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北大美学通识课》里，收录有朱良志教授的一篇长文。教授从“无言”“对话”“孤独”“平宁”“平等”等方面切入，构画出了八大山人艺术中的生存的智慧。
夏日午后，烦事无扰，我与教授在室中畅谈。言及八大山人、石涛与倪瓒等古代艺术家，教授总是可以深入到画者精神与生命的核心层面，谈到美学研究与美育工作，教授又展现出了严谨细致与希望满怀的一面，而对于自己的研究，他淡淡地说道：“我的学术比较浅，希望我的文章能够让人读懂。”朱教授的谦逊与平和，使我动容。
无论治学还是为人，每次向教授求教，我都获益良多。这份获益，特与大家分享（去到文末，可购《北大美学通识课》）。
以下是我与朱良志教授的对话内容：
莫：在《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里，您讲的是《八大山人艺术中的生存智慧》。艺术史中，宗室画家不在少数，处在朝代更迭时代的宗室画家，亦时有出现。相较同样是宗室画家的石涛，八大山人有哪些不同？
朱：朝代更替，家族和个人都处在漩涡中，他们大多命运坎坷，理想的翅膀也被折断了。
八大山人与石涛的不同，在于生活背景和身体状况的不同。1645年，朱亨嘉（石涛父亲）称帝的时候，石涛只有四岁。后来，因为时局变动，朱亨嘉被同宗之人杀死，石涛被抢救出去，掩盖身份，离开桂林去到武昌，最后寄居在寺院里。明清转换时，石涛的年龄比较小。八大山人出生于1626年，生活在明末王府中，从小准备科举。清兵打入南昌，八大山人近二十岁，已经成年，很难隐瞒身份，于是，他去到深山，躲藏了起来。对比来看，八大山人的早年生活是完整的，石涛是不完整的。
有一段时间，八大山人处于癫狂状态中。癫疾发作，他不能左右自己的身体，经常食不果腹。总的来说，八大山人的身体不好、生活艰难，石涛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回到南昌的1680至1684年，是八大山人生命中最苦的阶段。南昌城中，曾经的王府被夷为平地，家人大多死去，他生活无望，十分痛苦。八大山人在这个时期的作品非常少，并且非常极端。大致是1685年之后，他把过往的痛苦、遗民的情感，化为了对人的命运的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并不是对旧王朝、王孙身份和逝去的时代念念不忘，如果仅是怀念过去，八大山人只能被称为遗民画家，然而，他创作于1689年至1705年——八大山人创作的高峰期，其流传至今的大量作品，大都属于这个时期——近20年间的作品，很广阔地涉及到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他把对旧朝的回望和自己理想破灭的经历，转换成了对人的命运和尊严的思考。他认为明王朝的覆灭有必然性，王孙身份并非是必要的追求，人的生命厚度才是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八大山人走进了更加纵深的地带。
八大山人和石涛，都是前朝遗民。关于遗民，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现在的遗民观念，仍受上世纪中叶之后以汉民族为叙事主体的思想影响，今天的艺术史研究应该走出来，我们应当深入到个体的内在命运中，做真实考察，不能作贴标签式的研究。就像八大山人，我们不能只把他当作遗民画家来研究，如果他的画都是在隐喻旧王朝和王室身份，他的作品不会精彩。八大山人画作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人的内在尊严的叙述。石涛也有类似的思考，但表现的强度不同。
莫：八大山人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晚明时期。我们都知道，明代晚期，狂禅之风盛行。狂禅或禅悦思想是否对他有影响？
朱：当时，他还没有去到寺院，但禅宗思想一定是融在他的生活中的。八大山人的祖父和父亲都喜欢禅。曹洞宗的中心在江西，许多宗师级人物在南昌活动，那时的逃禅之人非常多。曹洞宗主张单刀直入，强调对人的真实情况的发现。曹洞宗应是对他早年思想的建立有一定影响，但真正形成体系，还是在他进入寺院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讲，八大山人可以被称为禅宗艺术家，禅对他的影响是致命性的。当然，儒学和道家哲学也有影响到八大山人。
莫：《北大美学通识课》里，“无言”这一章节，非常巧妙。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超越身体和知识，体验生命的真实，构成了八大山人的独特美学？
朱：这是八大山人作品中最有特点的一个方面。八大山人在1685年后创作的作品，有一种沉寂、静默的气氛。八大山人始终在追求这样的境界。那种沉默的，那种无言的，那种在静寂中追求世界活泼的，那种将秩序打乱并重新构造的时空，给人一种陌生感。
中国文化中，有崇尚“不言”的一面，古人讲“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老子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庄子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儒家哲学也强调静默思想，如“天何言哉”“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不言”有三层意思。一是对知识本身的反思。“言”在一定程度上是知识、秩序的外在规范，是一种理性传统。这种理性传统、秩序、言说，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的生命需要？人类的知识发展或文明进程，与人的真实欲求往往相反，知识构造出来的大厦越宏伟，知识阴影中的人，会变得越痛苦，如董其昌的总结：“知一字是众妙之门，知一字又是众祸之门”。从先秦时期开始，古人就形成了对语言和文字所构造的知识系统的反思。对知识进行反思，不是反对知识，也不是提倡蒙昧，对知识和文明本身的反思，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中国在这方面是走得比较远，艺术家也通过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多层次、高价值的表达，其中就包括八大山人。二是对人的体验性的思考。这是八大山人一生追求的方向，也是禅宗尤其是曹洞宗所强调的。晚年的八大山人把“哑”当做自己的符号，“哑”强调的是言语之外的真实心灵体会。今天，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我们说得太多了，我们体会得太少了，我们几乎是被挟持到人群中间，滔滔不绝地诉说，重复着相同的语言。长此以往，人会变得空洞，人的真实体会被外在照本宣科式的仪式性的东西绑架而去。八大山人渴望真实的交流和真实的体会，如我在《北大美学通识课》中提到的《巨石小花图》，讲的正是超越外在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对话的真实。人的真实生命感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具有真实感，世界的冰层才能被打破，人类才能从虚与委蛇中走出来。今天，我们在审美教育中主张重视感性、重视自己独特的体会，没有真实体会的作品，无法感动人。我们还应该重视交流和交心，在信息传递如此周到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流变得越来越奢侈，所以第三点就是，交流应该从仪式化中走出来。这三个层面，反映出了八大山人“无言”的智慧，它们时常感动着我，甚至影响到了我做人的方式。
莫：您刚刚讲到的这些，读者一定会有共鸣。今天的网络上，信息繁杂，我们看到了很多信息，发出了很多信息，但真正走入内心的深度交流，反而越来越少。
朱：对，我们的交流工具如此发达，可以交流的内容却越来越少。网络逐渐同质化，缺少真实体会的尺度，生活越来越单调。没有体验，人就没有力量、没有深度；缺少真实性，人的生命质感就会下降。八大山人在当今仍然具有影响力，不仅是因为他的笔墨出色，还在于他有深邃的思想，且思想具有可及性。
莫：在《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中，您通过“无言”“对话”“养生”“孤独”“平宁”“平等”等多个方面谈八大山人，其中，“养生”是指生命的颐养，“平等”被您称作八大山人思想的灵魂。八大山人画作中体现出来的这些思想与意识，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重要。八大山人的思想，是否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朱：八大山人的思想，具有凝练性。这些思想，在不同的人中，有不同的体现。在他个人身上，有比较集中的体现。他的思想，来自儒、释、道三家，但又超越了三家。他有自己独特的体会，并凝练出了中国传统智慧中做人做事最重要的东西，例如有虔诚的心、静默的内在体会、平等的情怀和自我尊严。
读八大山人，是一个慢慢体会的过程。就像平等的情怀，平等不是理性的斟酌，而是没有高下尊卑干扰的心境。万类众生平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世间每个存在都有其必然的因缘。八大山人的平等观念，不是要争取回自己家族的地位，而是对整个人类、对众生存在的体会。这种体会，贯彻在他晚年的笔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画中的每一个存在，都有它的自信和尊严。
莫：我再向您请教几个美学和美育方面的问题。《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以美学为线索，在您看来，美学与美术史有哪些不同？
朱：有人说我是艺术史学者或者美术史学者，也有人说我是在作美学研究或者艺术哲学研究。实际上，我对于自己的学科定位还没有搞得很清楚，但我可以大致意会出美术史研究和美学研究的一点区别。首先，美术史研究和美学研究都会涉及到绘画问题，如笔墨、意象和风格，两者也都会涉及到艺术家的社会状况等问题。它们的重要区别在于，美术史侧重于风格、历史的演进，美学侧重于捕捉人和绘画中的精神价值和生命体会。比如倪瓒，作为美术史的研究，会强调在元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形成了这样的风格，风格是其研究的核心问题。美学研究不是这样。美学研究会探讨倪瓒画中对人的存在问题的呈现，及其对艺术核心精神的理解。事实上，美术史研究和美学研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有在细微之处，有一些区别。
莫：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美育为何仍然重要？美育的意义是什么？
朱：人应该有信仰。世界上，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很多，我们国家是世俗性的社会，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宗教观念比较淡薄，宗教感相对较弱，所以有人会说，中国人是一个缺少信仰的民族，甚至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是一种误解。中国人是有信仰的，这种信仰不是对某个神性的外在赋予的神秘力量的信仰，而是对人的存在信心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家庭宗法制的背景中形成，是对生命本身的承传、对精神道德的内在传递，是中华民族的活的血脉。我们是非常重视人的生命信心的民族。
1917年，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在那个变化巨大的历史时期，也有人提出用宗教拯救人心。蔡元培着墨不多，但他洞察到了宗教的内在缺点。宗教的集团性、占有社会资源和干扰社会政治的可能性暂且不讲，最主要的原因是，蔡元培认为宗教的非世俗性，与中国以儒家为中心的世俗性社会，不是特别兼容。宗教重视人的精神提升和淡化目的性等宗旨，没有任何问题，但它易削弱社会活力，对人的现世生活有影响。如果消减了人的内在动能，每个人都变得老神在在，不重视今生，只重视来世，把生活的驱动力变成遥远的外在神性力量，社会是会失范的。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在今天仍有价值。美育不仅仅是艺术教育，更是基础，其最重要的部分是恢复人的精神力量，恢复人的青春活力，恢复人的本真性。蔡元培认为，本真性是最有力量的存在。他讲，过去是“儿童受教育——成人”，现在是“成人受教育——儿童”。美育是一种童真教育，是使人回到本心、本初，使人回到最真实状态的教育，是一种舒缓人心的教育，是使人与人之间形成汇通力量，形成昂扬社会动力的教育。美育也是一种恢复青春气息的教育。清末民国初年，社会老气横秋，蔡元培的主张和观点，体现出了美育所追求的弘毅、青春、活力以及童心精神的重要性。
“成人受教育——儿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我们不要总是老气横秋，不要总是试图凭过往经验或陈词滥调征服人，社会需要活力。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之所以依然重要，是因为它重视世俗性，重视人的真实生活，而不是空谈。他主张从中国古代的实学中汲取力量，而非沉迷在玄奥的虚谈中。蔡元培提出的美育，是要从现实本身、从世俗本身出发，建立对青春、活力和创造性的信仰。通过美育，打通人与人之间的障碍，使人能够相互联通，形成社会活力和社会正向态；通过美育，缓解人们心中的紧张情绪。《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可以反映出北大美学长期以来对社会的关怀。像北大的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邓以蛰先生，都强调人要关心社会、关心民生。学习美学并不是学习美学学术本身，而是唤起人的青春活力、理想状态。
莫：北大是美学和美育研究的重要阵地，您刚才提到了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几位先生，您自己也长期从事相关工作。在您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最让您印象深刻的研究或项目是什么？
朱：北大美学有自己的传统，美的学术是基础，另外还要讲清楚学科和学理等相关问题。北大美学不喜欢高头讲章式的研究，比如朱光潜给年轻人的回信、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都是在关心时代、接近民生，都是在使美的学术与人能够建立联系，这是北大美学中心成立二十年以来的重要传承。
我的学术比较浅，但我还是始终注意自己的论述方式，我希望我的文章能够让人读懂，同时触及到实际问题，我反对将概念套来套去，与实际生活脱节。虽然我研究中国古典艺术，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人和今人都是活生生的人，我们有共通性，所以，我需要把有价值的美的东西阐述出来，与大家分享。比如我在《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中写到的“快雪时晴”，我希望可以将朗畅的、活泼的精神状态释放出来。一个美的世界，永远是可以安顿人心的，当然，这种美不仅是形式上的美。
如果说北大美学中心在做什么，我想应该有两点。一是，我们对学理本身作了系统化的扎实的工作；二是，面向大众书写，延续朱光潜先生、叶朗先生和张世英先生等前辈的精神。至于举行了多少次学术会议、进行过多少交流，不是最重要的，阐述清楚学理，写作上写到人的内心去，这是重要的。北大在这方面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以上，仅是我与朱良志教授对话的部分内容（版权保护，禁转载文字、视频使用），关涉八大山人的艺术、美学与美育，关涉《北大美学通识课》一书。
受访者：朱良志，北京大学文科一级教授。
采访者：莫一奥，艺术史研究者，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