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年轻人回到村镇
2025年春天，云南东部富宁县，“90后”的自媒体创作者赵玉顺和袁贞贞爬上一片斜坡耕地，遇见一对60岁左右的夫妻。正值春耕，这对夫妻背着背篓，正弯腰往地里种红薯苗。见到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爬上自家的耕地，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问来意，而是待客。嬢嬢热情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把糖果，塞到他们手里。
“阿姨，这糖是给家里的小朋友准备的吗？”赵玉顺双手接过糖果问，袁贞贞举着相机在一旁拍摄。
“小朋友都长大啦！是我们两个爱吃糖。出来种地，时不时就吃一颗。”在坡田里，他们就这样聊了起来。这对老夫妻是从小定的娃娃亲，一辈子形影不离。一起种地，一起喂猪，也一起吃糖。
这一年春天，赵玉顺和袁贞贞计划拍摄南方的春耕，他们从粤西出发，经广西到云南，再去往贵州，最后东行至湖南。这对夫妻恰好成为他们记录的8组对象中的一对。
老夫妻带着赵玉顺和袁贞贞参观了自家的猪圈，里面养着刚买来的十几只粉色小猪。嬢嬢告诉他们，儿子在镇上盖了四层半的漂亮楼房，想让他们搬进去，但他们还是习惯住在农村。叔叔说，以前的日子过得苦，他们都去做水坝、修水库、抢工分。夫妻俩对如今的生活很满意：把子女养大并送他们离开这里，自己种菜，喂喂鸡鸭。
2024年12月，安徽六安，赵玉顺（右二）与村民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2026年3月，赵玉顺和袁贞贞这些年的农村行走记录被结集成《看见中国村镇》一书出版。书中也记下了这次山坡上的相遇。赵玉顺和袁贞贞是B站账号“遇真纪事”的创作者。这个账号从2021年开始发布中国村镇的纪实视频，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集。他们拍摄的内容聚焦农村地区，捕捉气象灾害、观察经济作物，记录普通人的生活。五年来，他们走过一千多个村镇，去过除了青海以外的所有省份。
在全职做“遇真纪事”前，赵玉顺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接一些政务类稿件，袁贞贞在北京一家生理健康类的自媒体工作，两人并不相识。赵玉顺是湖南人，袁贞贞是广东湛江人，两人都出身于村镇。尽管考学出来，到了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们心里始终有一种疏离感，依然眷恋农村和土地。他们各自离开北京。后来，二人在广州相识。为了让更多人关注村镇、理解土地和农民，2021年春天，他们从广州出发，拍摄中国村镇的纪实视频，“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
广州地理位置及交通便利，辐射范围广，去粤东、粤西、粤北距离都近。他们决定，第一阶段利用每个休息日走访珠三角之外的广东村镇。
拍摄初期，正逢新冠疫情期间，各地封控频繁。2022年，他们策划了“西江逆流而上”的选题，从广东出发，经广西、贵州到云南，全程2214公里。当他们走到贵州与云南交界处时，行程码没问题，但依然被劝返。这个选题断断续续拍了三年，直到2024年年底才完成。
2024年12月，湖北洪湖，在冰水中挖莲藕的老人 图/受访者提供
他们的拍摄方式是“随机走访”，抵达一个省份后，因为不了解，就直接到村里看。看到地里种什么、村民在忙什么，好奇就停下来聊。聊到觉得有足够的信息做成一个选题就做，“随机就代表着你没有预设，跟带着任务去是不大一样的。”
在走访中，他们刻意避开知名的村镇和景点。“如果有一些地方，每个人都去，就会用那个地方去强化当地整体的刻板印象。只有避开它们，才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袁贞贞很清楚，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广东几乎等于珠三角，白话几乎等于粤语。粤东、粤西、粤北的大片土地，以及客家话、潮汕话等方言，较少被关注。
“因为身处珠三角之外（指家乡湛江），自己属于村镇青年这个群体，所以会关心自己的出身和处境。”袁贞贞说。
2021年10月，广东梅州，看着稻田的老人 图/受访者提供
早期，他们的设备很简单，只有一台相机和一个航拍器。资金也很紧张，很多时候都处于负债状态。为了补贴创作，他们会接一些外包的活，帮别人拍片子。接活的时候，赵玉顺会直接发动态告诉粉丝：“这个月我们要挣钱，不会更新。等挣到钱，再接着拍。”
2022年下半年，“遇真纪事”连续发布了四集内容：《7.6亿中国农民不需要被赞美》《长江流域历史级干旱，农民正在经历什么？》《不用鼓励农民进城买房》《1.2亿农村老人在等待》。两个多月内，粉丝从1万涨到10万。赵玉顺回忆，转折点在于开始讲“共性的东西”，不再聚焦于某个地方的具体情况，而是农民劳作的艰辛、买房的困难、收益的有限、各地的自然灾害，以及农村老人对陪伴的渴望。这些话题不管东南西北，大家都有共鸣。
赵玉顺和袁贞贞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十年的期限。“我们想要记录在这个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转型的阶段，最后一批传统农民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赵玉顺（右）和袁贞贞 图/受访者提供
当灾害降临村镇
2025年9月，第18号台风“桦加沙”以超强台风级逼近华南沿海。9月23日，“桦加沙”巅峰强度达到17级，成为当年的全球“风王”。9月24日，“桦加沙”登陆前夕，赵玉顺和袁贞贞决定去“追”。
台风登陆前27小时，赵玉顺和袁贞贞从湛江出发，开始记录粤西各村镇的情况。这是他们第一次追台风。登陆前22小时，在广东茂名，他们拍到了海边停工的渔船，镇上的人正在给商铺的玻璃门贴粗胶带。登陆前4小时，折断的树干在公路上滚动，赵玉顺握着方向盘，小心翼翼地绕过障碍，路过的鱼塘像波涛汹涌的海面。他们下车走进路边的田里，一个农民大叔正在给每一株辣椒苗绑上竹竿，祈祷它们能撑过这场台风。
赵玉顺和袁贞贞想完整记录一场台风来临前、登陆时和登陆后，对当地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追台风时，两人都没有做保护措施。现在回忆起来，赵玉顺和袁贞贞都有些后怕，坦言当时主要是因为无知。“现在让我不戴安全帽去的话，我绝对不会干的。”
同年，他们拍了另一种灾害。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公布的数据，2025年1到5月，广西、安徽和江苏的平均干旱天数均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多个气象干旱黄色预警。5月初，在江苏省泗洪县的一块麦田里，赵玉顺和袁贞贞遇见一位愁眉苦脸的大叔。大叔伸出一条腿，比划着说：“今年这麦子才到我膝盖高，往年的话至少都到大腿了！哎呦！”旁边就是淮河，但几位种几亩地的“散户”农民都说没有浇水的打算，麦子的收益没法覆盖抽水的成本。
2022年，长江流域大旱，四川乡村一个干涸的池塘 图/受访者提供
在赵玉顺看来，在自然灾害中，比旱灾更可怕的是火灾。旱灾主要毁掉地里的农作物，但火会烧进人们的屋子里。
2022年夏季，长江流域遭遇了罕见的夏秋季连旱和极端连晴天气。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长达45天处于特旱状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10月17日，新田县北部发生森林火灾。四川森林消防总队派880名消防官兵驰援，湖南省委、省政府从全省抽调四千八百多人赶赴新田灭火救灾。这场火灾持续了八天，是多年来湖南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
10月底，赵玉顺和袁贞贞来到了大火的重灾区新田县门楼下村。在他们记录的画面中，大火肆虐的村子，家禽、家具、房屋全部被烧毁。他们在一个奶奶的猪圈里，看到了被活活烧死、只剩骨架的猪。作为当地村民主要经济作物的杉树，外壳全部炭化，只能折价卖掉。
2023年春天，赵玉顺和袁贞贞回访新田县。两人回到这位奶奶家，发现当时被山火熏得漆黑的房屋已经被粉刷成了白色。家中的床、沙发、桌椅也已重新购置，地面重新铺了水泥。赵玉顺问她才得知，整修花了大概10万元，她处于负债状态。“大部分情况下，政府的补助只能覆盖其中一部分，剩余的都是自己要面对的。”
有的灾害过后，人们获得了搬迁的机会。
2024年7月5日，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决口，六个村庄被淹没，大量房屋遭受不同程度的损毁。赵玉顺和袁贞贞被拦在团洲乡外两公里处，他们在航拍器里看到了被淹没的房屋。团洲垸是洞庭湖区的蓄洪垸，是1970年代围湖造田形成的。洪水退去后，湖南省决定对当地两万多名居民实施整体搬迁，垸内的房屋全部拆除，统一复垦为耕地。2025年6月初，赵玉顺和袁贞贞回访团洲垸，记录下还没来得及搬走的村民最后的日常。
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彻底的搬迁，但并非所有受灾的村庄都能获得这样的机会。
2025年7月1日，广西隆林县遭遇严重的山洪和泥石流，好几户人家的房子被冲垮。赵玉顺和袁贞贞得知此事后，交替开了一整晚的车，赶在天亮时来到了灾害现场。他们看到一户人家的屋子被冲垮，满地是泥浆和砖块，周围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一位正拿着铁锹清淤的大哥告诉他们，受灾的人原本住在更远的坡石寨，因为经常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以及长期缺水才搬到山下。缺水的问题解决了，但依然面临山洪和泥石流的威胁。另一位大哥双眼泛着泪光，看着自己花半辈子积蓄盖起来的房子一夜变为废墟，感叹道，“搞一个房子真的不容易，种田种地一年也才几千块。”他盖房子借的债还没还完，房子却先垮掉了。
2023年9月，广西玉林博白县遭遇强降雨，部分乡镇农作物被洪水淹没。赵玉顺（中）与志愿者一起搬送救灾物资 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东亚季风区，降雨时空的分布极不均匀。每年4到5月雨带从华南登陆，7、8月才到北方，北方春季降水少，易形成干旱。夏季台风频繁登陆东南沿海，带来狂风暴雨，也带来洪涝和地质灾害。这种气候格局决定了，旱、涝、台风、山火是中国农村反复面对的常态。
城市有钢筋混凝土的保护，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在农村，一场台风可能毁掉一年的收成，一场火灾可能烧掉十几年的家当，一场山洪可能冲掉半辈子的积蓄。
许多农村的自然灾害在网上被简化成一条新闻推送、一个十几秒的短视频。赵玉顺和袁贞贞反复去农村的灾害现场，希望借助镜头，让城市里的人能关注到农村灾害的真实情况。
土地里的账本
赵玉顺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在湖南中部的一个村子里。他的爷爷生于1932年。70岁之前，爷爷会在地里种水稻。每年春天，爷爷就去借村里别人家的牛犁田。70岁后，爷爷放弃种水稻，改种黄花菜。
村里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黄花菜。黄花菜一旦开花，就失去价值，没人会收购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需要每天去地里摘未开花的黄花，不论是刮大风、下大雨，还是打雷。一季黄花能让一个家庭挣几千块钱，少的两三千，多的七八千。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那是留在村里的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现在，家乡的黄花地已经荒废。“摘黄花非常辛苦，村里还剩下的老人，已经没办法承担了。”村里的人一部分去广东打工，另一部分到青海、新疆、云南、贵州等地摆摊，等挣到钱后再开个日用品店、五金店、服装店。在赵玉顺的记忆中，村里的人从1990年代末就往外流，现在平时几乎看不到年轻人。
2024年3月，福建莆田的“钉子田” 图/受访者提供
袁贞贞在粤西的小镇长大，镇上的年轻人都去珠三角务工了，只留下老人和小孩。从前她家后面还有土地，农民们会种地、养牛、养猪。近十年，许多人从村里迁到镇上，盖了很多自建房，镇上的田地在逐渐减少。
他们在全国各地跟农民聊过之后，算了一笔账。如果种粮食作物，收入是很稳定的。不管南方北方，扣除农药、化肥、种子等成本，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一亩地一季大概能挣600-800元，一年能挣1500元左右。“种地不能算人工成本，这是农民的共识。”
种经济作物的差别却很大。越靠近知名的核心产地，农民的收益就越好。2026年5月，赵玉顺和袁贞贞在江苏苏州拍摄枇杷，当地的枇杷能卖到三四十元一斤，还供不应求。核心产区的果农会把小果直接扔掉，只留品相好的。他们走精品化路线，加上靠近消费力强的江浙沪市场，快递成本也低。同样是枇杷，到了较偏远地区，就是另一回事了。
2024年9月，广西乐业，赵玉顺（右）向村民了解玉米种植 图/受访者提供
对大多数地方的农民来说，“种地”与“打工”之间的选择，根本不需要纠结。2026年清明，赵玉顺回老家时，想知道村里的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外出打工的。“我的婶婶说是1988年。”那年，邻居告诉她，深圳有工厂，在里面干一天活，相当于在地里种半个月、一个月的水稻。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说法仍然成立——现在在工地、工厂里打一天工，至少能赚一百多元。所以，只要能动、能走得开，农民就会选择出去打工。
走不开的原因通常有两个，一是小孩，二是老人。小孩没人带，或者舍不得放在老家；老人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需要有人照顾。还有一种极端情况，肢体或精神上有残疾，就会留在村里。
2022年8月，广西河池市大化县，赵玉顺和袁贞贞遇见一位70岁左右的大叔正在给玉米苗施肥。大叔年轻时在广东打了二十多年工。年纪大了，他便回农村种地。大叔说：“如果不种地，又能去做什么呢？”
很多时候，土地是农民最后的退路。在城市里，年龄、学历、技能是一道道门槛，把一部分人挡在门外。这些人便退回村里，重新拿起锄头。
2023年8月，黑龙江伊春，赵玉顺（右）与牧羊人交谈 图/受访者提供
温情与操劳
在那些村镇里，最让赵玉顺和袁贞贞触动的，是最普通的亲情。
很多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家，七八十岁的人管七八岁的人。他们会去接孩子放学，给孩子做饭。小孩在前面蹒跚学步，老人在后面亦步亦趋地跟着，怕他们摔倒。赵玉顺曾是留守儿童，这种画面让他想起自己的爷爷奶奶。“这种亲情会让我很感动，因为与我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
这种温情的背后，是农村老人普遍的操劳和孤独。
赵玉顺的奶奶晚年时背已经佝偻成直角，腿脚也不灵活。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总是执拗地从早到晚坐在屋门口，看到熟人，能说上几句话，就很高兴。冬天太冷，门口坐不住，这位没有上过学的老太太便会坐在电视机前，一遍又一遍地看《还珠格格》，这是她唯一能看懂的电视剧。
2025年8月，赵玉顺（左）与放了半世纪农村流动电影的放映员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农村老人的另一个普遍的状态是：只要还能动，就会想办法挣钱。在江西省吉安县，赵玉顺和袁贞贞遇到了几位从村里赶到县城做临时绿化工的老人。他们已经六十几岁，仍要骑一个小时的电动车，来到城里干一天130元的工。“孩子也搞不到钱，他们也有自己的崽。”在湖南永州的烟田里，赵玉顺和袁贞贞跟一位66岁的大叔聊天，得知他把自己的地租给老板，又受雇于老板照看烟田。“一天要做八九个钟，没办法，年纪大了，过了60岁，工地就不要你了。”
在赵玉顺和袁贞贞的观察中，农民工面临着三道年龄的坎。
第一道坎是35岁。他们遇见过一位农村妇女，想去奶茶店当店员，因为年纪太大被拒绝。过了35岁，农民工只能去做一些重体力的工作，或者干家政类等不吃青春饭的活。第二道坎是60岁。很多工厂和工地不再雇佣60岁以上的人，会觉得你手脚慢了，买保险也不好买。60岁之后，很多农民工选择回村里种地，或给种植户做采摘类的工作。第三道坎是70岁。70岁之后，种植户都不会再让你下地干活。
2023年1月，甘肃平凉静宁县，正在给苹果树修枝的大叔 图/受访者提供
赵玉顺的表哥哈弟，就是挣扎着的农民工之一。
哈弟34岁，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工厂到工地，已经打了18年工，几乎所有常见的零工都做过。2023年9月，他在一个物流仓库做分拣工，计件工资，每件0.1215元，每天要在400平方米的仓库走三万步。那个月他拼命干，拿到了1.2万元，打回老家给父母盖房子。他的四颗牙齿烂到了牙根，一直忍着痛，因为没钱拔。有几个月拼命工作，终于存了4500元，把牙齿处理了。
哈弟陷入了恶性循环：学历低，能找到的工作都是重体力劳动，身体吃不消就辞工，迫于生计又马上找下一份，同样是重体力劳动。作为一个普通村镇青年，他在面对工作时，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只能选择做或不做。
在赵玉顺看来，很多农村青年从小能接触到的教育资源就处于劣势，在“五五分流”中自然就成为了“被分掉”的那一批。大众口中的“五五分流”，是指以中考为节点，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大体相当。“当城市里的孩子在跨省、跨国旅行时，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在18岁以前，连自己家所在县的范围都没有出去过。视野被局限，教育资源有限，就业范围就有限，议价能力也有限，从一开始就处于很被动的情况。”
“中国农民不需要赞美。赞美是空洞的口号，连农民自己都不知所云。”赵玉顺和袁贞贞在书中写道。他们发现，许多城市里的人对农村的看法容易走极端、标签化，要么认为农村是穷山恶水，要么认为是世外桃源。“其实真实的乡村生活，各种情况都有。它会有舒服的一面，也会有无奈的一面。”他们扛着相机，继续记录那些大多数人不曾到过的村子，希望让城市里的人看到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中国村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