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带高管插秧、雷军过早摆拍、韩红首映要情面、王石上书网信办（好冤，就差喊青天大老爷）——四件大佬级热点扎堆刷屏，差点以为时间线出了什么bug。这些举动，细究说起来情有可原，大佬们都有初衷，其实认真看上下文，都是过去一如既往的风格。换个时代，多半能收获一波真诚共情，甚至稳稳接住流量。可如今舆论截然相反，不少人直言难以共情，满是抵触与不解。评论区的画风，从“大佬好接地气”变成了“这什么意思？”不是大佬们变了，是民情在变。不少评论说，大佬失去了真人感，失去了对底层的同情。当然不错。但这只是表象。核心底层因素，大家都心知肚明，却不会真说——毕竟写字的和这些大佬处境，不无类似，都在谨小慎微。隔靴搔痒，聊胜于无嘛。徐瑾经济人随便吐槽，不喜勿喷，各位公关朋友不要费力投诉了，更多加我微信xujin2023昔日洞悉时代人心的大佬们，为什么突然表现得失去了部分的民情，这或许要从大佬们兴起说起吧~一部上行的电梯里站着三个人：一个不停原地跑步，一个全程做俯卧撑，还有一个拿头反复撞墙。电梯一路升到顶楼，旁人问三人是怎么抵达高层的。他们后来都成了大佬，四处分享成功学、讲述奋斗故事。他们忘记了，或者说选择性忘记了，电梯是怎么来的。逻辑丝滑的叙事，有时就像美剧《西部世界》中的没有觉醒的npc生活，过于完美而不真实。人类极度擅长事后叙事，把偶然的运气包装成必然的努力。
幸存者们总是能讲出一套完整的逻辑，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为某种特质或方法，却对沉默的失败者——那些同样拼命跑步、做俯卧撑、撞墙，却被困在一楼的人——视而不见。这不是谎言，这是人类大脑的默认程序：我们天生不会讲概率，只会讲故事。要理解大佬们为何能短暂地显得如此懂流量、懂底层，还得借一下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框架。弗格森在《广场与高塔》里区分了两种权力结构：高塔，是层级森严的制度权力；广场，是扁平流动的网络权力。人类历史大部分时间由高塔主导，但每隔一段时期，广场就会爆发，打乱高塔的秩序——印刷机是一次，互联网是最近的一次。互联网的崛起，本质上是广场的时代。监管放松，市场蓝海，人潮汹涌。一位科技圈高管曾对我直说：那个年代，人家压根不稀罕管咱，看不上。
在高塔尚未反应过来之前，广场上的玩家们占据了先机——他们定规则、建平台，创造了新的基础设施和共同世界。那时候的互联网企业家，显得格外特别。早年的首富们多是房地产商，有钱，但真正打心眼儿里尊敬的人并不多，当然，王石这样的蓝血是例外。互联网大佬则不同——他们懂技术，懂大众，懂流量，甚至懂得直接和普通人对话。采访企业家、吹捧企业家，曾一度是自媒体的一大流派。那个时候，大家相信大佬的话一定更有价值，听大佬的话，他的成功你可以复制。可是广场的时代从来不会永远持续。弗格森指出，每次网络爆发之后，高塔终将归来——有时更强大，有时以新的形态。广场上的赢家，未必能在高塔重建后继续呼风唤雨，因为两套游戏，规则根本不同。塔勒布还有另一个概念，值得在这里用一下：Skin in the game，皮肤在局中。虽然这句话和中文互联网烂大街的躬身入局有点像，但是又不太类似，这其实更强调风险责任共担。意思是：你的话是否可信，取决于你是否和听众承担同样的风险与后果。早年大佬们在广场时代崛起，与普通人处境有某种真实的共振——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可测、一夜巨变的可能性，大家都在同一片风浪里。那种共情，有真实的物质基础。如今不同了。多数大佬已然下场离局，登上高塔，财富早已兑现、转移、或沉淀成别的形态。他们的皮肤早就不在这个局里了。偏偏因为各种原因，他们还站在舞台上，操持着当年广场时代的腔调，谈情怀、谈底层、谈奋斗——而台下的人，每天面对的是真实的就业压力、真实的下行周期、真实的焦虑。这就产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不是大佬们表演得不够好，而是观众换了，剧本也换了。互联网的世界，或者说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如当年西部淘金热结束了，进入了西部世界。多数人是npc，都有自己的剧本和台词。大家也没那么天真了：知道有的人出生在罗马，而多数人就是牛马。更多的眼泪和同情，不如留给关门吃面的自己。很多人开始觉醒，这个游戏，不是为了自己而设。如果一场游戏从一开始就注定他们输，这场游戏对多数人而言，就毫无意义。据说，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是谁，他就自由了，但是大佬就算发现了，也很难随意退，毕竟不是普通人，所以很多人还是需要在下坡路上攀爬。曾经最懂底层、最懂流量的那批人翻车，说穿了是一个时间差的错位：他们的认知停在了广场时代的黄金时刻，而时代已经悄悄换了底层逻辑。他们以为自己还在做同一道题，其实考卷早就换了。这倒也并不奇怪。塔勒布说过，强健的系统不怕冲击，脆弱的系统才会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积累断裂。因此，广场时代积累的声誉和方法论，其实是脆弱的——它依赖于特定的土壤，一旦土壤改变，不仅无法加分，反而可能成为负资产。在这个时代，低调是很好的选项。高调是什么下场，最近已有现实案例，比如俞总，此处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