜仗稳固军心、证明决策力。但他没有回避失利、掩盖问题，而是正视失误、及时纠正。正是这份清醒与勇气，带领红军队伍完成思想蜕变，从纠结“为何战败”的内耗，转向思考“怎么才能活下去”，为保留革命火种、实现战略逆转奠定基础。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宫玉振所言，影片深刻呈现了逆境中的领导力、执行力与信仰力量，对当下的组织管理有启示意义。

放眼当下，这份“敢于认输、及时调整”的智慧，更是稀缺的能力。无论是个人面对职业困境、人生抉择，还是企业或组织面临战略转型、发展瓶颈，最可贵的从来不是固守既定规划、硬扛蛮干，而是实事求是、直面短板、坚持扬弃，敢于自我否定、动态调整，在变局中找准新方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四渡》用一场刻骨铭心的败仗开篇，告诉我们长征胜利的真相：所谓胜利从来不是从未落败，而是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在纠错中前行，在绝境中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