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15日，法国西南部小城普瓦提埃，一个外科医生家庭迎来了第二个孩子。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外科医生，母亲也是书香门第。这个孩子被取名为米歇尔·福柯。没人想到，一百年后，这个外科医生的儿子会成为整个人文社科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思想家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他办了“福柯世纪”研讨会，里斯本大学召开了“人之死后”国际会议。
一个去世了四十二年的人，比大多数活着的人更忙。
福柯与父亲的关系很差，他没有遵照父亲的意愿学医，但他后来对疯癫、临床医学、精神病学的分析，处处透着那个外科医生家庭的影子。他研究医学话语如何把“不正常”的人圈出来、分类、规训，这些东西他从小就在饭桌上见识过。中学时代赶上维希政权，法国被占领的微妙局势让他过早嗅到了权力的味道。高师时期的福柯已经显露出“极限体验”的倾向，用剃刀割自己的胸膛，宿舍里贴满戈雅的受难画，自称在高师第一年有过两百多个男孩子，从1948年到去世一直有自杀行为。这些不是八卦，这些都是他思想的肉身。
1966年，《词与物》出版，福柯最艰涩的一本书，却让他一夜成为法国知识界的顶流。他在书中宣布：“人”是近代知识型的一个发明，必将随着知识型的翻转而消亡——“人之死”。
福柯的意思很简单：你以为你在思考，其实是话语在替你思考；你以为你在说话，其实是权力在通过你说话。所谓“主体”从来不是自由的、自主的，它是被知识分类、被权力塑造、被规训技术生产出来的一个产品。权力产生知识，知识也产生权力。没有知识，权力就无法实施；知识也不可能不带来权力。这套话术后来被全世界翻来覆去地引用，福柯的书被盘得比《甄嬛传》还包浆。
福柯的引用数据有多吓人？谷歌学术上，他的h指数达到237，引用量高达69万，在人文社科学者中常年位居榜首。有学者调侃说，感觉放个屁都可以解读为“生命政治的具身实践”，福柯养活了大半个学术界。
而在中国，福柯的接受史几乎就是当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切片。1984年福柯去世后三个月，《国外社会科学》首次编译介绍。1990年代初，多数人只能在地摊上淘到一本《性史》，研究福柯的专家汪民安就是在武汉马路边的地摊上花一块钱买到的。
转折点在1999年，三联书店同时出版《癫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引起轰动迅速脱销。到了2000年前后，几乎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生都知道福柯了，因为如果对福柯一无所知，就会被同学嘲笑。从2000年到2010年，讨论福柯的论文从不到30篇暴增到六百多篇，覆盖了除经济学之外几乎所有社科和人文学科。
这就要说到汪民安那句让人想笑又笑不出来的话了：福柯在中国，无处不在又毫无影响。
说“无处不在”，是因为每个文科生的论文里都要引用几句“权力/知识”“规训”“谱系”，豆瓣福柯小组人数接近一万，远超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说“毫无影响”，是因为没几个人真的读懂了他在说什么，更没几个人敢把福柯的刀对准自己所在的体制。福柯那些艰深的东西，比如《词与物》里的话语形成理论、晚年“自我技术”和近年西方热议的“生命政治”，理解的人估计不多。
有中国学者指出，福柯在中国至少还有半个处在沉睡状态。我们的大学有自己一套根深蒂固的机制，新思想进入后不是去改变大学的保守状况，而是被大学的保守状况改造了、庸俗化了。福柯在法国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代表学院哲学最高水准；到了中国，却成了挂在嘴边、论文里引用却从未被真正消化的话语装饰品。
福柯本人对此大概不会意外。他早就说过，对一个思想家，任何真正的重述，都必定是对这种思想的一种发展。而那些把福柯当装饰品的人，恰恰证明了他关于“话语如何被收编”的理论，你引用了我的概念，恰恰是在用我的概念证明我是对的。福柯生前经常追问的那个问题——“我们何以成为现在的我们？”，在算法代替了圆形监狱瞭望塔的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
一百年过去了，福柯的书被盘得包了浆，他的概念被引用了上百万次，豆瓣小组里挤满了谈论他的年轻人。不过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福柯说了什么”，而是知道了这些之后，你打算怎么办？福柯给不出答案，他从来不给答案。他只是把刀递到你手里，然后告诉你刀刃在哪里。至于你是拿刀去解剖世界，还是把它挂在墙上当装饰品，那是你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