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storia
“现有制度的延续取决于能否让国家保持冰冻状态。只要春天稍稍暖和一些，一切都会崩溃。”
有些被认为高深莫测的东西，如果细究真相，往往会发现它愚不可及。
一
1873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弗拉基米尔·梅什切尔斯基（Wladimir Meschtscherskij）公爵邀请，出任《公民》杂志的主编。不久后，他因待遇问题与梅什切尔斯基闹翻，成了康斯坦丁·波别多诺采夫（Константин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的亲信。后者自1860年代便担任皇太子尼古拉·罗曼诺夫的私人教师，与皇室关系匪浅。尼古拉去世后，亚历山大三世又成了他的学生。1872年，波别多诺采夫成为枢密院成员。1880年，他出任俄罗斯东正教会最高领导机构——“至圣治理会议总检察长”，即东正教会的“宗教大法官”。[1]
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耶稣基督重新降临人间，“宗教大法官”却把他逮捕入狱。如果说，当时有谁是现实中的“宗教大法官”，波别多诺采夫便是。他是十九世纪沙俄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在政府内阁中扮演着“灰衣主教”的角色。[2]
讽刺的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波别多诺采夫年轻时曾是革命思想的支持者，还曾在赫尔岑主办的民粹派激进主义报刊《钟声报》上写过文章。在沙皇政府和教会里长期任职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开始拥护专制制度，主张镇压革命者和非东正教徒。
波别多诺采夫
除了领导东正教会之外，波别多诺斯采夫还在公共教育、民族问题和外交政策等领域的政府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并将自由民权运动描述为破坏俄罗斯民族和宗教团结的敌人。他连续担任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两位沙皇的导师，深受其信任。由于沙俄皇室的父系血统来自德意志的荷尔施泰因，历代皇后也都是德国公主，波别多诺采夫便着力于灌输大俄罗斯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思想，把未来的沙皇改造成“真正的俄国人”。后来，尼古拉二世已经不能掌握德语，与德皇威廉二世要用英语交谈。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身亡。学生亚历山大三世登基之初，波别多诺采夫就大做文章，为其撰写了4月29日的“帝国宣言”，正式名称是《关于专制不可侵犯性的宣言》（Манифесто незыблемости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3]1881年7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首次以沙皇身份访问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其中的思想和用词又出自波别多诺斯采夫：“……在莫斯科，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合法君主的忠诚从未消减；在这里，俄罗斯人民始终坚信，任何与俄罗斯沙皇及其合法权威为敌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是祖国的敌人。在这里，在上帝眷顾俄罗斯的鲜活见证中，我充满了对上帝帮助和战胜不法敌人的新的希望。……”[4]
列宾笔下的波别多诺斯采夫油画局部
在列宾于1901年绘制的油画《国务委员会会议》（Торжественноезасед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овета）里，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一个面目模糊，但仍然能看得出表情紧绷的瘦削老者。俄罗斯神学思想文化史研究者格奥尔基·弗洛罗夫斯基（ГеоргийФлоровский）认为：“波别多诺斯采夫以他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位民粹主义者或本土主义者。这使他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5]
在俄国虚无主义和左翼恐怖活动泛滥的背景下，波别多诺采夫跟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变成了政治上的反动派。在这位大法官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敢于说出“俄国真相”的作家。[6]反过来，陀氏也和这位大法官一样深信，俄国上层社会流行的否认上帝存在、公然“亵渎神灵”的风潮，是造成俄国当今社会所有丑恶现象的根源所在。在1879年5月19日的函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波别多诺采夫更是主张，实现社会和谐则意味着必须维护好政治及宗教团结的集体责任，因此他声称对俄罗斯国民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密切监督是必要的。
波别多诺斯采夫抵制自由主义，根据1915年出版的《格兰纳特百科词典》第32卷的匿名作者的说法，“他是反动派的先驱，而对手的领袖是他的前任——德米特里·托尔斯泰（ДмитрийТолстой）伯爵”。[7]
二
托尔斯泰伯爵是前任宗教大法官，也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堂叔，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以锐意改革而闻名，试图在教会里引入世俗主义。1865年，他被任命为圣主教公会首席检察官，1866年被任命为公共教育部长，并一直担任这两个职务直至1880年。在托尔斯泰的领导下，创办了历史语言学院（1867年）、华沙大学、新亚历山大农业学院（1869年）、莫斯科女子高等学院（1872年）以及托木斯克大学（1878年）。
前任“大法官”德米特里·托尔斯泰伯爵
作为公共教育部长，托尔斯泰伯爵于1871年对中学教育进行了改革，改革内容包括将大量数学引入课程，同时大幅增加文理中学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学。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深入思考的能力，从而防止肤浅的激进思想的传播。但是，不学无术的沙俄权贵子弟对此十分不满，因为课程变得复杂，他们无法通过考试。
在沙俄时代，东正教会掌握教育大权，而托尔斯泰伯爵试图用古典文化教育代替宗教灌输，并用明确的法律管理教育部门。1867~1869年，在托尔斯泰伯爵的领导下，宗教教育机构一度被改组为精神部门，只具有指导作用。托尔斯泰伯爵试图把学校规范化管理，1872年颁布了城市学校条例，1874年颁布了小学条例，为了监督这些学校，他在1869年设立了公立学校督察的职位。托尔斯泰伯爵向沙皇和政府解释，完善教育体系，是为消除学生前往欧洲大学学习的必要性，从而防止“革命毒害”从欧洲蔓延。
自莫斯科大公国时期以来，农奴就以宗教或民族为旗帜反抗领主和官吏。民智开启后，民粹思潮愈演愈烈。原本就对俄国封建落后的现状不满的人们，接受了来自欧洲的法国大革命思想，更是对君权神授、正统主义产生了怀疑甚至蔑视。与托尔斯泰想要靠“开启民智”来抵消激进主义相反，波别多诺斯采夫认为，教会和信仰是国家的基石：“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是国家和公民生活中一切法律以及一切真正文化的精神基础。正因如此，我们看到，那些最敌视公共秩序、最彻底否定国家的政党，首先宣称宗教只是个人私事。仅关乎个人和私人利益”。[8]
波别多诺斯采夫把旧俄罗斯的生活高度理想化：农民的道德和宗教生活，以及国家和教会对他们的父权式监护。他试图在公共教育中恢复宗教原则：在神学教科书《教会分裂前的东正教历史》（История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до разделения церквей）的序言中，他写道：“如果在思考‘教会历史’时，想到的是死记硬背按某种顺序排列的已知事实，那真是令人悲哀和愤慨……教会历史不仅应该铭刻在记忆中，更应该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作为一部充满苦难的神秘历史，为了伟大而无尽的爱。”[9]
然而，这位大法官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体现所谓的“伟大而无尽的爱”。他试图将革命者的激进思想归咎于西方的思想传播，归咎于法国大革命的“遗毒”，后来又指向更具体的对象——“犹太人”。他的“嘴替”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并没有将犹太族群当成一种正常的文化和社会现象，而是从自己的“俄罗斯理念”出发，将犹太人单纯地视作一个负面形象的代表，为其贴上诸如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贪婪狡诈等标签，并以此将其眼中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都推到了这个少数族裔身上。[10]
德国研究者安德里亚斯·古斯基认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的反犹政策以及1880年代至1900年代对犹太人的迫害做了思想上的铺垫”。[11]
而波别多诺斯采夫将反犹付诸实际，想用犹太人来杀鸡儆猴，吓退其他革命党。他表示，帝俄政府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目标就是“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死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离开俄国，最后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被周边人口彻底同化”。[12]
1897年的俄国人口统计资料表明，俄国境内的犹太居民人数为522万人，占总人口的4%。根据司法部的统计资料，在19世纪70年代的政治犯中，犹太人占比仅有4.3%~6%。但是，犹太人他们一直受到沙俄当局和社会的歧视和限制，往往沦为“替罪羊。”19世纪末，沙俄多地爆发反犹屠杀，例如1903年的基希讷乌犹太屠杀。20世纪初，在被捕的“政治犯”中犹太人占30%。[13]1881年至1914年间，仅美国一地就有多达200万至250万俄国犹太人逃亡至此。
尽管把一半的犹太人屠杀和赶走，但贫困和不公才是滋生革命和动荡的根源，作为主体民族的俄族依然要做革命党。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数据表明，在105名布尔什维克代表中，俄罗斯族占了近80%，而犹太人仅占5%~7%。
三
当西方国家蒸蒸日上时，沙俄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这位大法官也预感到专制制度的灭亡不可阻挡，就像无法阻挡春天到来、冰雪融化一样。
保守派报纸《莫斯科新闻报》在他去世之际吹嘘道：“1881年，他的影响力使俄国专制政权免于覆灭，而当时所有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都在从各个方面推动它走向毁灭。……1881年专制政权的拯救是他的历史功绩。”[14]然而，他却在20世纪初对尼古拉二世说：“我意识到，现有制度的延续取决于能否让国家保持冰冻状态。只要春天稍稍暖和一些，一切都会崩溃。”[15]
《卡拉马佐夫兄弟》插图：宗教大法官将耶稣带进牢房
波兰历史学家瓦利茨基的《俄国思想史》里却写道，在西方文明的视野中，俄罗斯长期是一片蛮荒之地。在彼得大帝改革后，才有了哲学的土壤。从横向来讲，由于土壤贫瘠，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不发达，灵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大行其道。从纵向来讲，每当对外扩张受挫时，神秘主义会大行其道。左翼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预言俄罗斯拥有相对于欧洲的“后发优势”，泛斯拉夫主义者们更是毫不掩饰的表达了对欧洲以及全世界的野心。[16]
俄罗斯思想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也属于这位大法官的圈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1873年便已相识，用他的哲学知识对陀的小说、波的说教进行了补充。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就读时，年仅二十岁的索洛维约夫为陀主编的《公民》杂志撰写过一篇题为《西方发展负性原则之分析》的文章。一年后，索洛维约夫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著名硕士学位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实证主义）》。但是，他自己的哲学未成体系，顶多能称为“思想家”。[17]
而波别多诺采夫最完整的世界观体现在1896年出版的《莫斯科文集》（Московскомсборнике）中。书中他尖锐地攻击了西欧国家的文化基础和政治结构原则，指责民主和议会制，称其为“我们时代最大的谎言”。他认为，普选滋生腐败的政客，降低统治阶级的道德和智力水平。[18]
这位大法官的观点常常前后矛盾，一边认为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相对于西方有优越性，一边对现实抱有悲观态度。另一个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写道：“波别多诺斯采夫是旧君主制俄国衰落时期的精神领袖……他对人和世界抱持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对人性完全没有信心，认为人性邪恶而微不足道。‘人变得卑鄙，人格消亡了。我环顾四周，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让我关注的人。’他对人类生命、对世界生命都抱有蔑视和贬低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延伸到了他作为圣主教公会首席法官所接触的主教们身上。……”
由于沙俄的权贵官僚荒淫无耻，人民愚昧无知，而“波别多诺斯采夫对人性的不信任，以及他对世界的虚无主义态度，使他得出了极其反动的结论。波别多诺斯采夫信仰上帝，但他无法将这种信仰转化为他对人和世界的态度。……他对人性充满犬儒主义的蔑视，认为只有将人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才能获得救赎。……波别多诺斯采夫坚信，纪律，即强制组织人民，是唯一的解决之道。”[19]
大法官虽然主张爱“具体的人”，却认为人民“必须被管起来”。而按照这样的标准，只有有权有势的人才能被看见，成为具体的人，才值得被“爱”。
[1]《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德]安德里亚斯·古斯基，强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2]A. Iu. Polunov,"The State and Religious Heterodoxy in Russia (from 1880 to the Beginningof the 1890s)". Russian Studies in History 39.4 (2001): 54-65.
[3]John Basil,"K.P Pobedonostsev and the Harmonius Society". Canadian-AmericanSlavic Studies 37.4 (2003): 415-426.
[4]Письма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ак Александру III. М., 1925, Т. I, стр. 349 (проект приложен к письмуПобедоносцева от 16 июля 1881 года; выделение — по источнику).
[5]Прот. ГеоргийФлоровский. VII.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Париж, 1937,стр. 410—412.
[6]Letopis’žizni itvorčestva F.M.Dostoevskogo. 3 Bände [Chronik zu Leben und WerkF.M.Dostojewskijs]：458。
[7]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Гранат. Т. 32, стб.382.
[8] ЦЕРКОВЬ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Части IV, V.Архивировано 31 марта 2009 год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http://www.wco.ru/biblio/books/pobedonoscev1/Main.htm
[9]«История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до разделения церквей». Изд. 3-е, Спб., 1895, с.1.
[10]McReynolds，Susan：Redemption and theMerchant God. Evanston 2008.
[11]《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德]安德里亚斯·古斯基，强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12]A. Dirk Moses.Empire, Colony, Genocide: Conquest, Occupation, and Subaltern Resistance inWorld History. Berghahn Books. 2008: 364
[13]张建华：《政治激进主义与近代俄国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04~305页。
[14]Памяти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а//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13 (26) 1907, № 59, стр. 2.
[15]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лава XI. ИмператорНиколай II // Книг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 Париж, 1933—1934. — (Библиотека«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ой России». Книги 37, 38, 48).
[16]《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波]安杰伊·瓦利茨基著，刘文飞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
[17]《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德]安德里亚斯·古斯基，强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18]Суржик О. С. К.П.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и памфлет на графа В.Н. Панина // Нов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2008. №17. URL:https://cyberleninka.ru/article/n/k-p-pobedonostsev-i-pamflet-na-grafa-v-n-panina(дата обращения: 31.08.2025).
[19]Н. 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1937) // Глава VI, 5. Архивировано 9 августа 2016года.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philos/berdyaev/berdn015.htm
作者Astoria为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史学硕士，曾翻译《巨兽：工厂与现代世界的形成》、《钻石黄金与战争：大英帝国、布尔人与现代南非的形成》等书。本文打赏均将交付作者。